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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个中文政治哲学从业者的身份和在场感，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翻译和写作与伯林思想的关联，除了以写实的方式记录自从中文政治哲学重新出发以来中国大陆思想和观念之争的某些环节和片段，更希望以某种“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作者本人对于伯林思想之潜力的理解；作者不但希望通过这种阐释重建当代政治哲学的谱系，而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伯林思想之于中文政治哲学思考的相关性，并进而在这个新的视界上对无论在中西政治哲学中都最具分裂性的“古今之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