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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后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在神州大地上兴起，中外各种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传播既是中国思想史的大事，也是政治史的大事。除了北京和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传播的主要地区，江苏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青年张闻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张闻天，原名应皋，字闻天，1900年生，江苏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自幼聪明好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张闻天正在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他除了刻苦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外，还十分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对底层人民的艰难生活十分同情，痛恨地主和资本家对人民的压榨。此外，他还关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喜欢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并深受其影响，思想趋向进步，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期间，张闻天积极参加了南京地区爱国学生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行径，成为当时南京地区学生运动的骨干。随后，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创办和编辑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并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以下简称“《日刊》”）存在不到3个月，总共出版了70期，现存51期。在这51期中，有15期刊登了张闻天撰写的各类题材的文章30多篇，是对这一刊物贡献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
在1919年7月11日出版的《日刊》第17期上，张闻天发表《“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一文。这是一篇旗帜鲜明的政治檄文。这里的“五七”有两层含义：一是1919年5月7日，南京学生受到北京学生的影响，开始在南京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各界的爱国行动，要求收回国权，严惩卖国贼。二是4年前（1915年）的5月7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天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国耻日”。在1919年5月7日南京学生的游行中，许多人就借抗议巴黎和会出卖中国权益之机重提国耻日。基于此，张闻天在该文中对南京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抗争作了经验教训方面的总结，明确提出了推翻军阀政府、结束军阀政治、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健全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是五四时期罕见的明确而又大胆地提出革命主张的文章。
7月22日，张闻天又在《日刊》第26期上发表了一篇面向大众的评论性文章《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该文对中国国民的素质提出要求，希望中国人做“自主的非奴隶的”“进取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局部的”国民，“去做牺牲也不要怕”。这些文章观点明确、语言犀利而又生动，表现出19岁的青年张闻天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以及他志向高远、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之情，还显露出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力。但这两篇文章还没有从哲学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也就没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
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张闻天在《日刊》第50、51和52期上三天连载了一篇长文《社会问题》。现存的《日刊》缺少第51期，但我们可以从保存至今的第50期和第52期上大致看到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首先，张闻天对社会进行了定义，他指出：“因为个人的集合，所以有社会。”接着，他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描述：“照有机的社会看起来，若个人的自由日益伸张，则社会的统率力亦愈强。若社会的统率力愈强，则个人的自由亦益伸张。”这里，张闻天已经摆脱了静止看待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机械唯物论，而看到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的有机性，认为人的自由与社会的统率力可以形成良性互动。这说明此时的张闻天已经初步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观察人类的发展和社会问题。接着，张闻天又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个大的变动。这四大变动其实是指他所认为的人类社会经历的四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人类少、物质多”，所以在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没有压制，没有争夺”。或许，张闻天所说的这一时期是指人类起始阶段的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但说这个时期“物质多”则并不符合实际。第二时期“人类渐渐的多起来，物质也渐渐的不够用了”。所以，“一群中比较聪明，而且有武力的人，凭借他的聪明去捏造种种鬼神的迷信，凭借他的武力之绝对服从的信条。”因此，这一时期，“只有屈从的性质”。这应当是指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而对于第三时期，张闻天认为是人口逐渐增加，而物质财富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增加。因此，“要生产足可供用的物质，除讲求培养自然物质外，不能不用更多劳力”。因此，“在第三时期内，是拿个人的独立发展做内容。”这也许是指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至于第四时期，张闻天在该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人类因医学等的逐渐发达而日渐长寿，死亡渐趋减少，所以人口越来越得多，物质财富的创造虽然比以前有所增加，但始终不能适应人口的增加。因此，“要想在不够用中求一般欲望满足，不得不用全局的计算，合最大生产力，行最完美的分配的经济方法。所以在第四时期是互相互助的”。这种描述实际上是指人类最终走向大同社会，张闻天在文中虽未点明，但他指出在这一时期，人类“互相互助”，即没有了阶级压迫和剥削，这就有了共产主义的意味。但此时的张闻天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充分潜力，认为物质生产的增加始终赶不上人口的增加。这可能是看到当时中国产业落后的现实，以及受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在物质不足的情况下被迫实行的。但总体来看，张闻天的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是有根据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最积极、最能动的力量作为分析基础的。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
接着，张闻天指出：“社会上有三种大势力。”这三种大势力是法律、道德、宗教，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时不刻地指导着国家的行为和人民的思想及日常生活。张闻天看出了它们的重要性，但它们对不同人群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例如法律，他形象地指出：“社會上有钱的人犯法不打紧，没有钱的就不得了。譬如在禁烟时代，吃了烟是犯法的，所以穷烟鬼抓进警察署，罚几块大洋，几位大人先生，吃了烟不要紧，吾还可以做总长、局长……”这既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明白无误地指出了法律的阶级性，即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是为官僚、富人服务的。这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对于道德，张阐释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德主内，法律主外，但是道德不是法律。假使道德也有一定，那就不是道德了。所以吾们要晓得，道德是吾们自己的主张和行为。”对于宗教，张闻天解释了它的两面性：“宗教的好处，在能够引平常的人到好的路上去。坏处就是汨没个人独立自尊的思想和行为。”由于《日刊》第51期未能保存至今，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到这里有所中断，但张闻天对于宗教的这寥寥数语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特征的定义的。
在谈到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手段时，张闻天写道：“现在最要紧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这士大夫阶级如何斩除呢？这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革命的目标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张闻天希望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推动历史的前进。张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剥削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张在这里明确使用了“阶级”一词，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了解。而革命的形式则“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很显然，这里的欧洲旧式革命是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这样的革命是旧式革命，则刚刚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新式革命。它们的形式差不多，都是暴力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完全不同。斩除士大夫阶级革命的主体是“劳农界人”，这明显是指俄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前景是建立一个“真真的劳农界人”，即真正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该文最后，张闻天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所列的10条具体纲领。
《社会问题》一文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虽然文章有些地方还显得稚嫩，也有个别地方的描述和论断并不十分准确，但总体来看，作者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判断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和趋势走向。该文还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的文献之一，发表于1919年8月。众所周知，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分两次于1919年5月、11月发表于《新青年》。李大钊、张闻天这两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几乎同时面世，说明张闻天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江苏则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尽管《社会问题》在学理方面比《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略逊一筹，其发表后的社会反响也不如后者，但对于当时年仅19岁的青年学生张闻天来说，他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是走在同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前面的。因此，张闻天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