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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远离了精英文化的传统，而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为此，有人欢欣鼓舞，认为是文化和全民的结合，期待迎接“文化产业时代”的来临。从事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已颇有建树的胡野秋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文化正成为一个新的垃圾桶，什么都在朝里倒，在倾倒的过程中，文化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因此，他要“冒犯”一下这样的“文化”，剖析这种“文化”的真相。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对当下尘土飞扬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一个个酷评漫议条分缕析，一针见血、拍案叫绝、犀利有趣。
《冒犯文化》
作者：胡野秋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定价：21.00元
【书摘】
有一类书是毒药
曾经有个朋友的孩子找我推荐书，我遵命开了一列书目。也不知他看不看，反正后来不再来找。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看见孩子的床头放了一大摞书，随便翻了翻，自然没有我推荐的书，倒是有一大堆所谓《职场防身术》、《做人不要太老实》等。孩子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拿着我的书单去书店，有的没货，有的太难找。倒是店员跟他推荐，有一类书很热销，就是这种“职场指南书”，对他这个职场新生自然更有诱惑力。
我绝对不认为他应该按我的书单去购书，但我却对这一类所谓“职场指南书”系列的书深有忌惮。
首先这一类书，挖掘的是人性中“邪恶”的细胞，让这些本该死去的“邪恶”复活，表面上看它在保护你，实际上它在教唆你。打个比方，你的爸爸为了让你知道打人是不好的，照你妈妈脸上抽一巴掌，然后疾言厉色地说：“看到了吧，这是不可以的。”
找了几本“职场指南书”一读，发现它们都源自一个老祖宗——《厚黑学》。
李宗吾写《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他的题旨是揭露和鞭挞官场弊病，所以当时让人很是痛快。《厚黑学》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文化虚无主义。即便这样，李宗吾从头至尾对于“厚黑”都是毫不掩饰地批判和痛斥的。
今天的这一类书却把李宗吾老先生唾弃的“厚黑”，捧起来加点时尚的化学原料，变成“面膜”朝今天年轻人的脸上涂。这一点是李老爷子始料未及的。而且，今天的书商们还把《厚黑学》对“官场”的描摹放大到“职场”乃至整个人生现场。这就让人不得不追问：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出版界、影视界长期在回避一个真实的社会，他们无视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底层人的难题，却臆造了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社会。所以在国外，对中国总有两种印象，来过的人知道这里跟他们那里同在二十一世纪，没来过的人以为中国人还是男人梳辫子、女人裹小脚的清朝子民。我们的书店、荧屏充斥着“朝廷的故事”，每天中国人都在电视上施展权谋、不择手段。官场如此，商场如此，职场如此，民间也如此；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大人如此，小孩也如此。
可以想见，读这种“实用类”书籍长大的青年，他们人性中的善良火种怎能不灭？
我们需要传播智慧，但智慧必须建立在善良的地基上，邪恶的智慧等于毒药。
我告诉朋友的孩子，“职场指南书”中有些属于“心灵鸡汤”，无益也无害，虽然加了味精，但治不好病也看不死人。
这种书可看可不看。但大部分属于精神毒药，无益而有害，虽然加了香料和色素，但最终书会杀人的。
我还告诉他，你这里的这本《执行力》，前段时间被捧为“职场圣经”，但这本书完全是一部假书。此书由一个书商伪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作者——哈佛大学的保罗·托马斯教授，该书商还一口气推出了七本“执行力系列”，并且还用保罗·托马斯教授的名义为另外一本假书《赢在执行》写序。
我告诉他，这才叫“厚黑”。
至于他能不能听进去，天晓得。
拒绝戴套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让人误以为涉黄，其实这里说的“套”，不是人在床上戴的那个，而是书在货架上戴的那个。虽然外形有些像，但实在是两码事。
不知从哪天起，中国的书都娇贵起来，纷纷带起了塑料“套子”，也有人调侃地称为“雨披”。起先只是在贵重的画册上穿，现在大有向所有书籍蔓延的趋势。刚去了香港书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国内的书籍和海外的书籍放在一起，这怪异的区别就出来了。大陆这边满是带套的，国外的基本没有，港台的除了画册之类也鲜见。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有一本阐述环保理念的书《崩溃》，也用上了塑料封套，由于采用难以降解的塑封包装而招致香港环保人士的当场质疑。
前几年我们国家出台了“限塑令”，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但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逆势而上”，这种白色污染也借文化的名义“逆势”死灰复燃了。过去包萝卜青菜的东西，现在包起书籍，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还是书籍的贬值。
作家毕淑敏就直言：“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影响。尘风刮起的时候，它们成为肮脏的白旗，挂上树梢。铺排在泥土里，100年无法融化。”她当时在给读者签名，这边在签，那边是工作人员在手忙脚乱地帮她撕塑料皮，2000本书签完，2000个“套子”和“雨披”聚成一座白色的垃圾山，她是对着这座小山感慨的。评论家、出版家解玺璋也对此痛批，他认为虽然从保护书的角度来说有丁点好处，但塑封一拆，就没有一点用处了，“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诸多无奈不能成为使用‘雨披’的理由”。
其实，我倒不想在一个上纲上线的“环保”问题上做文章，我只是就书论书。
读书人都知道，买书的时候东翻翻、西翻翻本是一种乐趣，正是因为这种一书在手的“质感”，才让他们走进书店，不然大可上网读书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拿起书，无意中翻到中间的某一页，一段文字打动了你，你买下了它。如果没有这种东翻西翻的过程，就没有买书的结果，当然更没有买书的乐趣。清朝有个倒霉鬼叫徐骏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掉了脑袋，但留下诗句。可见古人是把“翻书”当作“读书”的代名词在用。
现在的书店里，有越来越多的书被戴上套子，读者们只能雾里看花，凭着感觉买书，除了重版书和名著以外，其它书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每年出版品种都达20多万种，德国一年只出版新书7万多种，但中国的出版业产值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出版社老总都在为“起印一万册”而发愁，他们算计了一切，却越算丢得越多。因为他们以“社”为本，却始终不肯以“读者”为本。他们的理由是，读者会把书翻旧，破损率会高。其实自古以来，书都是这么翻的，名著也是在翻书中流传下来的。据我所知，真正翻得很旧很破的书，八成是很畅销的书，这一点破损率是承受得起的。何况每本书都多花一角钱带上套，那不也是成本吗？
中国的出版业很有意思，它们总是不能在国际书业占个位置，却总是创造一些怪异的特例，创造过“豪华书”，创造过“家装书”，现在又创造出“套中书”。其实在多媒体阅读时代，纸本阅读已经岌岌可危了，假如再这么拒绝读者、折腾读者，恐怕离自我消灭不远了。
我们当然知道，最终要靠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到那时候，书就彻底不用带套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社、书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来，而是消极适应蒙昧，那我们就撑不到全民文明的那一天。
（摘自《冒犯文化》）
《冒犯文化》
作者：胡野秋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定价：21.00元
【书摘】
有一类书是毒药
曾经有个朋友的孩子找我推荐书，我遵命开了一列书目。也不知他看不看，反正后来不再来找。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看见孩子的床头放了一大摞书，随便翻了翻，自然没有我推荐的书，倒是有一大堆所谓《职场防身术》、《做人不要太老实》等。孩子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拿着我的书单去书店，有的没货，有的太难找。倒是店员跟他推荐，有一类书很热销，就是这种“职场指南书”，对他这个职场新生自然更有诱惑力。
我绝对不认为他应该按我的书单去购书，但我却对这一类所谓“职场指南书”系列的书深有忌惮。
首先这一类书，挖掘的是人性中“邪恶”的细胞，让这些本该死去的“邪恶”复活，表面上看它在保护你，实际上它在教唆你。打个比方，你的爸爸为了让你知道打人是不好的，照你妈妈脸上抽一巴掌，然后疾言厉色地说：“看到了吧，这是不可以的。”
找了几本“职场指南书”一读，发现它们都源自一个老祖宗——《厚黑学》。
李宗吾写《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他的题旨是揭露和鞭挞官场弊病，所以当时让人很是痛快。《厚黑学》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文化虚无主义。即便这样，李宗吾从头至尾对于“厚黑”都是毫不掩饰地批判和痛斥的。
今天的这一类书却把李宗吾老先生唾弃的“厚黑”，捧起来加点时尚的化学原料，变成“面膜”朝今天年轻人的脸上涂。这一点是李老爷子始料未及的。而且，今天的书商们还把《厚黑学》对“官场”的描摹放大到“职场”乃至整个人生现场。这就让人不得不追问：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出版界、影视界长期在回避一个真实的社会，他们无视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底层人的难题，却臆造了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社会。所以在国外，对中国总有两种印象，来过的人知道这里跟他们那里同在二十一世纪，没来过的人以为中国人还是男人梳辫子、女人裹小脚的清朝子民。我们的书店、荧屏充斥着“朝廷的故事”，每天中国人都在电视上施展权谋、不择手段。官场如此，商场如此，职场如此，民间也如此；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大人如此，小孩也如此。
可以想见，读这种“实用类”书籍长大的青年，他们人性中的善良火种怎能不灭？
我们需要传播智慧，但智慧必须建立在善良的地基上，邪恶的智慧等于毒药。
我告诉朋友的孩子，“职场指南书”中有些属于“心灵鸡汤”，无益也无害，虽然加了味精，但治不好病也看不死人。
这种书可看可不看。但大部分属于精神毒药，无益而有害，虽然加了香料和色素，但最终书会杀人的。
我还告诉他，你这里的这本《执行力》，前段时间被捧为“职场圣经”，但这本书完全是一部假书。此书由一个书商伪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作者——哈佛大学的保罗·托马斯教授，该书商还一口气推出了七本“执行力系列”，并且还用保罗·托马斯教授的名义为另外一本假书《赢在执行》写序。
我告诉他，这才叫“厚黑”。
至于他能不能听进去，天晓得。
拒绝戴套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让人误以为涉黄，其实这里说的“套”，不是人在床上戴的那个，而是书在货架上戴的那个。虽然外形有些像，但实在是两码事。
不知从哪天起，中国的书都娇贵起来，纷纷带起了塑料“套子”，也有人调侃地称为“雨披”。起先只是在贵重的画册上穿，现在大有向所有书籍蔓延的趋势。刚去了香港书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国内的书籍和海外的书籍放在一起，这怪异的区别就出来了。大陆这边满是带套的，国外的基本没有，港台的除了画册之类也鲜见。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有一本阐述环保理念的书《崩溃》，也用上了塑料封套，由于采用难以降解的塑封包装而招致香港环保人士的当场质疑。
前几年我们国家出台了“限塑令”，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但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逆势而上”，这种白色污染也借文化的名义“逆势”死灰复燃了。过去包萝卜青菜的东西，现在包起书籍，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还是书籍的贬值。
作家毕淑敏就直言：“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影响。尘风刮起的时候，它们成为肮脏的白旗，挂上树梢。铺排在泥土里，100年无法融化。”她当时在给读者签名，这边在签，那边是工作人员在手忙脚乱地帮她撕塑料皮，2000本书签完，2000个“套子”和“雨披”聚成一座白色的垃圾山，她是对着这座小山感慨的。评论家、出版家解玺璋也对此痛批，他认为虽然从保护书的角度来说有丁点好处，但塑封一拆，就没有一点用处了，“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诸多无奈不能成为使用‘雨披’的理由”。
其实，我倒不想在一个上纲上线的“环保”问题上做文章，我只是就书论书。
读书人都知道，买书的时候东翻翻、西翻翻本是一种乐趣，正是因为这种一书在手的“质感”，才让他们走进书店，不然大可上网读书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拿起书，无意中翻到中间的某一页，一段文字打动了你，你买下了它。如果没有这种东翻西翻的过程，就没有买书的结果，当然更没有买书的乐趣。清朝有个倒霉鬼叫徐骏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掉了脑袋，但留下诗句。可见古人是把“翻书”当作“读书”的代名词在用。
现在的书店里，有越来越多的书被戴上套子，读者们只能雾里看花，凭着感觉买书，除了重版书和名著以外，其它书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每年出版品种都达20多万种，德国一年只出版新书7万多种，但中国的出版业产值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出版社老总都在为“起印一万册”而发愁，他们算计了一切，却越算丢得越多。因为他们以“社”为本，却始终不肯以“读者”为本。他们的理由是，读者会把书翻旧，破损率会高。其实自古以来，书都是这么翻的，名著也是在翻书中流传下来的。据我所知，真正翻得很旧很破的书，八成是很畅销的书，这一点破损率是承受得起的。何况每本书都多花一角钱带上套，那不也是成本吗？
中国的出版业很有意思，它们总是不能在国际书业占个位置，却总是创造一些怪异的特例，创造过“豪华书”，创造过“家装书”，现在又创造出“套中书”。其实在多媒体阅读时代，纸本阅读已经岌岌可危了，假如再这么拒绝读者、折腾读者，恐怕离自我消灭不远了。
我们当然知道，最终要靠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到那时候，书就彻底不用带套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社、书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来，而是消极适应蒙昧，那我们就撑不到全民文明的那一天。
（摘自《冒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