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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主席即将赴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突赴北京与王岐山副总理会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办在即,近期中美间的频繁互动,使处于阴云之中的两国关系出现了小幅上扬。但中美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加之贸易失衡和汇率争议,未来两国关系并不明朗。
抛开外交政治的习惯思维,基于各自国情和利益诉求,尝试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待中美两种不同的模式,并做出选择,或可别开生面。
在两国领导人最近的通话中,传统的政治性议项,如台湾和西藏问题依然排在首要位置,在核议题上双方可能达成一致的控核意见,而汇率问题上的争议表明了经济议题政治化的倾向,似乎也预示着两国并不会固守于之前的外交策略。这种改变的动机可能还是主要来自两国各自的国内压力,尤其是企业更愿意在哪一个国家经营的选择。
这种动机或将导致中美从内部改善政策,直接的外部矛盾由此被淡化。
无论如何,两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已大大加深。哈佛大学的弗格森教授以“中美国”(Chimerica)概括当下的中美经济的依存关系:一方面从货币角度看,中国借钱给美国消费;另外一方面从贸易角度看,中国输出商品给美国。这种模式的失衡使中美关系在汇率、贸易及美元储备问题上陷入了紧张而微妙的境地。但“中美国”这一称谓也表明,两者的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或有助于两国从各自经济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从而缓和政治焦虑。
宏观的外交政治分析容易忽略市场主体的行为,而后者才是中美经济关系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外交政治的分析也容易陷入将国家整体拟人化当成一个单一决策体,而忽视国家内部的多元利益博弈。
须知外交乃内政之延续,各国不同的内部政策会导致企业采用不同的策略,企业的行为实际上表明了要素对市场环境的选择。如果一个跨国公司愿意在中国加大投资,这或许说明中国的市场环境会为其带来高收益;反之则表明中国市场环境恶化,企业将会用脚投票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中国如何处理庞大的外汇储备等等争议,都或多或少忽略了企业的行为。如果不关注企业的具体行动,就无法理解中美之间的模式差异,也可能无法把握中美经济关系的未来。
尽管对美国的救市行动有不够及时大胆的评论,但危机期间资本流入美国不减反增证明了市场对美国的信任。而中国的救市政策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出现了诸多领域的“国进民退”现象,民营企业虽然实际上也有数量上的增加,但国有企业扩张的速度远远超过民企。而且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开始跨出国门并购海外企业。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延续了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还在拯救危机过程中表现抢眼,这似乎助长了“中国模式”成为未来一种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模式的可能性。
尽管从改革初期依赖外商投资到目前依靠国内企业供血,可以被看做改革成功的标志,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密结合,即“民企傍政府”以期获得政策扶持而确立“竞争优势”占据市场,往往越是这样的企业还越能获得政府的大量补贴以表彰其解决了就业难问题。然而其实质却是政府介入市场造成扭曲,很容易就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而权贵资本主义体制除了腐败和浪费之外,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妨碍创新。
一方面“国进民退”压制了民企的创新能力,导致民企在初具规模后转而寻求与权力形成紧密关系,甚至彼此竞争的就是不透明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最近一些外资企业对中国用脚投票,也表明所谓“中国模式”或徒具象征意义,若不转变恐怕不可持续。
从企业选择行为的角度去看,美国的商业环境更利于创新,为创新而配套的投融资体系完备,有助于激励和发挥企业家精神,这或许也是何以新生企业在美国能迅速成长的原因。这种激励创新的环境对中美两国企业都极具吸引力,也可成为中国政府借鉴的重点,这方面的制度参考与机制创新,双方有许多可谈论与合作的空间。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要持续发展,显然已不能再仅依靠巨大市场潜力、便宜劳动力或一些不公平的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外资。创造更有利于各类企业(不论外企民企)自由竞争、充分发展的投资与创业环境,亦是中国未来继续改革开放的关键性目标。
而创新需要开放的体系。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开放的中国,也会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增添亮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