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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中游的赤壁大破南下的曹操大军。这一著名的赤壁之战经过《三国演义》的生动演绎之后，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这一战正式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延缓了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统一进程，曹操自此专注于平定北方，孙吴站稳脚跟，而刘备阵营绝处逢生，成为最大赢家。
尽管战争的结果甚明，但极善用兵的曹操为何会在赤壁遭遇一生最大败绩，这一点始终众说纷纭。传统上多归结为曹军战士水土不服、急躁冒进，当然还有孙刘联军的决心与智谋，而近些年来的一些分析认为是曹操水军染上了南方的血吸虫病，以及洞庭湖一带在隆冬季节逆吹的东南风。
这些确实都可能是部分原因，但真正重要的一点却常被人忽视：曹操极有可能原本就没有真正准备要打仗。
如果不是在战前政治决策上出了问题，这场战争原本说不定就是另一番结果，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赤壁之战爆发前，曹操已经耗费十二年平定了河北、辽东。建安十二年（207）路过碣石时，他在观沧海后写下著名的诗篇《龟虽寿》，其中一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透露出他的心境，年已52岁的曹操意识到自己步入晚年，但或许也正因此，他更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不难想见，第二年荆州牧刘表的病逝，对曹操来说是达成这一政治理想的有利时机。
出征荆州在起初极为顺利。刘表病逝后，荆州内乱，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刘表幼子刘琮为主，这些人面对南下的曹军全无抵抗之力，举州迎降。从兵法上说，这是最好的结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正如韩国学者金文京指出的，这一意外事态“在无形中打乱了曹操的计划。按曹操原来的计划，此次南征只是针对荆州而来的，并没有把孙权当作讨伐的对象。……荆州不战而降，使曹操产生了非分之想，他决定乘机讨伐孙权。”
在此有必要咬文嚼字一下：曹操当时想的是“讨伐”孙权吗？确切地说，恐怕他真正想的是以自己的强大实力为后盾，压孙权效仿刘琮不战而降，何况他还挟天子之命的正当名义（所谓“奉辞伐罪”）。这也解释了曹操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兵力夸大了至少一倍到八十万，因为这更能威慑对方放弃抵抗。
从战前的形势看，曹操对孙刘联军的兵力优势约为五比一，确实占据极大优势。但耐人寻味的是，曹操九月就攻下荆州，完全接收了其庞大的水军，从荆州到赤壁的长江段不过500公里，顺风水急时几天就能抵达；但直到十一月赤壁之战的两个月里曹军迟迟未沿江东下攻击孙吴，而是展开了劝降，这与他此前一日夜急行军三百里追击刘备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肃、诸葛亮等人才有余裕展开频繁的外交斡旋。
当时孙氏盘踞江东虽然已经第二代，但孙权是在父兄意外身故后才年少临危受命，主政也不过八年，其兄长孙策遇刺而亡时东吴内部都根基未稳；至于刘备那支不满万人的小部队，在新野、长坂坡等一系列战役中已被击溃，可说无足轻重。虽然《三国演义》中大肆渲染刘备阵营，但显然曹操并没有将之作为主要敌手；这一点孙权也心知肚明，因而在决意开战时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在这番话里，孙权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刘备，证明他也不把刘备视为曹操的主要对手，因而和曹操一样将局势视为曹孙对决。
东吴之所以与远为弱小的刘备一方结盟，只是因为一个战术原因：短期内东吴兵力无法调齐，而刘备、刘琦这一方刚好可以补上。
因此，从战前局势来看，曹操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他面临的是分散而弱小的对手。吊诡的是，正是曹操自己的威胁给了他们团结起来的理由。孙刘两家在赤壁战后迅速走向敌对，因为他们的共同威胁已经消失。但在赤壁战前，正如张磊夫《国之枭雄：曹操传》中谈到的，曹操“已经设法渡过长江建立了桥头堡，可以使敌军陷入混乱，他也很可能正在就此进行谈判。孙权和刘备以前从未有过密切的联系，而荆州的人民对他们长期的敌人孙氏家族也没有什么好感；有理由认为这一不稳定的联盟可能会产生分歧”，因此虽然后来战败，“但是，曹操行为的前提却并不一定有差错”。
对一贯注重《孙子兵法》的曹操来说，在大军压境后转向劝降是很自然的想法，因为春秋战国以来的兵法本就强调一种大战略的艺术，战争被认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外交活动，所谓“先礼后兵”。从他在东吴群臣、将士中引发的普遍恐惧看，他的震慑战略原本差不多是奏效的。这也是他那一辈的政治人物所理解的战略博弈：事已至此，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
赤壁之战时，曹操53岁、刘备47岁、张昭52岁，他们都是在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前就已成年的一代，对东汉末年的政治游戏有着相似的理解，因此在看到这一局势后，刘备本已决定放弃，只是他清楚曹操无法容下他，因而打算远投苍梧太守吴巨；东吴的张昭同样认为孙权投降曹操才是上策。实际上，刘琮的投降也是舅舅蔡瑁等老臣主导的。曹操曾对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耳！”然而对孙权，直到赤壁之败四五年后，口气中仍然是把他当作儿子一辈的：“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曹操刚好与孙权的父亲孙坚同岁，孙权不过是在父兄先后去世后才临难受命。
也正因此，曹操大大低估了年轻一辈的激烈反应：孙刘联军一方主战的都是年轻人，此时鲁肃36岁、周瑜33岁、诸葛亮27岁，孙权则只有26岁，其中最大的鲁肃在黄巾起义发生时也才12岁。
他们都是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可说更坚定地适应乱世中的生存法则。曹操心里想的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谈判，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权威，没想到他虽然成功地激起了对方的恐惧，但这不是让他们屈服，反倒走向更激烈的反抗。曹军压境，孙权也“大惧”，但却不肯降。这就像警匪片里警察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本来旨在敦促对方无条件投降，但有些极为悍勇者却选择宁死不屈、绝地反击，反倒让那些认为他们笃定会投降的警察措手不及。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曹操轻敌，更重要的是双方本来对权力政治的理解、对战争的预期都不一样。
结合后世的几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公元612年隋炀帝征调113万大军征伐高句丽，结果大败而归，童岭在《炎凤朔龙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征讨高句丽，隋炀帝本来的出发点就不是打，而是通過军事仪仗式的大型演习，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1868年决定德川幕府命运的鸟羽伏见之战中，幕府军的兵力是倒幕派新政府军的三倍，但却大败，正如三谷博指出的，“旧幕府军主要目标是夸耀势力、威吓京都，而萨长一方却为战争赌上了命运。这样的两军相遇，其结果就是新政府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胜利。”
就此而言，赤壁之战是一系列战争的缩影。禹征三苗、周昭王伐楚、淝水之战、永乐帝伐安南等等，都带着类似的权力政治影子：一方从大义名分出发实施惩罚性的远征，而方法是试图通过公开展示权威来使对方顺服，但这种顺服乍看像是对方“理亏”而屈服，本质上却往往是因实力悬殊。这还是在双方的政治预期一致、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否则如果对方不服，放手拼死一搏，就很可能出现难堪的局面。
选自《大家》
尽管战争的结果甚明，但极善用兵的曹操为何会在赤壁遭遇一生最大败绩，这一点始终众说纷纭。传统上多归结为曹军战士水土不服、急躁冒进，当然还有孙刘联军的决心与智谋，而近些年来的一些分析认为是曹操水军染上了南方的血吸虫病，以及洞庭湖一带在隆冬季节逆吹的东南风。
这些确实都可能是部分原因，但真正重要的一点却常被人忽视：曹操极有可能原本就没有真正准备要打仗。
如果不是在战前政治决策上出了问题，这场战争原本说不定就是另一番结果，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赤壁之战爆发前，曹操已经耗费十二年平定了河北、辽东。建安十二年（207）路过碣石时，他在观沧海后写下著名的诗篇《龟虽寿》，其中一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透露出他的心境，年已52岁的曹操意识到自己步入晚年，但或许也正因此，他更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不难想见，第二年荆州牧刘表的病逝，对曹操来说是达成这一政治理想的有利时机。
出征荆州在起初极为顺利。刘表病逝后，荆州内乱，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刘表幼子刘琮为主，这些人面对南下的曹军全无抵抗之力，举州迎降。从兵法上说，这是最好的结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正如韩国学者金文京指出的，这一意外事态“在无形中打乱了曹操的计划。按曹操原来的计划，此次南征只是针对荆州而来的，并没有把孙权当作讨伐的对象。……荆州不战而降，使曹操产生了非分之想，他决定乘机讨伐孙权。”
在此有必要咬文嚼字一下：曹操当时想的是“讨伐”孙权吗？确切地说，恐怕他真正想的是以自己的强大实力为后盾，压孙权效仿刘琮不战而降，何况他还挟天子之命的正当名义（所谓“奉辞伐罪”）。这也解释了曹操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兵力夸大了至少一倍到八十万，因为这更能威慑对方放弃抵抗。
从战前的形势看，曹操对孙刘联军的兵力优势约为五比一，确实占据极大优势。但耐人寻味的是，曹操九月就攻下荆州，完全接收了其庞大的水军，从荆州到赤壁的长江段不过500公里，顺风水急时几天就能抵达；但直到十一月赤壁之战的两个月里曹军迟迟未沿江东下攻击孙吴，而是展开了劝降，这与他此前一日夜急行军三百里追击刘备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肃、诸葛亮等人才有余裕展开频繁的外交斡旋。
当时孙氏盘踞江东虽然已经第二代，但孙权是在父兄意外身故后才年少临危受命，主政也不过八年，其兄长孙策遇刺而亡时东吴内部都根基未稳；至于刘备那支不满万人的小部队，在新野、长坂坡等一系列战役中已被击溃，可说无足轻重。虽然《三国演义》中大肆渲染刘备阵营，但显然曹操并没有将之作为主要敌手；这一点孙权也心知肚明，因而在决意开战时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在这番话里，孙权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刘备，证明他也不把刘备视为曹操的主要对手，因而和曹操一样将局势视为曹孙对决。
东吴之所以与远为弱小的刘备一方结盟，只是因为一个战术原因：短期内东吴兵力无法调齐，而刘备、刘琦这一方刚好可以补上。
因此，从战前局势来看，曹操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他面临的是分散而弱小的对手。吊诡的是，正是曹操自己的威胁给了他们团结起来的理由。孙刘两家在赤壁战后迅速走向敌对，因为他们的共同威胁已经消失。但在赤壁战前，正如张磊夫《国之枭雄：曹操传》中谈到的，曹操“已经设法渡过长江建立了桥头堡，可以使敌军陷入混乱，他也很可能正在就此进行谈判。孙权和刘备以前从未有过密切的联系，而荆州的人民对他们长期的敌人孙氏家族也没有什么好感；有理由认为这一不稳定的联盟可能会产生分歧”，因此虽然后来战败，“但是，曹操行为的前提却并不一定有差错”。
对一贯注重《孙子兵法》的曹操来说，在大军压境后转向劝降是很自然的想法，因为春秋战国以来的兵法本就强调一种大战略的艺术，战争被认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外交活动，所谓“先礼后兵”。从他在东吴群臣、将士中引发的普遍恐惧看，他的震慑战略原本差不多是奏效的。这也是他那一辈的政治人物所理解的战略博弈：事已至此，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
赤壁之战时，曹操53岁、刘备47岁、张昭52岁，他们都是在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前就已成年的一代，对东汉末年的政治游戏有着相似的理解，因此在看到这一局势后，刘备本已决定放弃，只是他清楚曹操无法容下他，因而打算远投苍梧太守吴巨；东吴的张昭同样认为孙权投降曹操才是上策。实际上，刘琮的投降也是舅舅蔡瑁等老臣主导的。曹操曾对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耳！”然而对孙权，直到赤壁之败四五年后，口气中仍然是把他当作儿子一辈的：“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曹操刚好与孙权的父亲孙坚同岁，孙权不过是在父兄先后去世后才临难受命。
也正因此，曹操大大低估了年轻一辈的激烈反应：孙刘联军一方主战的都是年轻人，此时鲁肃36岁、周瑜33岁、诸葛亮27岁，孙权则只有26岁，其中最大的鲁肃在黄巾起义发生时也才12岁。
他们都是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可说更坚定地适应乱世中的生存法则。曹操心里想的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谈判，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权威，没想到他虽然成功地激起了对方的恐惧，但这不是让他们屈服，反倒走向更激烈的反抗。曹军压境，孙权也“大惧”，但却不肯降。这就像警匪片里警察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本来旨在敦促对方无条件投降，但有些极为悍勇者却选择宁死不屈、绝地反击，反倒让那些认为他们笃定会投降的警察措手不及。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曹操轻敌，更重要的是双方本来对权力政治的理解、对战争的预期都不一样。
结合后世的几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公元612年隋炀帝征调113万大军征伐高句丽，结果大败而归，童岭在《炎凤朔龙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征讨高句丽，隋炀帝本来的出发点就不是打，而是通過军事仪仗式的大型演习，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1868年决定德川幕府命运的鸟羽伏见之战中，幕府军的兵力是倒幕派新政府军的三倍，但却大败，正如三谷博指出的，“旧幕府军主要目标是夸耀势力、威吓京都，而萨长一方却为战争赌上了命运。这样的两军相遇，其结果就是新政府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胜利。”
就此而言，赤壁之战是一系列战争的缩影。禹征三苗、周昭王伐楚、淝水之战、永乐帝伐安南等等，都带着类似的权力政治影子：一方从大义名分出发实施惩罚性的远征，而方法是试图通过公开展示权威来使对方顺服，但这种顺服乍看像是对方“理亏”而屈服，本质上却往往是因实力悬殊。这还是在双方的政治预期一致、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否则如果对方不服，放手拼死一搏，就很可能出现难堪的局面。
选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