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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为反“复古”而“骂人”，体现了进步的社会发展观
鲁迅“骂人”，主要是着眼于社会的，尤其是针对封建传统意识中抱残守缺、停滞保守思想而发，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体现了进步的社会发展观。我们先来看他“骂”圣人孔子。在鲁迅笔下，孔圣人的形象不佳，不但“伪”“巧”“滑”，而且是个碰壁的人物。谈到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的，是他“祖述尧舜，欲以治世弊”，可见他对待“治世弊”是主张向后看的，是希望回到尧舜那个时代去；而结果是“道不行”，他的主张并没有为人们所接受。在鲁迅看来，孔子的道不行及其没落是注定的，因为其违反历史前进的潮流。鲁迅说：“回复古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鲁迅相信历史总是向前的，社会总是发展的。他有一段著名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谁敢来阻碍这三件事，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因此，不论谁，如果主张复古，鲁迅是会“骂”的。
二、鲁迅为反“左倾”而“骂人”，体现了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把握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对于相反而实相成的规律，鲁迅在他的杂文曾经有过阐述。由于事物相反相成的规律，必然导致对立面的转化，也就是那个古老的命题：“两极相通。”鲁迅是深知这种转化的规律的，所以从不把对立的两极看得很绝对。因为对立的两极会互相转化，所以凡事搞过头了，就会走到相反的方面去。根据这种规律，鲁迅坚决反对革命文学家的“左倾”倾向。不少革命文学家因此被“骂”。1923年，当时周扬主编《文学月报》。该报曾登有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意在讽刺“自由人”胡秋原的反动言论。鲁迅读过之后，发现诗中有辱骂、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于是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此提出批评。鲁迅尖锐地指出：辱骂、恐吓，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的手段，挂“革命”招牌而热衷于此的人，是很容易成为他们的“一丘之貉”的。虽然鲁迅批评的是一首诗，但信是写给周扬的，其实也是对周扬的批评。除了“骂”周扬，鲁迅还“骂”徐懋庸，说他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糊涂得可观”。鲁迅“骂”周扬徐懋庸们，实际是对同一营垒中人的“左倾”思想的反拨。
三、鲁迅“骂人”对事不对人，体现了对认识规律的把握
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不可穷尽真理，只可无限地接近真理，人的认识和现实总是存在一定距离的。鲁迅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进步和世界的进步是一样的，都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他又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正体现了对认识规律的把握。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论争时重在“论争”而不是重在“骂人”，也就是对事不对人，通过对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的辩论把论敌驳倒，而不是做作者本身的文章。可以说，他的“骂人”大都是“骂事”。最能说明鲁迅对事不对人的论争态度的，我以为是他“骂”“自由人”胡秋原。还要谈谈梁实秋。人所共知，鲁迅曾“骂”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信中说：“我并不反对梁教授这人，也并不反对刊登他的文章的刊物。”这说明，鲁迅对梁实秋主要是思想的批判，而且是一时之事，并非对梁实秋这个人的定性。
四、鲁迅“骂人”并不片面，而是全面分析
分析问题的全面性，是一个人辩证思想的重要体现。全面性的认识就是对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以及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连接、差异和转化，有机地聚合起来以表现整体性的认识。鲁迅“骂人”，表现了他分析问题的全面性观点。他反对求全责备的片面性。他提倡一种“剜烂苹果”的方法，即指出不好的部分，让读者吸取好的部分。比如章太炎，他是鲁迅的老师，鲁迅对他是十分敬重的，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既肯定章太炎以革命家现身的巨大功绩，也批评他后来渐入颓唐。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鲁迅“骂”他“拉倒车”。再比如刘半农，鲁迅“骂”刘半农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
鲁迅论人是全面分析的，不但全面分析，而且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中国的生存，着重指出了人物身上有益于社会的优点，教导人们继承与发扬。
“鲁迅骂人”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迅能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评介人物。他的所谓“骂”，绝大多数是原则之争，是非之辨。虽然有时未免带些情绪化，但由于鲁迅有着辩证的眼光，他对人对事的批判绝大部分是正确的。而那些对鲁迅“骂人”不作具体深入的分析，只是痛恨其“谩骂”的人，在客观上却是包庇了一切坏种，是错误的。
辩证思想在鲁迅杂文中是相当丰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鲁迅的伟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作者单位：广东省梅州市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责任编辑：王锋旗
鲁迅“骂人”，主要是着眼于社会的，尤其是针对封建传统意识中抱残守缺、停滞保守思想而发，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体现了进步的社会发展观。我们先来看他“骂”圣人孔子。在鲁迅笔下，孔圣人的形象不佳，不但“伪”“巧”“滑”，而且是个碰壁的人物。谈到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的，是他“祖述尧舜，欲以治世弊”，可见他对待“治世弊”是主张向后看的，是希望回到尧舜那个时代去；而结果是“道不行”，他的主张并没有为人们所接受。在鲁迅看来，孔子的道不行及其没落是注定的，因为其违反历史前进的潮流。鲁迅说：“回复古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鲁迅相信历史总是向前的，社会总是发展的。他有一段著名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谁敢来阻碍这三件事，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因此，不论谁，如果主张复古，鲁迅是会“骂”的。
二、鲁迅为反“左倾”而“骂人”，体现了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把握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对于相反而实相成的规律，鲁迅在他的杂文曾经有过阐述。由于事物相反相成的规律，必然导致对立面的转化，也就是那个古老的命题：“两极相通。”鲁迅是深知这种转化的规律的，所以从不把对立的两极看得很绝对。因为对立的两极会互相转化，所以凡事搞过头了，就会走到相反的方面去。根据这种规律，鲁迅坚决反对革命文学家的“左倾”倾向。不少革命文学家因此被“骂”。1923年，当时周扬主编《文学月报》。该报曾登有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意在讽刺“自由人”胡秋原的反动言论。鲁迅读过之后，发现诗中有辱骂、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于是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此提出批评。鲁迅尖锐地指出：辱骂、恐吓，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的手段，挂“革命”招牌而热衷于此的人，是很容易成为他们的“一丘之貉”的。虽然鲁迅批评的是一首诗，但信是写给周扬的，其实也是对周扬的批评。除了“骂”周扬，鲁迅还“骂”徐懋庸，说他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糊涂得可观”。鲁迅“骂”周扬徐懋庸们，实际是对同一营垒中人的“左倾”思想的反拨。
三、鲁迅“骂人”对事不对人，体现了对认识规律的把握
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不可穷尽真理，只可无限地接近真理，人的认识和现实总是存在一定距离的。鲁迅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进步和世界的进步是一样的，都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他又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正体现了对认识规律的把握。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论争时重在“论争”而不是重在“骂人”，也就是对事不对人，通过对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的辩论把论敌驳倒，而不是做作者本身的文章。可以说，他的“骂人”大都是“骂事”。最能说明鲁迅对事不对人的论争态度的，我以为是他“骂”“自由人”胡秋原。还要谈谈梁实秋。人所共知，鲁迅曾“骂”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信中说：“我并不反对梁教授这人，也并不反对刊登他的文章的刊物。”这说明，鲁迅对梁实秋主要是思想的批判，而且是一时之事，并非对梁实秋这个人的定性。
四、鲁迅“骂人”并不片面，而是全面分析
分析问题的全面性，是一个人辩证思想的重要体现。全面性的认识就是对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以及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连接、差异和转化，有机地聚合起来以表现整体性的认识。鲁迅“骂人”，表现了他分析问题的全面性观点。他反对求全责备的片面性。他提倡一种“剜烂苹果”的方法，即指出不好的部分，让读者吸取好的部分。比如章太炎，他是鲁迅的老师，鲁迅对他是十分敬重的，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既肯定章太炎以革命家现身的巨大功绩，也批评他后来渐入颓唐。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鲁迅“骂”他“拉倒车”。再比如刘半农，鲁迅“骂”刘半农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
鲁迅论人是全面分析的，不但全面分析，而且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中国的生存，着重指出了人物身上有益于社会的优点，教导人们继承与发扬。
“鲁迅骂人”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迅能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评介人物。他的所谓“骂”，绝大多数是原则之争，是非之辨。虽然有时未免带些情绪化，但由于鲁迅有着辩证的眼光，他对人对事的批判绝大部分是正确的。而那些对鲁迅“骂人”不作具体深入的分析，只是痛恨其“谩骂”的人，在客观上却是包庇了一切坏种，是错误的。
辩证思想在鲁迅杂文中是相当丰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鲁迅的伟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作者单位：广东省梅州市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
□责任编辑：王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