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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众所周知，汪老在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研究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殊不知他在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研究领域里的涉猎面更要广博的多。自1995年到2005年，我担任由汪老创建并任主席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后改为主任），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研究和协调工作，耳闻目睹他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独到见解，为推动中国对外交往和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许许多多的往事历历在目。
汪老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和高级官员，也是一位知识渊博、造诣很深的学者，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的一致评价。他的记忆力特别强、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善于对复杂问题深入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美关系一直是他高度关注所在。他特别强调，中国要改革开放发展，一定要研究中美关系，首先要研究美国、了解美国。记得他经常强调以下这几点：要研究美国经济，经贸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将日趋重要；要研究美国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必然影响中美关系；要研究美国国会，不了解它，就难以搞懂美国政策的多面性和多变性；要研究美国的传媒，它是美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又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形成制约；要研究美国的宗教和族裔问题，如美国的犹太人，搞清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了解美国。看看中美关系这些年来走过的历程，如最近发生的经贸争端，汪老强调的这几点有多么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他同样重视研究日本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他认为，要发展中日关系，双方必须加强交流，促进互相了解。他在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各界都有许多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曾让我起草过给日本方面的一些回信，有给日本电气和野村集团研究所负责人的，有给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教授的，也有给前大藏相和政党领导人的，信中谈的大多是改善中日关系、促进中日交流的话题。2001年初，我陪汪老会见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山田辰雄教授。汪老首先向山田教授详细了解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随后又请教授就解决中日间历史问题和改善中日关系提出建议。对山田的看法，汪老十分重视，又找了几位专家一起研究，最后写成材料上报，建议由中日双方学者共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一些重要问题。
令我惊讶的是，汪老对犹太研究也十分投入。1997年的一天晚上，他要我陪他去见美国犹太裔金融家摩里斯·奥菲斯，并让我随带一些中国出版的犹太学书籍。 见面后，汪老将我带去的书赠给奥菲斯先生，并向他详细介绍了每本书的内容，从中可见他对犹太文化、历史，特别是美国犹太人均有深入研究。后来，汪老还担任了我们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
汪老特别重视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问题。记得在中国加入WTO前后，汪老几乎每隔几天就要把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学者召集到一起研讨相关问题。他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过程中不时插话，经常问的是：“你这个看法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具体数据？”他特别重视中国加入WTO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多次就此召开专题研讨会。他也很重视WTO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亲自与龙永图先生一起主编了有关WTO的读本。
对一些人们不太注意的发展中国家，汪老同样注意进行调查研究。1996年江泽民主席出访非洲前，他与我们一起涉足不太熟悉的非洲研究，经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几次研讨后形成一个分析报告，又经他反复审阅修改后上报。他还多次提醒我们要加强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研究。
汪老嗜书如命，所读的书古今中外、政经文史无所不包。我们经常看到他在上海社科院门口淮海路上的三联书店里专心致志地阅读，有时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有一段时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将赠给他的《现代国际关系》寄到我这里，由我转交给他。我发现他每期都读得很认真，对其中重要的文章还作点评。他也十分爱读《世界知识》杂志，有段时间一时没有收到该刊，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向该刊编辑直接询问，并对近期杂志某篇文章的观点进行了点评，可见他读得认真、深入。他经常说，读书就是生活，其乐无穷。我想，这正是他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扎实底蕴所在。
在研究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时，汪老善于透过表象抓本质，从战略角度进行纵深剖析，对国际上的许多发展做出准确的前瞻性判断， 努力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建言献策。
1996年春，中美之间因台海局势恶化出现对峙局面。1999年春，中美又因美机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发生正面冲突。2001年春，中美关系再一次因撞机事件陷入危机。在这三次危机期间，我们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都组织了多次小范围研讨。记得汪老在会上强调，中美之间虽有矛盾和冲突，但又有许多共同利益， 一定要强调求同存异，同时中美关系又受到全球形势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只要我们沉着应对，善于周旋，转机总是会出现的。事后的发展均证明他的看法是有远见的：经过中美双方共同努力，1997年中美关系明显转向缓和，当年10月实现了江主席访美，次年又實现了克林顿总统访华；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迅速走出低谷，布什总统10月来上海参加APEC首脑会议时与江主席会晤，随后中美双方在反恐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富有成果的合作。
1996年夏秋，中日关系因钓鱼岛等问题一度十分紧张。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此召开中日关系研讨会，探讨影响中日关系的一系列负面因素。汪老在会上指出，在中日关系中制造麻烦的人在日本只是少数，广大日本人民是希望中日友好的，这是我们对日工作的基础。他强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同宗同源，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特别要加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事过多年，他的这些看法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汪老也十分重视俄罗斯研究。他对苏联解体后前苏地区的发展就十分关心，进行了跟踪研究，并且特别重视从中汲取对中国有益的教训和借鉴。记得2000年元旦刚过，他就召集京、沪两地十多位学者研讨普京出任代总统后俄罗斯形势的发展。他在会上多次插话和发言，对俄局势和中俄关系作了分析和展望，特别强调对普京这位“年青人”要加以关注。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他多次找我去谈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相比，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的关系还比较薄弱，但潜力巨大。9.11事件发生后，上合组织一度面临严重困难，但汪老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上合组织一定能克服困难稳步发展。他要求我们加强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研究，特别要重视能源问题。每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俄罗斯问题研讨会，他几乎都要参加，最后一次是2003年11月，他抱病与会。今天，稳步前进的上合组织迎来了17岁生日，最近召开的青岛峰会十分成功，事实再次印证了汪老的远见卓识。
关于东亚经济合作问题，特别是中日韩如何加强合作，国内一度有些不同看法。汪老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找专家学者进行研讨，还谈及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如何促进与日韓经济合作等具体问题。商务部（原经贸部）著名专家周世俭教授就此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和建议，得到汪老支持，将他的意见整理后上报，对促进中国参与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特别是中日韩经贸合作逐步机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老在这些方面所做的研究和发挥的作用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枚举。他本人从不在公开场合提起这些，因此许多事情并不为外界所知。我相信，随着将来更多的外交档案和其它材料解密，以及更多的关于他的回忆著述问世，人们终将了解他所做出的贡献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
在学术讨论中，汪老从不摆架子，总是强调大家是平等的，要畅所欲言，有不同看法可以进行辩论。在涉及对外关系问题时，他总是先认真听取大家的看法，特别是与他的观点不同的看法，然后在思考辨析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1995年我陪他出访马来西亚，他每到一处都要向接待他的马方官员、学者提出许多问题，有的一时没听懂就再次提问。他对我说：“我对马来西亚不了解，这次是学习之旅，大长见识。”1998年2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召开“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汪老在会议期间抽空与何汉理、李侃如等美方主要学者一一单独会见交谈。在遇到不同看法时，汪老都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2000年江泽民主席出访中东前，他找我去谈中东问题，第一句话就说：“这个问题我不熟悉，你是老师，我是学生。”
汪老十分重视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新问题。2001年初，他在听取北京学者汇报信息经济和网络安全问题时指出：“对这些新问题，我们一是要虚心学习，二是要加强研究，不能虚心学习，就无法推进研究。”9.11事件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国内率先召开了“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合作”国际研讨会。会后我向他汇报时，他提出了一些与我们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但又说：“恐怖主义问题还需深入研究，我的看法也许不全面，大家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留待以后的发展来检验。”此后，他在病中还很关注一些全球性问题如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恐怖主义、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问题。
对于我们这些学术界的后来人来说，汪老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一个诲人不倦的良师。他善于在学习和研究中发现有份量的著述，特别是有潜力的年青学者的作品，并将其推荐给国家领导、各级官员和他的书友们。中国社科院邢广程教授的《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和外交学院苏格教授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两部力作，都是汪老高度赞赏并极力推荐给最高领导的。1996年我陪汪老访问南京大学，他应学生们要求做了一个讲演。记得那天礼堂里挤满了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汪老也十分高兴。在纵论国内外大事的同时，他深情回顾了自己青年时代在南京学习的经历，鼓励同学们奋发努力。讲演结束后，汪老还回答了许多问题，简直是欲罢不能。1998年初汪老出访美国时，在百忙中会见了硅谷地区的中国留学生，鼓励他们发奋努力，还为他们提了八个大字“天地为怀，高远存志”。
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在中亚俄罗斯研究、中东研究，还是在犹太研究、反恐研究等方面，都得到过汪老的帮助和指导。对我的几本专著，他都提出过中肯的看法和建议。他还为我主编的《犹太人在中国》和《犹太人在上海》两书提写了书名。他的教诲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汪老担任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等许多智囊机构和思想库的名誉会长和高级顾问，还是国内外许多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名誉博士。记得我曾陪同外交部朱启祯、詹世亮两位领导会见汪老，向他汇报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的工作。汪老认为国际问题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工程，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基金会给与支持。他对基金会的工作高度赞扬，并欣然同意担任基金会的顾问。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里，汪老有着许许多多学界朋友，经常与他们促膝谈心，切磋学问。在学术领域，汪老永远是一个与我们进行平等切磋的朋友。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上海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
众所周知，汪老在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研究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殊不知他在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研究领域里的涉猎面更要广博的多。自1995年到2005年，我担任由汪老创建并任主席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后改为主任），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研究和协调工作，耳闻目睹他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独到见解，为推动中国对外交往和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许许多多的往事历历在目。
睿智儒雅 博大精深
汪老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和高级官员，也是一位知识渊博、造诣很深的学者，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的一致评价。他的记忆力特别强、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善于对复杂问题深入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美关系一直是他高度关注所在。他特别强调，中国要改革开放发展，一定要研究中美关系，首先要研究美国、了解美国。记得他经常强调以下这几点：要研究美国经济，经贸因素在中美关系中将日趋重要；要研究美国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必然影响中美关系；要研究美国国会，不了解它，就难以搞懂美国政策的多面性和多变性；要研究美国的传媒，它是美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又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影响、形成制约；要研究美国的宗教和族裔问题，如美国的犹太人，搞清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了解美国。看看中美关系这些年来走过的历程，如最近发生的经贸争端，汪老强调的这几点有多么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他同样重视研究日本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他认为，要发展中日关系，双方必须加强交流，促进互相了解。他在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各界都有许多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曾让我起草过给日本方面的一些回信，有给日本电气和野村集团研究所负责人的，有给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教授的，也有给前大藏相和政党领导人的，信中谈的大多是改善中日关系、促进中日交流的话题。2001年初，我陪汪老会见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山田辰雄教授。汪老首先向山田教授详细了解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随后又请教授就解决中日间历史问题和改善中日关系提出建议。对山田的看法，汪老十分重视，又找了几位专家一起研究，最后写成材料上报，建议由中日双方学者共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一些重要问题。
令我惊讶的是，汪老对犹太研究也十分投入。1997年的一天晚上，他要我陪他去见美国犹太裔金融家摩里斯·奥菲斯，并让我随带一些中国出版的犹太学书籍。 见面后，汪老将我带去的书赠给奥菲斯先生，并向他详细介绍了每本书的内容，从中可见他对犹太文化、历史，特别是美国犹太人均有深入研究。后来，汪老还担任了我们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
汪老特别重视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问题。记得在中国加入WTO前后，汪老几乎每隔几天就要把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学者召集到一起研讨相关问题。他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过程中不时插话，经常问的是：“你这个看法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具体数据？”他特别重视中国加入WTO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多次就此召开专题研讨会。他也很重视WTO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亲自与龙永图先生一起主编了有关WTO的读本。
对一些人们不太注意的发展中国家，汪老同样注意进行调查研究。1996年江泽民主席出访非洲前，他与我们一起涉足不太熟悉的非洲研究，经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几次研讨后形成一个分析报告，又经他反复审阅修改后上报。他还多次提醒我们要加强对印度和中印关系的研究。
汪老嗜书如命，所读的书古今中外、政经文史无所不包。我们经常看到他在上海社科院门口淮海路上的三联书店里专心致志地阅读，有时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有一段时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将赠给他的《现代国际关系》寄到我这里，由我转交给他。我发现他每期都读得很认真，对其中重要的文章还作点评。他也十分爱读《世界知识》杂志，有段时间一时没有收到该刊，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向该刊编辑直接询问，并对近期杂志某篇文章的观点进行了点评，可见他读得认真、深入。他经常说，读书就是生活，其乐无穷。我想，这正是他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扎实底蕴所在。
洞察剖析 远见卓识
在研究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时，汪老善于透过表象抓本质，从战略角度进行纵深剖析，对国际上的许多发展做出准确的前瞻性判断， 努力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建言献策。
1996年春，中美之间因台海局势恶化出现对峙局面。1999年春，中美又因美机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发生正面冲突。2001年春，中美关系再一次因撞机事件陷入危机。在这三次危机期间，我们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都组织了多次小范围研讨。记得汪老在会上强调，中美之间虽有矛盾和冲突，但又有许多共同利益， 一定要强调求同存异，同时中美关系又受到全球形势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只要我们沉着应对，善于周旋，转机总是会出现的。事后的发展均证明他的看法是有远见的：经过中美双方共同努力，1997年中美关系明显转向缓和，当年10月实现了江主席访美，次年又實现了克林顿总统访华；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迅速走出低谷，布什总统10月来上海参加APEC首脑会议时与江主席会晤，随后中美双方在反恐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富有成果的合作。
1996年夏秋，中日关系因钓鱼岛等问题一度十分紧张。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为此召开中日关系研讨会，探讨影响中日关系的一系列负面因素。汪老在会上指出，在中日关系中制造麻烦的人在日本只是少数，广大日本人民是希望中日友好的，这是我们对日工作的基础。他强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同宗同源，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特别要加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事过多年，他的这些看法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汪老也十分重视俄罗斯研究。他对苏联解体后前苏地区的发展就十分关心，进行了跟踪研究，并且特别重视从中汲取对中国有益的教训和借鉴。记得2000年元旦刚过，他就召集京、沪两地十多位学者研讨普京出任代总统后俄罗斯形势的发展。他在会上多次插话和发言，对俄局势和中俄关系作了分析和展望，特别强调对普京这位“年青人”要加以关注。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他多次找我去谈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相比，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的关系还比较薄弱，但潜力巨大。9.11事件发生后，上合组织一度面临严重困难，但汪老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上合组织一定能克服困难稳步发展。他要求我们加强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研究，特别要重视能源问题。每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俄罗斯问题研讨会，他几乎都要参加，最后一次是2003年11月，他抱病与会。今天，稳步前进的上合组织迎来了17岁生日，最近召开的青岛峰会十分成功，事实再次印证了汪老的远见卓识。
关于东亚经济合作问题，特别是中日韩如何加强合作，国内一度有些不同看法。汪老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找专家学者进行研讨，还谈及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如何促进与日韓经济合作等具体问题。商务部（原经贸部）著名专家周世俭教授就此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和建议，得到汪老支持，将他的意见整理后上报，对促进中国参与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特别是中日韩经贸合作逐步机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汪老在这些方面所做的研究和发挥的作用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枚举。他本人从不在公开场合提起这些，因此许多事情并不为外界所知。我相信，随着将来更多的外交档案和其它材料解密，以及更多的关于他的回忆著述问世，人们终将了解他所做出的贡献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
平等讨论 提携后学
在学术讨论中，汪老从不摆架子，总是强调大家是平等的，要畅所欲言，有不同看法可以进行辩论。在涉及对外关系问题时，他总是先认真听取大家的看法，特别是与他的观点不同的看法，然后在思考辨析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1995年我陪他出访马来西亚，他每到一处都要向接待他的马方官员、学者提出许多问题，有的一时没听懂就再次提问。他对我说：“我对马来西亚不了解，这次是学习之旅，大长见识。”1998年2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召开“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汪老在会议期间抽空与何汉理、李侃如等美方主要学者一一单独会见交谈。在遇到不同看法时，汪老都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2000年江泽民主席出访中东前，他找我去谈中东问题，第一句话就说：“这个问题我不熟悉，你是老师，我是学生。”
汪老十分重视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新问题。2001年初，他在听取北京学者汇报信息经济和网络安全问题时指出：“对这些新问题，我们一是要虚心学习，二是要加强研究，不能虚心学习，就无法推进研究。”9.11事件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国内率先召开了“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合作”国际研讨会。会后我向他汇报时，他提出了一些与我们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但又说：“恐怖主义问题还需深入研究，我的看法也许不全面，大家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留待以后的发展来检验。”此后，他在病中还很关注一些全球性问题如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恐怖主义、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问题。
对于我们这些学术界的后来人来说，汪老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一个诲人不倦的良师。他善于在学习和研究中发现有份量的著述，特别是有潜力的年青学者的作品，并将其推荐给国家领导、各级官员和他的书友们。中国社科院邢广程教授的《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和外交学院苏格教授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两部力作，都是汪老高度赞赏并极力推荐给最高领导的。1996年我陪汪老访问南京大学，他应学生们要求做了一个讲演。记得那天礼堂里挤满了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汪老也十分高兴。在纵论国内外大事的同时，他深情回顾了自己青年时代在南京学习的经历，鼓励同学们奋发努力。讲演结束后，汪老还回答了许多问题，简直是欲罢不能。1998年初汪老出访美国时，在百忙中会见了硅谷地区的中国留学生，鼓励他们发奋努力，还为他们提了八个大字“天地为怀，高远存志”。
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在中亚俄罗斯研究、中东研究，还是在犹太研究、反恐研究等方面，都得到过汪老的帮助和指导。对我的几本专著，他都提出过中肯的看法和建议。他还为我主编的《犹太人在中国》和《犹太人在上海》两书提写了书名。他的教诲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汪老担任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等许多智囊机构和思想库的名誉会长和高级顾问，还是国内外许多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名誉博士。记得我曾陪同外交部朱启祯、詹世亮两位领导会见汪老，向他汇报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的工作。汪老认为国际问题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工程，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基金会给与支持。他对基金会的工作高度赞扬，并欣然同意担任基金会的顾问。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里，汪老有着许许多多学界朋友，经常与他们促膝谈心，切磋学问。在学术领域，汪老永远是一个与我们进行平等切磋的朋友。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上海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