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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先生在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去世。我曾打过一个电报表示悼念。但事后总觉得应该再写点什么，对于他多年对我的无私帮助表示谢意。今天才找到机会把想说的话写下来。
搜索个人几十年来与萧乾先生有关的回忆，首先是高中时曾读过他自己也许忘记了的一篇译文，即发表在三十年代老《译文》上的俄国作家萨尔蒂柯夫的一篇讽刺小说《一个农夫养活了两位老爷》，那时我沉醉于俄罗斯文学，所以这件事我一直记得，甚至还做过一点小小的考证：他根据的大概是英美出版的一部世界文学作品选中的英译本。
然后，在大学时代曾在书店站看他编选的《英国版画集》。我学过木刻版画，所以对此印象很深。我认为，他这部版画选，大概受过鲁迅编的《苏联版画集》的启发（《苏联版画集》，我也是在一家旧书店“站看”）。而且，我还发现这两部版画集的内容“异中有同”：《英国版画集》中的《春》，画着草地上一只小牛犊伸出鼻子去嗅刚刚开放的一朵小花，与《苏联版画集》中《熊的生长》中画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正在树枝上稚拙地攀爬，都令人生出一种怜爱幼小者的感情，这说明两位编选者都深藏着一片“赤子之心”。
接着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夏天，我在河南省文化局一个休养所养病，和一位青年作曲家同室居住。萧乾译的《好兵帅克》刚在新《译文》上发表，我们两个人传着看，每看一部分，就互相学着帅克的傻相、逗笑、寻开心。《好兵帅克》的译文连同拉达那精彩传神的插画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愉快，我后来还寻找萧乾翻译所根据的“企鹅丛书”英文版来看。
１957年上半年，我到大学工作，订阅了萧乾主编改版的《文艺报》，从原来的直排杂志改为横排报纸，形式上更活泼。但很快就看到《文艺报》上登的“大鸣大放”文章。印象中最突出的是马克·吐温翻译家张有松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我们必须战斗》，雄赳赳气昂昂，其实不过是天真文人出出傻气，但事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我不知道萧乾本人当时发表过什么文章，只记得别人对他的批判中提到一个“猫案”。
从那以后，大家都“相忘于江湖”，关于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与萧乾认识，是在1988年夏天，我的《伊利亚随笔选》出版，由北京三联书店介绍约见的。我按时来到复兴门外他家。那时他已年届八旬，在门外贴了一张小纸条，上写：“请来客谈话不超过十分钟。”我事后记下了见面的第一印象：“一敲门，走出一位身材高大、很有风度而又非常和气的老先生。萧老亲切、坦率地告诉我：外国古典作品，译起来很难。譬如说，英国十八世纪的东西就很不好翻译。至于兰姆的作品，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还可以参考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要译《伊利亚随笔》就得独立工作了。”萧乾先生以委婉的语气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肯定。实际上，他在“文革”前已译过菲尔丁的巨著《汤姆·琼斯》和《大伟人魏尔德传》等等，早已译著等身。他对我那样说，不过是以译坛长者的宽厚态度对我这个初出译作的后学进行奖掖罢了。
正谈话中，进来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和他小声谈了一阵，离开。萧乾先生说：这是一位医生，教他如何保健；然后又像是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说：“（他想）尽量延长（生命）……”当时我对他的坦率有点惊讶，后来明白：他的意思是打算一面保护健康、一面尽量多做些工作，“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
此后我与萧乾先生建立了大约十年的通信联系，偶有赴京的机会，又到他家去过两三次。
作为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在伦敦大学教过课，在剑桥做过研究生，萧乾受过西方文化的熏染，说话文雅和蔼，待人彬彬有礼，言谈举止中让人感到他有点英国绅士的风度——这是在与他接触中可以感触到的。举一个小例子：前面说过他因年老体衰，“请来客谈话不超过十分钟”。但一说话，往往超过这个时间。遇到这种情况，即使有事着急，他也绝不会不客气地下逐客令，而是采取很含蓄委婉的方式向你客气地暗示。有一次我到他那里，谈了一阵话后，他很和气地问我：“你害过荨麻疹没有？”我说：“没有。害荨麻疹很痒吧？”他说：“很痒。也疼。”我马上明白了，随即礼貌地告辞。我以为这是一种尊重别人的办法。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萧乾先生身上绝无高贵士绅的那种矜持倨傲、老气横秋的样子，更多的倒是保持着一副年轻人的脾气：思路敏捷，说话直率，做事麻利——这可能跟他长期做新闻工作的训练有关。这种脾气他保持了一生。他像一个长跑运动员一样，几十年一直活跃在新闻界、文学界、翻译界、国际文化交流场合；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在为翻译《尤利西斯》而拼搏。他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地度过了一生。对于别人，譬如像我这样一个1957年后与他命运相似而又同在英国文学园地耕耘的人，虽然素昧平生，一旦见面认识，他也是满怀热情地对我编的《英国文学简史》、译的《伊利亚随笔选》和《英国散文选》给予热情鼓励。并且每次见面，他总是想办法实实在在帮我一个什么忙，有时一边说话，一边写一封介绍发表文章的信，等话说完，信也写好，递到我的手里。通信也是如此，不说空话，总是建议我该做什么、该译什么。譬如1991年2月4日的来信就提醒：“Virginia Woolf死于1941年，今年是五十周年忌”，建议我把已译出的她的散文寄给《世界文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我在翻译英国散文的兴头上，出版界突然发生困难，我徘徊在十字路口，经过反复思索，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编《莎士比亚词典》，为了自己、也帮助中国学生读懂莎士比亚原著。这本来也是我几十年的夙愿。我向萧乾先生透露过这个意图。一开始他认为“搞莎剧的人太多”，不怎么同意。但我既下了决心、订出了计划，他仍然帮了我的忙。他寄来他给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写的一封信，请他们给我提供些资料，但我鉴于过去求人的教训，担心对方未必答应，没有把信寄出。他又给美国福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写了一封推荐信，想让我争取一笔经费，到那里去研究莎剧。信寄出了，但未成功。我冷静下来，考虑觉得还是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可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词典总算出来了。但萧老的一片心意，我仍然感激。
尽管萧乾先生待人温和，他的性格中还有较真、执著甚至“倔”的一面。因为曾经长期受到贬抑和屈辱，他在“改正以后”，对于个人的尊严就特别敏感而且较真。就我所感觉到的，他特别耿耿于怀的是“猫案”和《新路》两件事。对于“猫案”，他的港版自传中有所披露，但未在内地发行，我未见到，仅凭回忆1957年批判文字中的印象可以得其大概。我个人的看法有两点：一，就此事本身而论，我认同于李文俊同志在《我所知道的萧乾》一文中所说，“感情天平是稍微朝萧乾一方偏斜的”。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种种争议、恩怨太多，当然其中有个是非曲直，只是如果只记住争议和恩怨，而忘掉了文学，则等于“把孩子和脏水一齐泼掉”，损失未免太大。我的意思是最好采取“两分法”：争议的是非是一码事，每个人文学史的业绩是另一码事，不必互相混淆。这样，前人的正面文学业绩，后人可以安心继承，以利未来。
另一件事则是《新路》，即被上纲到“第三条道路”的时间。这件事我本来完全不知道。有一次去北京，萧老告诉我河南出了一本书，提到这件事和他的关系，言下有愤愤不平之意。我非信息灵通人士，不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但我爱逛书店，特别是打折扣的特价书店。后来竟在新华书店处理的滞销书中发现了：那是一本（大概八十年初的）政治课辅导教材，我翻了一下，果然提到萧乾。我认为书者根据的还是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旧材料，不应该在新时期再翻腾出来使用。另外，萧乾先生作为曾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知识分子，“未带地图的旅人”，有点民主自由思想，不足为怪，至于《新路》一事，只是别人拉他，而经杨刚提醒，他并未参加，不应算作他的问题。况且，萧乾在解放前夕参加了香港《大公报》的起义，并且在解放后担任过《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的重要职务，为对外宣传做了许多工作，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新中国的态度。所以，看到这本书后，我向萧乾先生表明我的看法：“中国封建时代太长，封建传统太深重，知识分子过去向往民主自由，今天看来，不算什么错误！”而且，后来萧乾先生也与那家出版社取得联系，出版社还出了他的一部书信集。可见萧老非常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
萧乾先生不但很执著于维护他自己的尊严，当他认为别人的尊严受到侵犯时，他也会立即为之打抱不平。有件小事与我有关：北京一家刊物约我写稿，但稿子寄去，一两年既不登、也不退，写信问也不理，这种“三不主义”实际上是那种“三月内未通知刊用，作者可自行处理”的冷冰冰稿约的必然发展，我已习以为常，更不敢幻想过去老一辈编辑那种“来稿必看，不用则退，发表不问有名无名”的优良传统会重现于今日。所以，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料我那傻乎乎的夫人在赴京时告诉了萧老，他听了大为生气，打电话要那家刊物的编者向我道歉。我倒不好意思了，赶快向萧老写信，为惹他为小事操心而道歉；又向编者写信解释：这事实在不值一提。
萧老热心快肠，来信总是督促我多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他曾有意让我为民盟刊物《群言》写点杂文。我不是没有杂文的题材可写，更不是不愿写，其实我在解放前就有民盟方面的朋友。但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我的青壮年时代全被政治运动吞噬，到“文革”结束，我的身心已被摧残得遍体鳞伤，所剩精力实在有限，只能“单打”，全部投入到当前的科研项目中去。另外，知识分子虽然常被批为“走白专道路”，实际上过去许多年当中，真正能够安心读书进修的时间并没有多少，专业知识荒废了。对于我来说，“文革”结束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重新拾起专业，甚至从零开始，一点一滴把知识重新积累起来。《伊利亚随笔选》二十四篇的翻译工作，就是在三个年头当中，几乎一天不停地紧张劳动，这才完成；最后写译序时，我已无力把准备好的兰姆材料仔细重读一遍，而是凭着原来阅读的印象信手写下来交卷。但萧乾先生热情地称赞我这本第一次出版的译作，来信说：“译得十分流畅，而且很有随笔味道。序言写得也深得原作精髓。”此后他不断来信鼓励我继续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当他完成了艰巨的《尤利西斯》翻译之后，壮心未已，还向译林出版社推荐我翻译乔伊斯的另一部巨著《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萧老可能出于对我译《伊利亚随笔选》的赞赏，过高估计了我的力量。《芬尼根守灵》是比《伊利亚随笔选》更“天书”的“天书”，我绝没有那个本事翻译，况且我已经承担了编纂《莎士比亚词典》这项工程。所以，我一接到译林老总的约稿信，赶快礼貌地回信婉谢：“沪宁想必另有通人高才，定能当此重任也！”
写这篇文章时，我重看了萧乾先生用他那“流利而潦草”的笔迹所写给我的十来封信，感谢这位曾无私地帮助过我的老人。在新旧世纪之交，我们失去了好多文学界、学术界的前辈——他们不仅著述等身，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他们的精神风貌也引起我们的长久怀念。就我对萧乾先生接触中的印象来说，尽管他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教育、西方的文化，半个世纪以来又做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但从他为人处事的作风来看，他的性格乃是一位厚道的老北京人。写下这点粗浅的印象，略表对萧乾先生的怀念。
搜索个人几十年来与萧乾先生有关的回忆，首先是高中时曾读过他自己也许忘记了的一篇译文，即发表在三十年代老《译文》上的俄国作家萨尔蒂柯夫的一篇讽刺小说《一个农夫养活了两位老爷》，那时我沉醉于俄罗斯文学，所以这件事我一直记得，甚至还做过一点小小的考证：他根据的大概是英美出版的一部世界文学作品选中的英译本。
然后，在大学时代曾在书店站看他编选的《英国版画集》。我学过木刻版画，所以对此印象很深。我认为，他这部版画选，大概受过鲁迅编的《苏联版画集》的启发（《苏联版画集》，我也是在一家旧书店“站看”）。而且，我还发现这两部版画集的内容“异中有同”：《英国版画集》中的《春》，画着草地上一只小牛犊伸出鼻子去嗅刚刚开放的一朵小花，与《苏联版画集》中《熊的生长》中画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正在树枝上稚拙地攀爬，都令人生出一种怜爱幼小者的感情，这说明两位编选者都深藏着一片“赤子之心”。
接着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夏天，我在河南省文化局一个休养所养病，和一位青年作曲家同室居住。萧乾译的《好兵帅克》刚在新《译文》上发表，我们两个人传着看，每看一部分，就互相学着帅克的傻相、逗笑、寻开心。《好兵帅克》的译文连同拉达那精彩传神的插画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愉快，我后来还寻找萧乾翻译所根据的“企鹅丛书”英文版来看。
１957年上半年，我到大学工作，订阅了萧乾主编改版的《文艺报》，从原来的直排杂志改为横排报纸，形式上更活泼。但很快就看到《文艺报》上登的“大鸣大放”文章。印象中最突出的是马克·吐温翻译家张有松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我们必须战斗》，雄赳赳气昂昂，其实不过是天真文人出出傻气，但事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我不知道萧乾本人当时发表过什么文章，只记得别人对他的批判中提到一个“猫案”。
从那以后，大家都“相忘于江湖”，关于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与萧乾认识，是在1988年夏天，我的《伊利亚随笔选》出版，由北京三联书店介绍约见的。我按时来到复兴门外他家。那时他已年届八旬，在门外贴了一张小纸条，上写：“请来客谈话不超过十分钟。”我事后记下了见面的第一印象：“一敲门，走出一位身材高大、很有风度而又非常和气的老先生。萧老亲切、坦率地告诉我：外国古典作品，译起来很难。譬如说，英国十八世纪的东西就很不好翻译。至于兰姆的作品，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还可以参考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要译《伊利亚随笔》就得独立工作了。”萧乾先生以委婉的语气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肯定。实际上，他在“文革”前已译过菲尔丁的巨著《汤姆·琼斯》和《大伟人魏尔德传》等等，早已译著等身。他对我那样说，不过是以译坛长者的宽厚态度对我这个初出译作的后学进行奖掖罢了。
正谈话中，进来一位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和他小声谈了一阵，离开。萧乾先生说：这是一位医生，教他如何保健；然后又像是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解释说：“（他想）尽量延长（生命）……”当时我对他的坦率有点惊讶，后来明白：他的意思是打算一面保护健康、一面尽量多做些工作，“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
此后我与萧乾先生建立了大约十年的通信联系，偶有赴京的机会，又到他家去过两三次。
作为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在伦敦大学教过课，在剑桥做过研究生，萧乾受过西方文化的熏染，说话文雅和蔼，待人彬彬有礼，言谈举止中让人感到他有点英国绅士的风度——这是在与他接触中可以感触到的。举一个小例子：前面说过他因年老体衰，“请来客谈话不超过十分钟”。但一说话，往往超过这个时间。遇到这种情况，即使有事着急，他也绝不会不客气地下逐客令，而是采取很含蓄委婉的方式向你客气地暗示。有一次我到他那里，谈了一阵话后，他很和气地问我：“你害过荨麻疹没有？”我说：“没有。害荨麻疹很痒吧？”他说：“很痒。也疼。”我马上明白了，随即礼貌地告辞。我以为这是一种尊重别人的办法。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萧乾先生身上绝无高贵士绅的那种矜持倨傲、老气横秋的样子，更多的倒是保持着一副年轻人的脾气：思路敏捷，说话直率，做事麻利——这可能跟他长期做新闻工作的训练有关。这种脾气他保持了一生。他像一个长跑运动员一样，几十年一直活跃在新闻界、文学界、翻译界、国际文化交流场合；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在为翻译《尤利西斯》而拼搏。他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地度过了一生。对于别人，譬如像我这样一个1957年后与他命运相似而又同在英国文学园地耕耘的人，虽然素昧平生，一旦见面认识，他也是满怀热情地对我编的《英国文学简史》、译的《伊利亚随笔选》和《英国散文选》给予热情鼓励。并且每次见面，他总是想办法实实在在帮我一个什么忙，有时一边说话，一边写一封介绍发表文章的信，等话说完，信也写好，递到我的手里。通信也是如此，不说空话，总是建议我该做什么、该译什么。譬如1991年2月4日的来信就提醒：“Virginia Woolf死于1941年，今年是五十周年忌”，建议我把已译出的她的散文寄给《世界文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我在翻译英国散文的兴头上，出版界突然发生困难，我徘徊在十字路口，经过反复思索，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编《莎士比亚词典》，为了自己、也帮助中国学生读懂莎士比亚原著。这本来也是我几十年的夙愿。我向萧乾先生透露过这个意图。一开始他认为“搞莎剧的人太多”，不怎么同意。但我既下了决心、订出了计划，他仍然帮了我的忙。他寄来他给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写的一封信，请他们给我提供些资料，但我鉴于过去求人的教训，担心对方未必答应，没有把信寄出。他又给美国福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写了一封推荐信，想让我争取一笔经费，到那里去研究莎剧。信寄出了，但未成功。我冷静下来，考虑觉得还是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可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词典总算出来了。但萧老的一片心意，我仍然感激。
尽管萧乾先生待人温和，他的性格中还有较真、执著甚至“倔”的一面。因为曾经长期受到贬抑和屈辱，他在“改正以后”，对于个人的尊严就特别敏感而且较真。就我所感觉到的，他特别耿耿于怀的是“猫案”和《新路》两件事。对于“猫案”，他的港版自传中有所披露，但未在内地发行，我未见到，仅凭回忆1957年批判文字中的印象可以得其大概。我个人的看法有两点：一，就此事本身而论，我认同于李文俊同志在《我所知道的萧乾》一文中所说，“感情天平是稍微朝萧乾一方偏斜的”。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种种争议、恩怨太多，当然其中有个是非曲直，只是如果只记住争议和恩怨，而忘掉了文学，则等于“把孩子和脏水一齐泼掉”，损失未免太大。我的意思是最好采取“两分法”：争议的是非是一码事，每个人文学史的业绩是另一码事，不必互相混淆。这样，前人的正面文学业绩，后人可以安心继承，以利未来。
另一件事则是《新路》，即被上纲到“第三条道路”的时间。这件事我本来完全不知道。有一次去北京，萧老告诉我河南出了一本书，提到这件事和他的关系，言下有愤愤不平之意。我非信息灵通人士，不知道那是一本什么书。但我爱逛书店，特别是打折扣的特价书店。后来竟在新华书店处理的滞销书中发现了：那是一本（大概八十年初的）政治课辅导教材，我翻了一下，果然提到萧乾。我认为书者根据的还是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旧材料，不应该在新时期再翻腾出来使用。另外，萧乾先生作为曾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知识分子，“未带地图的旅人”，有点民主自由思想，不足为怪，至于《新路》一事，只是别人拉他，而经杨刚提醒，他并未参加，不应算作他的问题。况且，萧乾在解放前夕参加了香港《大公报》的起义，并且在解放后担任过《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的重要职务，为对外宣传做了许多工作，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新中国的态度。所以，看到这本书后，我向萧乾先生表明我的看法：“中国封建时代太长，封建传统太深重，知识分子过去向往民主自由，今天看来，不算什么错误！”而且，后来萧乾先生也与那家出版社取得联系，出版社还出了他的一部书信集。可见萧老非常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
萧乾先生不但很执著于维护他自己的尊严，当他认为别人的尊严受到侵犯时，他也会立即为之打抱不平。有件小事与我有关：北京一家刊物约我写稿，但稿子寄去，一两年既不登、也不退，写信问也不理，这种“三不主义”实际上是那种“三月内未通知刊用，作者可自行处理”的冷冰冰稿约的必然发展，我已习以为常，更不敢幻想过去老一辈编辑那种“来稿必看，不用则退，发表不问有名无名”的优良传统会重现于今日。所以，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料我那傻乎乎的夫人在赴京时告诉了萧老，他听了大为生气，打电话要那家刊物的编者向我道歉。我倒不好意思了，赶快向萧老写信，为惹他为小事操心而道歉；又向编者写信解释：这事实在不值一提。
萧老热心快肠，来信总是督促我多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他曾有意让我为民盟刊物《群言》写点杂文。我不是没有杂文的题材可写，更不是不愿写，其实我在解放前就有民盟方面的朋友。但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我的青壮年时代全被政治运动吞噬，到“文革”结束，我的身心已被摧残得遍体鳞伤，所剩精力实在有限，只能“单打”，全部投入到当前的科研项目中去。另外，知识分子虽然常被批为“走白专道路”，实际上过去许多年当中，真正能够安心读书进修的时间并没有多少，专业知识荒废了。对于我来说，“文革”结束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重新拾起专业，甚至从零开始，一点一滴把知识重新积累起来。《伊利亚随笔选》二十四篇的翻译工作，就是在三个年头当中，几乎一天不停地紧张劳动，这才完成；最后写译序时，我已无力把准备好的兰姆材料仔细重读一遍，而是凭着原来阅读的印象信手写下来交卷。但萧乾先生热情地称赞我这本第一次出版的译作，来信说：“译得十分流畅，而且很有随笔味道。序言写得也深得原作精髓。”此后他不断来信鼓励我继续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当他完成了艰巨的《尤利西斯》翻译之后，壮心未已，还向译林出版社推荐我翻译乔伊斯的另一部巨著《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萧老可能出于对我译《伊利亚随笔选》的赞赏，过高估计了我的力量。《芬尼根守灵》是比《伊利亚随笔选》更“天书”的“天书”，我绝没有那个本事翻译，况且我已经承担了编纂《莎士比亚词典》这项工程。所以，我一接到译林老总的约稿信，赶快礼貌地回信婉谢：“沪宁想必另有通人高才，定能当此重任也！”
写这篇文章时，我重看了萧乾先生用他那“流利而潦草”的笔迹所写给我的十来封信，感谢这位曾无私地帮助过我的老人。在新旧世纪之交，我们失去了好多文学界、学术界的前辈——他们不仅著述等身，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他们的精神风貌也引起我们的长久怀念。就我对萧乾先生接触中的印象来说，尽管他所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教育、西方的文化，半个世纪以来又做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但从他为人处事的作风来看，他的性格乃是一位厚道的老北京人。写下这点粗浅的印象，略表对萧乾先生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