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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钟华华的小说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凌辱，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关键词：钟华华小说 乡村苦难 人性视角
钟华华的小说关注变革时期的乡村社会，表现古朴乡村在变革中的阵痛。他从人性的角度，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凌辱，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展示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一、儿童视角：苦难的心灵烙印
钟华华小说的叙述角度主要是儿童视角。儿童视角应当是以童真为底色或背景，应当是清纯的、天真的角度。但是，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主人公的生活背景都使作品的叙述清纯不起来，天真不起来。作者从小体弱多病，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感受到生命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养成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儿童，都没有健全的家庭、健康的身心：或者如六指，父亲早逝，母亲外出打工，相依为命的老祖去世，他孤苦伶仃，连寄身的教堂也遭到拆毁的命运（《乌鸦停在黑瓦上》）；或者如《狗年月》中的“我”，母亲不堪父亲的折磨离家出走，我像狗一样低声下气地过日子；或者如心智不健全的“马大傻”，人们肆无忌惮地欺侮他，拿他作开心的材料（《一个傻瓜的悲剧》）。儿童是弱小的，没有人护佑的儿童是可怜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儿童是看不到希望的，受到凌辱的儿童是悲惨的。多重灾难的叠加构成作者笔下儿童叙事的苦难角度。他们以渺小的身躯沦落于滚滚红尘，以无助的眼光打量着鱼目混珠的社会，以稚嫩的肩膀承受着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受伤的心灵去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儿童视角给我们展示出五光十色的乡村生活镜像，展示出他们繁复而坚韧的心地。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也由于文化的准备不足，他们很难溶入快速发展的社会。于是，为了生存，他们采取了坚守的姿态：坚守童心，坚守家园，坚守心中的净地。这是无奈的固守，螳臂挡车式的挣扎。老祖去世，六指只有退守教堂。但是，土地开发涉及到教堂，神父选择了离去，修女小树选择了新的也是堕落的生活方式。而弱小的六指却选择了坚守，坚守到教堂轰毁的最后一刻。教堂是宗教的殿堂，代表着神圣，象征着信仰。因此，六指的坚守和教堂的轰毁有了象征的意味（《乌鸦停在黑瓦上》）。教堂坍塌了，高楼林立了，乡村城镇化了，生态失衡了，人们的心态呢，也浮动躁动了。修女小树顺应潮流的肤浅方式固然不可取，而六指顽强的坚守是否是通往心灵家园的唯一道路，也值得探究。这是一个作者无法破解的难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遭遇的阵痛。
《一个傻瓜的悲剧》提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历尽劫难的孩童马大傻突然具有了特异功能，在他无尽的咒骂声中，欺负他的人遭到报应，躲雨镇的人们患上了忧郁症。当人们躁动不安，想寻求生路而找不到方向之时，在神父的指示下，马大傻担当起为大家指路的重任。仿佛是大智若愚，或者是与神界心有灵犀，马大傻为各色人等指路，居然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马大傻担任了作品的叙述者，这是一个奇特的由傻子充当叙述者的叙述角度。这一独特的视角仿佛一个变形的透镜，世间的一切变得光怪陆离，本真地再现了扭曲的人性和荒唐的社会现实。
二、乡村女性：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
作者笔下的女性个个美貌如玉，聪明伶俐，具有敢爱敢恨的鲜明个性。但是，在价值取向迷失、道德理念混乱、心灵骚动不安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些乖巧的女性却与作品中的孩童一样，有着悲剧的命运，成为男性霸权和乡村变迁过程中的牺牲品。
春桃（《身背十字架的女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嗜赌如命的丈夫，与汪石匠私奔到躲雨镇之后，春桃就成为汪石匠实现物欲的工具。汪石匠雕琢了堆积如山的十字架，春桃默默地把它们背到墓地，沉重的十字架压垮了春桃，将俊俏的春桃送到了飘渺的天国。春桃为了追求幸福来到躲雨镇，她想象着新的生活会拯救她，会赋予她新的生命。然而，她背负着的具有苦难意味也有拯救意义的十字架，却耗尽了她年轻的生命。于是，背负着十字架的春桃也具有了象征的意义。
《雕花木箱》写了乡村几代女人的一个美妙而残忍的梦。木匠高山毛能用上等的红豆杉做出精致的雕花木箱，能够拥有他做的雕花木箱成为乡里女人的梦想。然而，高山毛的妻子却没有雕花木箱，并因此上吊自杀；瓦兰的母亲不能与高山毛共结良缘，留下的愿望就是要一口雕花木箱；瓦兰为了雕花木箱受尽野蛮丈夫的折磨和柳翠翠的羞辱，为寻找雕花木箱而在躲雨镇消失。于是，雕花木箱成为乡村女人所追求的卑微而美丽的理想。理想是美丽的，但是是不能实现的，而乡村的女人们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作者给我们描述的美丽而沉重的乡村现实。
《七月满尘》中的女主人公云朵的确如云朵般美丽、纯洁。在物欲横流的桐花岭，云朵我行我素地生活在色狼群中，以灵巧与机智将随时可能发生的凌辱化险为夷。她也在坚守，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坚守爱情，坚守忠贞。坚守的同时，她在抗争，与物欲抗争，与强权抗争，与情欲、性欲抗争。可是，在强权和暴力面前，云朵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被粗鄙下流的勘探队长徐二胖粗鲁地凌辱、强暴。
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春桃，期盼着雕花木箱的瓦兰，努力坚守心灵圣地的云朵，以其坚韧、坚强，表现出强大的人性力量。但是，她们或者成为男性物欲的工具，或者成为兽欲的发泄对象，或者怀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而消逝。她们的坚韧和坚强，她们身上浸透的人性力量，在强权与暴力的面前不堪一击，以她们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另如沉沦的修女小树，“山里妹桶桶澡堂”（《 七月满尘》）、“世界歌舞团”（《远去的唢呐调》）中的风尘女子，为满足男人的欲望而放弃了自我，仿佛是为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奉献着自我的牺牲。受伤的总是女人，承受苦难灾难的总是她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男权世界：强权、暴力与妥协退让
钟华华笔下的男性性格走向了两极，或者如徐二胖、胥书记、黄狗、汪石匠、胡屠户等人，以强权和暴力欺侮妇女，在柔弱的女性身上呈现自己的淫威；或者如高山毛、老吹手、提调官等人，不敢面对炽烈的情爱和性爱，以妥协退让获取生活的安宁。总的来说，他们没有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那样善良可爱，那样爱憎分明。在他们的身上，更多体现了恃强凌弱，或者苟且偷生的劣根性，是灿若云霞的女性形象的反衬。 《七月满尘》中的男性是强权与暴力的象征。在胥书记的庇护下，黄狗开办“山里妹桶桶澡堂”，以姑娘们的青春换取巨额利润；为了满足徐二胖的淫欲，胥书记让勘探队住进云朵家。小说描写的重心是云朵。胥书记大多在幕后，黄狗形象模糊，徐二胖的突出性格是阴险狠毒。胡屠户（《渡》）的嗜好是“杀女人”——在女人身上发泄自己的原始本能。不管哪里有红白喜事，他都能嗅出女人身上的骚动，准确地找准“杀”的目标。但是，别人的女人可以随意“杀”，自己的女人被“杀”之后，却按捺不住，磨刀霍霍了。汪石匠（《身背十字架的女人》）对自己的女人异常地冷酷残忍，他像役使奴隶一样将小翠活活累死，又把跟他私奔到躲雨镇的春桃当牛当马。回狗（《远去的唢呐调》）昧心地骗来香粉作媳妇，却因心怀鬼胎与形同兄弟的“老吹手”翻脸成仇。同时，也因为香粉对老吹手的情谊而虐待香粉，并为了私欲将女儿许配给“世界歌舞团”团长的傻儿子歪嘴。
以上人物是强权与暴力的化身。徐二胖、胥书记、黄狗利用手中的权利，在青春女性身上寻欢作乐，榨取利益，施展淫威；汪石匠将女性作为聚集财富的工具，春桃惨死之后，还以立碑之名大办酒席收取礼金；回狗没有权力，却将男人的陋习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讲信义和情意，与朋友、家人反目成仇，将女儿作为巴结“团长”的礼物。他能这样做，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寡廉鲜耻、胡作非为的男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没有人性的男人身上蕴藏的破坏性。
与以上形象相比，老吹手、高山毛、麦穗、偏耳就是善良朴实之辈了。他们没有受到泥沙俱下的社会的影响，思想停留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上，并努力维护自己心爱的女人生活在不受污染的环境之中。老一辈的老吹手（《远去的唢呐调》）、高山毛（《雕花木箱》）坚守传统的技艺，在这坚守中也守候着自己心爱的女人。麦穗（《七月满尘》）与偏耳（《远去的唢呐调》）是新一代的青年，但他们没有受到现代负面思潮的影响，没有沾染朝三暮四、拈花惹草的恶劣习气。他们执着于青梅竹马的爱情，不管恋人居于何种境地，始终不离不弃。
通过以上的形象分析，可以大致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他以苦难童年的目光观察飞速变迁的乡村，幼小的心灵不能承受纷至沓来的怪异意象之轻；在如彩云般美丽的女性形象身上，寄予了他对传统美德的向往，表达了他对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坚守，老吹手、高山毛、麦穗与偏耳等男性形象强化了他的这一意愿；那些高踞于柔弱女性形象之上的徐二胖、汪石匠、胥书记之流，象征着贪婪、无止境的欲望，象征着现代化进程中的污泥浊水，也显露了作者对生态失衡、道德沦丧的乡村现状的忧虑。
钟华华注重情绪的渲染，但所渲染的情绪过于忧郁；关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和谐因素，但有些观点失之偏颇；精心设计离奇怪异的情节细节，但有的情节细节还可以商榷。因此，作为一位来自基层、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青年作者，钟华华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钟华华小说 乡村苦难 人性视角
钟华华的小说关注变革时期的乡村社会，表现古朴乡村在变革中的阵痛。他从人性的角度，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凌辱，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展示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一、儿童视角：苦难的心灵烙印
钟华华小说的叙述角度主要是儿童视角。儿童视角应当是以童真为底色或背景，应当是清纯的、天真的角度。但是，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主人公的生活背景都使作品的叙述清纯不起来，天真不起来。作者从小体弱多病，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感受到生命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养成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儿童，都没有健全的家庭、健康的身心：或者如六指，父亲早逝，母亲外出打工，相依为命的老祖去世，他孤苦伶仃，连寄身的教堂也遭到拆毁的命运（《乌鸦停在黑瓦上》）；或者如《狗年月》中的“我”，母亲不堪父亲的折磨离家出走，我像狗一样低声下气地过日子；或者如心智不健全的“马大傻”，人们肆无忌惮地欺侮他，拿他作开心的材料（《一个傻瓜的悲剧》）。儿童是弱小的，没有人护佑的儿童是可怜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儿童是看不到希望的，受到凌辱的儿童是悲惨的。多重灾难的叠加构成作者笔下儿童叙事的苦难角度。他们以渺小的身躯沦落于滚滚红尘，以无助的眼光打量着鱼目混珠的社会，以稚嫩的肩膀承受着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受伤的心灵去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儿童视角给我们展示出五光十色的乡村生活镜像，展示出他们繁复而坚韧的心地。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也由于文化的准备不足，他们很难溶入快速发展的社会。于是，为了生存，他们采取了坚守的姿态：坚守童心，坚守家园，坚守心中的净地。这是无奈的固守，螳臂挡车式的挣扎。老祖去世，六指只有退守教堂。但是，土地开发涉及到教堂，神父选择了离去，修女小树选择了新的也是堕落的生活方式。而弱小的六指却选择了坚守，坚守到教堂轰毁的最后一刻。教堂是宗教的殿堂，代表着神圣，象征着信仰。因此，六指的坚守和教堂的轰毁有了象征的意味（《乌鸦停在黑瓦上》）。教堂坍塌了，高楼林立了，乡村城镇化了，生态失衡了，人们的心态呢，也浮动躁动了。修女小树顺应潮流的肤浅方式固然不可取，而六指顽强的坚守是否是通往心灵家园的唯一道路，也值得探究。这是一个作者无法破解的难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遭遇的阵痛。
《一个傻瓜的悲剧》提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历尽劫难的孩童马大傻突然具有了特异功能，在他无尽的咒骂声中，欺负他的人遭到报应，躲雨镇的人们患上了忧郁症。当人们躁动不安，想寻求生路而找不到方向之时，在神父的指示下，马大傻担当起为大家指路的重任。仿佛是大智若愚，或者是与神界心有灵犀，马大傻为各色人等指路，居然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马大傻担任了作品的叙述者，这是一个奇特的由傻子充当叙述者的叙述角度。这一独特的视角仿佛一个变形的透镜，世间的一切变得光怪陆离，本真地再现了扭曲的人性和荒唐的社会现实。
二、乡村女性：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
作者笔下的女性个个美貌如玉，聪明伶俐，具有敢爱敢恨的鲜明个性。但是，在价值取向迷失、道德理念混乱、心灵骚动不安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些乖巧的女性却与作品中的孩童一样，有着悲剧的命运，成为男性霸权和乡村变迁过程中的牺牲品。
春桃（《身背十字架的女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嗜赌如命的丈夫，与汪石匠私奔到躲雨镇之后，春桃就成为汪石匠实现物欲的工具。汪石匠雕琢了堆积如山的十字架，春桃默默地把它们背到墓地，沉重的十字架压垮了春桃，将俊俏的春桃送到了飘渺的天国。春桃为了追求幸福来到躲雨镇，她想象着新的生活会拯救她，会赋予她新的生命。然而，她背负着的具有苦难意味也有拯救意义的十字架，却耗尽了她年轻的生命。于是，背负着十字架的春桃也具有了象征的意义。
《雕花木箱》写了乡村几代女人的一个美妙而残忍的梦。木匠高山毛能用上等的红豆杉做出精致的雕花木箱，能够拥有他做的雕花木箱成为乡里女人的梦想。然而，高山毛的妻子却没有雕花木箱，并因此上吊自杀；瓦兰的母亲不能与高山毛共结良缘，留下的愿望就是要一口雕花木箱；瓦兰为了雕花木箱受尽野蛮丈夫的折磨和柳翠翠的羞辱，为寻找雕花木箱而在躲雨镇消失。于是，雕花木箱成为乡村女人所追求的卑微而美丽的理想。理想是美丽的，但是是不能实现的，而乡村的女人们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作者给我们描述的美丽而沉重的乡村现实。
《七月满尘》中的女主人公云朵的确如云朵般美丽、纯洁。在物欲横流的桐花岭，云朵我行我素地生活在色狼群中，以灵巧与机智将随时可能发生的凌辱化险为夷。她也在坚守，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坚守爱情，坚守忠贞。坚守的同时，她在抗争，与物欲抗争，与强权抗争，与情欲、性欲抗争。可是，在强权和暴力面前，云朵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被粗鄙下流的勘探队长徐二胖粗鲁地凌辱、强暴。
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春桃，期盼着雕花木箱的瓦兰，努力坚守心灵圣地的云朵，以其坚韧、坚强，表现出强大的人性力量。但是，她们或者成为男性物欲的工具，或者成为兽欲的发泄对象，或者怀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而消逝。她们的坚韧和坚强，她们身上浸透的人性力量，在强权与暴力的面前不堪一击，以她们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另如沉沦的修女小树，“山里妹桶桶澡堂”（《 七月满尘》）、“世界歌舞团”（《远去的唢呐调》）中的风尘女子，为满足男人的欲望而放弃了自我，仿佛是为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奉献着自我的牺牲。受伤的总是女人，承受苦难灾难的总是她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男权世界：强权、暴力与妥协退让
钟华华笔下的男性性格走向了两极，或者如徐二胖、胥书记、黄狗、汪石匠、胡屠户等人，以强权和暴力欺侮妇女，在柔弱的女性身上呈现自己的淫威；或者如高山毛、老吹手、提调官等人，不敢面对炽烈的情爱和性爱，以妥协退让获取生活的安宁。总的来说，他们没有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那样善良可爱，那样爱憎分明。在他们的身上，更多体现了恃强凌弱，或者苟且偷生的劣根性，是灿若云霞的女性形象的反衬。 《七月满尘》中的男性是强权与暴力的象征。在胥书记的庇护下，黄狗开办“山里妹桶桶澡堂”，以姑娘们的青春换取巨额利润；为了满足徐二胖的淫欲，胥书记让勘探队住进云朵家。小说描写的重心是云朵。胥书记大多在幕后，黄狗形象模糊，徐二胖的突出性格是阴险狠毒。胡屠户（《渡》）的嗜好是“杀女人”——在女人身上发泄自己的原始本能。不管哪里有红白喜事，他都能嗅出女人身上的骚动，准确地找准“杀”的目标。但是，别人的女人可以随意“杀”，自己的女人被“杀”之后，却按捺不住，磨刀霍霍了。汪石匠（《身背十字架的女人》）对自己的女人异常地冷酷残忍，他像役使奴隶一样将小翠活活累死，又把跟他私奔到躲雨镇的春桃当牛当马。回狗（《远去的唢呐调》）昧心地骗来香粉作媳妇，却因心怀鬼胎与形同兄弟的“老吹手”翻脸成仇。同时，也因为香粉对老吹手的情谊而虐待香粉，并为了私欲将女儿许配给“世界歌舞团”团长的傻儿子歪嘴。
以上人物是强权与暴力的化身。徐二胖、胥书记、黄狗利用手中的权利，在青春女性身上寻欢作乐，榨取利益，施展淫威；汪石匠将女性作为聚集财富的工具，春桃惨死之后，还以立碑之名大办酒席收取礼金；回狗没有权力，却将男人的陋习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讲信义和情意，与朋友、家人反目成仇，将女儿作为巴结“团长”的礼物。他能这样做，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寡廉鲜耻、胡作非为的男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没有人性的男人身上蕴藏的破坏性。
与以上形象相比，老吹手、高山毛、麦穗、偏耳就是善良朴实之辈了。他们没有受到泥沙俱下的社会的影响，思想停留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上，并努力维护自己心爱的女人生活在不受污染的环境之中。老一辈的老吹手（《远去的唢呐调》）、高山毛（《雕花木箱》）坚守传统的技艺，在这坚守中也守候着自己心爱的女人。麦穗（《七月满尘》）与偏耳（《远去的唢呐调》）是新一代的青年，但他们没有受到现代负面思潮的影响，没有沾染朝三暮四、拈花惹草的恶劣习气。他们执着于青梅竹马的爱情，不管恋人居于何种境地，始终不离不弃。
通过以上的形象分析，可以大致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他以苦难童年的目光观察飞速变迁的乡村，幼小的心灵不能承受纷至沓来的怪异意象之轻；在如彩云般美丽的女性形象身上，寄予了他对传统美德的向往，表达了他对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坚守，老吹手、高山毛、麦穗与偏耳等男性形象强化了他的这一意愿；那些高踞于柔弱女性形象之上的徐二胖、汪石匠、胥书记之流，象征着贪婪、无止境的欲望，象征着现代化进程中的污泥浊水，也显露了作者对生态失衡、道德沦丧的乡村现状的忧虑。
钟华华注重情绪的渲染，但所渲染的情绪过于忧郁；关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和谐因素，但有些观点失之偏颇；精心设计离奇怪异的情节细节，但有的情节细节还可以商榷。因此，作为一位来自基层、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青年作者，钟华华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