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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的代表是儒道墨三家,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二者之间的相同相似性,及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
关键字 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 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国际性的理念,是一种全人类的共同财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绝对的哲学,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哲学,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丰富为本的理念。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是因为二者具有实践的相似性与文化层面的相通性。因此将中国的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先秦诸子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儒、道、墨三家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并确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尽管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不断变换发展之中,但直至近代以来,依然没离开这三家。纵览中国历史,农民革命胜利之后需要建立新的政权,有一套能够稳定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的政权体制。而儒家文化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政文化,是中国文化政权的历史总结资源。蔡尚思一直认为,“中国思想界之有孔、老、墨三大家,亦无以异于鼎之有三足也”。①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在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儒道墨三家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墨家代表的是必要劳动的需求者,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他们的目的是维持大多数人的生存;道家代表的是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少数人的自由与发展;儒家代表的是剩余劳动占有者与必要劳动需求者的利益调和者,兼顾多数人的生存与少数人的发展。墨子认为,封建统治的奢华纵欲的生活是完全地,依靠着他人的剩余劳动力而生的,这些不仅损害了他人的生存,更是:“暴夺人衣食之财”。②是与人类的生存相违背的。曾有历史学家提出:历史上反映农民经济利益的文化思想学派莫过于墨家。尽管墨家在秦汉以后文史经典中逐渐式微,但其理想却通过历代底层的农民起义反复呈现出来。③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所反映出来的众多基本思想,与墨子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④然而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总结来看,农民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后,必须建立一套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权体制,否则新政权无法长久,因此文化导向必须转到儒家。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政文化是儒家,是中国长期以来许多政权执政的历史借鉴。当然,儒家经典小戴《礼记》之《礼运》中也提到过“大同”说,“大同”思想在近代对中国人的影响极为深远,许多人认为“大同”说就是儒家思想,但通读《礼运》全篇,便可知其宣传的主旨为“小康”而非我们所谓的“大同”。“大同”说其实乃出自墨家思想。
历代早年,便有对“大同”说隶属于儒家思想的怀疑。北宋李清臣记载:“尝观《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故大道、小康之说,果夫子之遗言,则是圣人之道有二也。”⑥事实上圣人的道理是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理论的,由此可见,我们所理解的“大同”说与儒家的理念是两种从根本上便不相同的道理。宋代著名理学家吕祖谦认为:“蜡宾之叹(蜡宾之叹即《礼运》篇之篇首,此处代之《礼运》篇—引者注),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其真是老聃、墨氏之论。”⑦清代学者俞樾明确指出:“《礼运》曰:‘大道之行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此非圣人之言也。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则圣人之言也。是故推私以及公者,圣人也;有私无公,则为扬子之‘为我’;有公无私,则为墨子之‘兼爱’。兼爱,非圣人也;……后之君子,执以公灭私之说,而欲示天下以无私,不知其适为墨氏之徒矣。”⑧清末正统儒家王祖畲认为:“大同”说“即墨氏兼爱之说”,盖“由汉儒穿凿附会而托于圣人之言者”。“此必汉儒之敢为大言者窃老佛之绪余,为援儒入墨者推波助澜。”⑨综上所述,“大同”说是墨家所传达的理念。这种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其所起到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深刻的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并且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蔡尚思著,《墨子思想要论》,《蔡尚思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43
[2]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丛书”影印版,上海书店1992:102.
[3]陈晋著,《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156-157.
[4]李泽厚著.《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71.
[5]董楚平著,《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方志出版社,2003.
[6](宋)李清臣著,《礼论》,《全宋文》第78册,卷1712,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47-348
[7](宋)吕祖谦著,《与朱侍讲元晦》,《全宋文》第261册,卷5872:90.
[8]俞樾.《公私说》,《宾萌集》“说篇”二.
[9]王祖畲著,《读礼运篇》,《王文贞公文集》卷一,转引自《蔡尚思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2.
(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字 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 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国际性的理念,是一种全人类的共同财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绝对的哲学,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哲学,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丰富为本的理念。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是因为二者具有实践的相似性与文化层面的相通性。因此将中国的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先秦诸子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儒、道、墨三家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并确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尽管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不断变换发展之中,但直至近代以来,依然没离开这三家。纵览中国历史,农民革命胜利之后需要建立新的政权,有一套能够稳定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的政权体制。而儒家文化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政文化,是中国文化政权的历史总结资源。蔡尚思一直认为,“中国思想界之有孔、老、墨三大家,亦无以异于鼎之有三足也”。①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在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儒道墨三家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墨家代表的是必要劳动的需求者,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他们的目的是维持大多数人的生存;道家代表的是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少数人的自由与发展;儒家代表的是剩余劳动占有者与必要劳动需求者的利益调和者,兼顾多数人的生存与少数人的发展。墨子认为,封建统治的奢华纵欲的生活是完全地,依靠着他人的剩余劳动力而生的,这些不仅损害了他人的生存,更是:“暴夺人衣食之财”。②是与人类的生存相违背的。曾有历史学家提出:历史上反映农民经济利益的文化思想学派莫过于墨家。尽管墨家在秦汉以后文史经典中逐渐式微,但其理想却通过历代底层的农民起义反复呈现出来。③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所反映出来的众多基本思想,与墨子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④然而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总结来看,农民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后,必须建立一套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政权体制,否则新政权无法长久,因此文化导向必须转到儒家。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政文化是儒家,是中国长期以来许多政权执政的历史借鉴。当然,儒家经典小戴《礼记》之《礼运》中也提到过“大同”说,“大同”思想在近代对中国人的影响极为深远,许多人认为“大同”说就是儒家思想,但通读《礼运》全篇,便可知其宣传的主旨为“小康”而非我们所谓的“大同”。“大同”说其实乃出自墨家思想。
历代早年,便有对“大同”说隶属于儒家思想的怀疑。北宋李清臣记载:“尝观《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故大道、小康之说,果夫子之遗言,则是圣人之道有二也。”⑥事实上圣人的道理是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理论的,由此可见,我们所理解的“大同”说与儒家的理念是两种从根本上便不相同的道理。宋代著名理学家吕祖谦认为:“蜡宾之叹(蜡宾之叹即《礼运》篇之篇首,此处代之《礼运》篇—引者注),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其真是老聃、墨氏之论。”⑦清代学者俞樾明确指出:“《礼运》曰:‘大道之行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此非圣人之言也。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则圣人之言也。是故推私以及公者,圣人也;有私无公,则为扬子之‘为我’;有公无私,则为墨子之‘兼爱’。兼爱,非圣人也;……后之君子,执以公灭私之说,而欲示天下以无私,不知其适为墨氏之徒矣。”⑧清末正统儒家王祖畲认为:“大同”说“即墨氏兼爱之说”,盖“由汉儒穿凿附会而托于圣人之言者”。“此必汉儒之敢为大言者窃老佛之绪余,为援儒入墨者推波助澜。”⑨综上所述,“大同”说是墨家所传达的理念。这种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其所起到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深刻的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并且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蔡尚思著,《墨子思想要论》,《蔡尚思全集》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43
[2]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丛书”影印版,上海书店1992:102.
[3]陈晋著,《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156-157.
[4]李泽厚著.《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71.
[5]董楚平著,《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方志出版社,2003.
[6](宋)李清臣著,《礼论》,《全宋文》第78册,卷1712,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47-348
[7](宋)吕祖谦著,《与朱侍讲元晦》,《全宋文》第261册,卷5872:90.
[8]俞樾.《公私说》,《宾萌集》“说篇”二.
[9]王祖畲著,《读礼运篇》,《王文贞公文集》卷一,转引自《蔡尚思全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2.
(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