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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在现代学科视阈下，史家已认识到地理学对于历史学具有“以地释史”的重要意义。史家们将地理学建构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体系中并置于重要地位，认为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地理学分支领域最能辅助历史研究。在史家们看来，历史地理学包括了沿革地理学，学科归属或是人文地理学分支，或是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相携并肩;历史地理学虽为史学之辅助学科，但学科属性为地理学而非历史学。
[关键词]民国时期，辅助科学，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22-07
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皆与历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总是绕不开其与史学的诸多关联。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发展，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学术界曾展开了较长时期的充分讨论，提出了多种论点并形成主流的观点。①然而，有关民国时期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名称、史地关系之“演剧”与“地理舞台”说等问题的探究，②而对这一时期诸如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问题的认识等，尚未予以专门论述。笔者拟从民国时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论著入手，揭示这一时期史学界关于地理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地位与意义的认识，进而阐明史家们对于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问题的见解。从民国史学的视阈揭示史学界对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认识，不仅具有史学史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探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早期学术史的积极意义。
在中西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史地不分，地理附属于历史，地理学具有重视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的特征，同时隶属于历史学学科。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地理学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近代以来，在地理学与历史学各自独立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学与历史学二者分别作为空间学科与时间学科的特殊属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人们在认识到史地之间密切关系的同时，认识到了歷史学对于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也认识到了地理学对于史学研究的特殊作用。
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年）作为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在创立自然地理学的同时，重视对于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另一位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德国学者李特尔（Ritter Carl，1779—1859年）确立了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地位，强调人文地理学中历史地理研究的特别意义。而英国地理学家克利福德·达比（Clifford Darby，1909—1992年）则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历史地理学应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一样直接隶属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长期以来，地理学家们认识到：地理学中存在历史因素，地理学研究需要历史的资料与方法，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孕育发展，由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上升到整个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学科地位逐渐得以确立。③中国由传统意义地理学向现代意义地理学的转型发生于清末民初。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创办，1910年《地学杂志》在天津创刊。从《地学杂志》刊文来看，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在迈向现代地理学的同时，依然重视对于历史地理问题的专门研究。之后，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办，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开始跨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新阶段。史地分离以来地理学科发展中对于历史地理的重视，作为地理学分支领域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地理中所具有的历史因素和历史学对于地理学的重要意义，这种史学之于地理学的作用，我们姑且可以简要称之为“以史释地”。
历史与地理的密切关系还表现为地理对于历史的作用，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在《自然地理学》中将历史学与地理学分别表述为“按照时间的描述”和“按照空间的描述”，“地理学和历史学填满了我们的知识的全部范围”，即“地理学填满了空间的全部范围，而历史学则填满了时间的全部范围”，历史学“无非是一种连续的地理学”，而“地理学是历史学的根据”和“基底”。①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1863—1932年）1911年出版的《地理环境之影响》一书，在康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历史以各时期之人事为其研究之范围，而人类地理学则研究地球上各地之生活。”“所有历史问题皆当从地理方面加以研究，而所有地理问题亦当从历史方面加以研究。”②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年）在1910年出版的《人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欧美历史学“渐渐更富有地理意味”，“地学观念是浸入史学的范畴”，已经出现“完全用地理来解释历史的著作”，“以地释史”已逐渐成为史学的时尚。③史家们“具有地学的精神，地学的情感，与地学的方法”，“不但史学有地理化之倾向，地学精神业已流入于各种人文科学之中”。④由此，白吕纳从人地关系思想出发，提倡史学应具有地学之精神。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地理是历史的基础，历史是连续的地理，历史研究的途径之一是从地理方面加以探究，“以地释史”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式，故而历史学应具有“地学精神”，地理学对于历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意义，中国学术界同样具有充分的认识。张其昀主张历史学应具有地理学精神，由地理来解释历史。历史学“莫不享受地理精神之浸淫渐渍，以说明发达之理。而历史之‘地理化’尤为著明”。“史学精神者，处处追究事物制度与观念等蜕化之迹者也。若夫地学精神则为发明各种环境与人文之反应;是其整治空间之功与史学之整治时间者相侔。”⑤历史学只有吸收了地理学的精神、情感和方法，才能使历史研究“解释益见圆满，证据益见充实”。⑥王庸曾于1935年为辅仁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开设“地理学概论”课程，在该课程说明中，他强调了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作用，认为“以地释史”成为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历史之研究，必须藉地理以作基础，过去时代人类文化之进展，多有地理的背景，以地理解释历史实为历史研究之一种新趋势。”⑦李长傅论述了地理与历史的相互关系，指出史学研究必然涉及地理学科。“地理与历史之相对性”，“历史是辩证法的发展之纵断面，而主体的观察之。地理是辩证法的横断面，而平面之考察之”。“这两个学问的体系，常常一方面豫想及他方面，立在密切不可离之关系。”⑧陈啸江则评估了地理因素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提出历史研究应正确对待地理的影响。地理因素是影响历史的“部分的原因”，也是影响历史的“‘究极’（或‘端初’）的原因”，“地理因素大部须通过经济机构方生作用”，影响人类历史。⑨从史地关系到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相互意义，民国时期的学界皆有大量的论述，从中不难看出地理学对于历史学具有重要意义，“以地释史”，这一观念已为时人逐渐所认可。 关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尤其是地理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民国时期有过大量的论述。对此，当前学界已开始有所关注。如有学人专门研究历史与地理之于“演剧”与“舞台”这一论说的演变过程，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史地关系的一种认识。①从上文的少数例举来看，自地理学与历史学分离以来，在两个学科的近现代发展中，人们对于史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不断具有新的认识。“以地释史”，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地理学的作用，这一思想可谓时人有关史地关系的基本认识之一。中国传统史学就十分重视地理对于历史的意义，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而存在。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盖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②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同样重视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的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民国时期大学史学系开设有大量的地理学的相关课程，而这一时期的史学论著亦颇具地理的色彩。③
地理学对于史学学科的意义，集中体现为地理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基于史地关系尤其是地理学对于史学作用的认识，史家们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著述中，自觉地将地理学建构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当中，也就是将地理学列入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
“辅助学科（辅助科学）”是基于现代学科体系的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社会科学’和‘历史的辅助科学’，都是近世纪构成的摩登名词”。④关于“历史辅助学科”这一概念，在西方史学工具书中曾有过专门的表述：
根据问题意识，最具有差异的学科也许都可以作为历史学家的辅助学科。一批学科独立于历史科学之外，但又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聚集起来。它们就是“这种”“历史辅助学科”。它们不仅仅是偶尔被吸纳到历史学中，而且已经永久性地成为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必要知识。
在传统上，主要有以下这些专业属于“历史辅助学科”：古文字学、古文书学、档案学、年代学、印章学、徽章学、谱系学与古币学。
在德语地区中，“历史辅助学科”概念作为一批学科的集合概念，首次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当时，人们正致力于学科的系统化，并创建相关概念。19世纪初，“历史辅助学科”成为相对于“分支学科”或“辅助学说”的概念。在20世纪，将该学科更名为“史学基础学科”的努力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⑤
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也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大量建构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著述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元素的改造与继承，更有对域外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如德国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年）的《史学方法论》、法国朗格诺瓦（C. V. Langlois，1863—1929年）和瑟诺博司（C. Seignobos，1854—1942年）合著的《史学原论》、日本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等著述，对于民国时期史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⑥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著述多有对于历史学辅助学科（科学）的建构与论述，在这些所建构的历史的辅助学科体系中常常囊括了地理学，视地理学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
1914年，黄人望（1880—1948年）在《史学研究法讲义》中认为史学的主要补助学科有：言语学、古文书类、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谱系学、古泉学共7种，将地理学列入历史学的主要补助学科之一，他的这一思想深受日本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一书的影响。⑦
1919年，柳诒徵在《史学研究法》中写道：“史学一科为说明人类全体进化之学，苟就史事之所涉者言之，几于无一种科学不与历史有联络之关系。然治历史者不能遍治各科之学，即亦不能举人类全体之进化而一一征之。”“今就与史学关系最密切之学科，定名为史学之补助学科。”他所设定的史学补助学科有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等共5种，将地理学列为史学的补助学科之一。①
1924年，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指出：“与史学有较近的关系的学问，大别可分为六類：第一类，言语学，文学。第二类，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学书。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第六类，地理学。”地理学属于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之一。②
1924年，陈训慈在论文中认为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其他学科有11种：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人类学、人种学、古物学、古生物学，年代学、谱系学，方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政治学、法律学、国家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论理学，哲学，文学。地理学在其中位居首位。③
1928年，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采用了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一书的相关观点，将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分为8类，即古字学、盟契学、碑文学、图记学、古币学、考古学、地理学、风物志或称人种学，此外，尚有“与其他求认识或分析一些实在物件的科学，如物理化学之类”。地理学被列入史学辅助学科之一。④
1930年，卢绍稷在《史学概要》一书中专设《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一节，将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方面有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天文学、人类学、年代学、谱系学、古物学、宗教学、论理学、文学、哲学、美术;狭义方面有心理学等学科。地理学属于其中之一。⑤
1933年，李季谷的《历史研究法》受到了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一书的影响，认为“各科学都有其补助科学，史学也自然不是例外”，史学的补助科学主要有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共7种，地理学为史学之补助科学之一。⑥
1933年，周容在《史学通论》一书“论历史与各科学之关系”部分，专门论列了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各种科学，包括地理学在内共有11种，即文学、政治学、生物学、考古学、天文学、地质学、比较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科学。⑦ 1929—1934年间，姚从吾讲授的《历史研究法》深受德国伯伦汉的影响，关于历史辅助科学的解读增加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元素。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将史学的补助科学实际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狭义的史学的补助科学，包括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鉴学、铸币学、度量衡学、系谱学、年代学、地理学共9种;一类是广义的辅助科学，除了狭义的学科外，包括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人种学、自然科学共6种。两类合计，除去重复计算的语言学，史学的补助科学共计14种。⑧姚从吾将伯伦汉狭义的历史补助科学表述为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章学、泉币学、族谱学或家世学、徽章学或纹章学、年代学、地理学，并指出中国特有的历史辅助科学，如避讳、纪年、目录、官名、谥号等。而广义的历史补助科学，他将其表述为5种：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民俗学等;自然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地理学等;心理学;文学;美术。⑨可以看到，姚氏将地理学纳入了历史学的补助科学。
1935年，齐思和在《史学概论》讲义中把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分为史学的相关科学和辅助科学，其中将地理学归入了历史学的相关科学。他认为：“相关科学为与历史关系最密切之科学，辅助科学为治历史不可缺少之工具知识。”他所遴选的史学相关科学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而择选的历史之辅助科学有语言小学、考古学、目录学和年代学。⑩
1939年，杨鸿烈《史学通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七章“论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科学”受到了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史学原论》思想的影响，将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种种科学分为特殊的补助科学和一般的补助科学，前者包括言语文字学、年代学、考古学等，后者则包括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文学、哲学等，地理学被归入历史学的一般的补助科学当中。①
1940年，蔡尚思在《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历史的辅助学问”，将地理学等5种学科列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古今中外一切学问，如社会科学、哲学、文艺、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等，几乎无一不与历史有关;而其中尤以经济学、政治学、考据学、地理学、哲学等为最基本。”②
通过以上列举，我们可以对于民国时期有关历史学辅助科学的认识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综合分析各种有关史学辅助科学的论述，从中不难发现民国时期对于史学辅助科学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依然可以从中清晰地观察到时人对于地理学的历史学地位的认识和肯定。
一是对于史学（历史）补助科学（学科）的名称有着多样的表述。史学的发展离不开诸多相关学科的作用，这些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被史学家们称为“补助学科”“补助科学”“辅助科学”“辅助学科”“辅助学问”“较近学科”“相关科学”“其他学科”等;也有“关系学科”③“基本科学”④“副属科学”和“卫从科学”⑤等多种称谓，但总的来看，以“辅助科学”的使用更为普遍。
二是史学辅助学科所包含的学科数量和学科范围不够确定。“历史与其他科学发生直接的关系，至少有一、二十种（归纳近代人的著述中，多至三十余种）。”⑥从理论上讲，与史学发生关系的学科数量还要更多。如此，史学辅助学科的科目选定具有了极多的可能，关于辅助学科的范围、数量及具体学科的选定也就常常因人而异。
三是地理学在史学辅助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虽说史学辅助学科的科目确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大都包括了地理学，甚至有的将地理学置于辅助学科科目的首位。地理学在史学辅助学科中的地位，体现了对史地密切关系及地理学之于历史学意义的认可。当然，也有少量未将地理学选入辅助学科的史学观点。如吴贯因的《史之梯》一书将统计学、考证学、年代学、天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生理学、社会学、医学等9种学科确定为史学辅助学科，其中并不包括地理学学科。⑦
四是史学辅助学科各个学科与史学的关系并非等量齐观。辅助学科通常包括多种学科，但这些学科与史学的关系并不都是同等重要。有些关于史学辅助学科的论说将各个学科同等并列，也有一些论说根据各个学科与史学关系的不同，将其分为史学之其他学科和辅助学科，也就是将这些辅助史学的各个学科划分为广义的辅助学科和狭义的辅助学科，列入狭义或广义辅助学科的学科体现出其与史学关系的差异。许多狭义的史学辅助学科的科目，通常与其他辅助的学科不同，应该属于史学学科的范围，如考古学、年代学，等等。
五是对于史学辅助学科问题持有一定的疑义。史学辅助学科的提出虽然由来已久，但时至民国时期，史学界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仍持有怀疑。受到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史学原论》关于史学辅助学科意见的影响，民国学者对于辅助学科的质疑不时见诸论著。白宝瑾指出：“‘历史的辅助科学’这个名称，我认为很不妥当。说实了，找不出一种独立的科学专为另一种科学作辅助的工作，而且所能作到‘辅助’工作的——如避讳学、族谱学——自身又不能称为‘科学’，因为习惯上叫它是‘历史的辅助科学’。”⑧齐思和认为：“辅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一辞，本不甚妥，缘历史家所需要之工具知识，未必皆是科学（如语言），而此等知识，亦未于各部历史之研究，悉能辅助。历史之范围甚广，各部所需要之工具知识，亦不一致。”“史家专门之范围不一，所需要之工具不同，因之其列举之辅助科学亦彼此歧异。”①
在民国时期史家们所建构的史学学科体系中，地理学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科占据有重要地位。通过史家们有关辅助学科地理学的专门论述，可以了解民国史学界对于地理学，尤其是其中对于史学辅助作用更为突出的地理学相关门类的认识，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认识状况，甚至可以管窥蠡测民国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判定。
地理学的内容极其广泛，学科门类极为众多。以地理学作为史学辅助学科，可助力历史研究，但地理学的不同门类在史学研究中的助力作用通常有所差别，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助力作用更多地集中体现在地理学某些分支学科的重要作用。对此，史家们有较多论述。黄人望认为：“补助史学者，通常皆从狭义，而即此分析之，固已种类不鲜矣。例如数理地理学、物理地理学、物产地理学等三种，皆基于自然而分划者也，此外如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三种，皆基于人类之活动而分划者也，故亦有以人类地理学概括此三者，此其大略也。”“最有补助于史学者，为历史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之二种，亦有时稍赖物理地理学及数理地理学之补助。”②柳诒徵曾经指出：“地理学特其总名，若细分之，则有数理地理学、物理地理学、物产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种地理学等。其与历史关系最重者，则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种地理学三者也。”③李季谷提出：“大约，自然地理学范围内所研究的对象，与史学关系较浅，至于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无一不与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就中，以历史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二项辅助史学之处特多。”④姚从吾认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初不限于‘历史的地理’，但是历史辅助科学中的地理，即是专指历史的地理的。”“特别有辅助于历史研究的历史的地理”，又有地名溯源学（或地名学）与历史地图学两种。⑤齐思和曾经讲道：“在范围广大之地理学中，史家所最感兴趣者，不过人文地理与历史地理而已。”⑥杨鸿烈总结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地理学’的态度是只要不持极端‘地理学决定主义’（geographical determinism），便须承认一切‘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知识都很为有用。”“还有所谓‘历史地理学’的，从广义来看，其所区别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便是在有‘时间的界限’这一点上。”⑦
[关键词]民国时期，辅助科学，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22-07
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皆与历史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关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总是绕不开其与史学的诸多关联。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快速发展，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学术界曾展开了较长时期的充分讨论，提出了多种论点并形成主流的观点。①然而，有关民国时期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名称、史地关系之“演剧”与“地理舞台”说等问题的探究，②而对这一时期诸如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问题的认识等，尚未予以专门论述。笔者拟从民国时期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论著入手，揭示这一时期史学界关于地理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地位与意义的认识，进而阐明史家们对于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问题的见解。从民国史学的视阈揭示史学界对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认识，不仅具有史学史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探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早期学术史的积极意义。
在中西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史地不分，地理附属于历史，地理学具有重视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的特征，同时隶属于历史学学科。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地理学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近代以来，在地理学与历史学各自独立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学与历史学二者分别作为空间学科与时间学科的特殊属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人们在认识到史地之间密切关系的同时，认识到了歷史学对于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也认识到了地理学对于史学研究的特殊作用。
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年）作为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在创立自然地理学的同时，重视对于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另一位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德国学者李特尔（Ritter Carl，1779—1859年）确立了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地位，强调人文地理学中历史地理研究的特别意义。而英国地理学家克利福德·达比（Clifford Darby，1909—1992年）则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历史地理学应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一样直接隶属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长期以来，地理学家们认识到：地理学中存在历史因素，地理学研究需要历史的资料与方法，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孕育发展，由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上升到整个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学科地位逐渐得以确立。③中国由传统意义地理学向现代意义地理学的转型发生于清末民初。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创办，1910年《地学杂志》在天津创刊。从《地学杂志》刊文来看，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在迈向现代地理学的同时，依然重视对于历史地理问题的专门研究。之后，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办，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开始跨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新阶段。史地分离以来地理学科发展中对于历史地理的重视，作为地理学分支领域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地理中所具有的历史因素和历史学对于地理学的重要意义，这种史学之于地理学的作用，我们姑且可以简要称之为“以史释地”。
历史与地理的密切关系还表现为地理对于历史的作用，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在《自然地理学》中将历史学与地理学分别表述为“按照时间的描述”和“按照空间的描述”，“地理学和历史学填满了我们的知识的全部范围”，即“地理学填满了空间的全部范围，而历史学则填满了时间的全部范围”，历史学“无非是一种连续的地理学”，而“地理学是历史学的根据”和“基底”。①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1863—1932年）1911年出版的《地理环境之影响》一书，在康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历史以各时期之人事为其研究之范围，而人类地理学则研究地球上各地之生活。”“所有历史问题皆当从地理方面加以研究，而所有地理问题亦当从历史方面加以研究。”②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年）在1910年出版的《人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欧美历史学“渐渐更富有地理意味”，“地学观念是浸入史学的范畴”，已经出现“完全用地理来解释历史的著作”，“以地释史”已逐渐成为史学的时尚。③史家们“具有地学的精神，地学的情感，与地学的方法”，“不但史学有地理化之倾向，地学精神业已流入于各种人文科学之中”。④由此，白吕纳从人地关系思想出发，提倡史学应具有地学之精神。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地理是历史的基础，历史是连续的地理，历史研究的途径之一是从地理方面加以探究，“以地释史”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式，故而历史学应具有“地学精神”，地理学对于历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意义，中国学术界同样具有充分的认识。张其昀主张历史学应具有地理学精神，由地理来解释历史。历史学“莫不享受地理精神之浸淫渐渍，以说明发达之理。而历史之‘地理化’尤为著明”。“史学精神者，处处追究事物制度与观念等蜕化之迹者也。若夫地学精神则为发明各种环境与人文之反应;是其整治空间之功与史学之整治时间者相侔。”⑤历史学只有吸收了地理学的精神、情感和方法，才能使历史研究“解释益见圆满，证据益见充实”。⑥王庸曾于1935年为辅仁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开设“地理学概论”课程，在该课程说明中，他强调了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作用，认为“以地释史”成为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历史之研究，必须藉地理以作基础，过去时代人类文化之进展，多有地理的背景，以地理解释历史实为历史研究之一种新趋势。”⑦李长傅论述了地理与历史的相互关系，指出史学研究必然涉及地理学科。“地理与历史之相对性”，“历史是辩证法的发展之纵断面，而主体的观察之。地理是辩证法的横断面，而平面之考察之”。“这两个学问的体系，常常一方面豫想及他方面，立在密切不可离之关系。”⑧陈啸江则评估了地理因素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提出历史研究应正确对待地理的影响。地理因素是影响历史的“部分的原因”，也是影响历史的“‘究极’（或‘端初’）的原因”，“地理因素大部须通过经济机构方生作用”，影响人类历史。⑨从史地关系到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相互意义，民国时期的学界皆有大量的论述，从中不难看出地理学对于历史学具有重要意义，“以地释史”，这一观念已为时人逐渐所认可。 关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尤其是地理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民国时期有过大量的论述。对此，当前学界已开始有所关注。如有学人专门研究历史与地理之于“演剧”与“舞台”这一论说的演变过程，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史地关系的一种认识。①从上文的少数例举来看，自地理学与历史学分离以来，在两个学科的近现代发展中，人们对于史地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不断具有新的认识。“以地释史”，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地理学的作用，这一思想可谓时人有关史地关系的基本认识之一。中国传统史学就十分重视地理对于历史的意义，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而存在。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盖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②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同样重视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的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民国时期大学史学系开设有大量的地理学的相关课程，而这一时期的史学论著亦颇具地理的色彩。③
地理学对于史学学科的意义，集中体现为地理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基于史地关系尤其是地理学对于史学作用的认识，史家们在史学理论与方法著述中，自觉地将地理学建构于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当中，也就是将地理学列入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
“辅助学科（辅助科学）”是基于现代学科体系的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社会科学’和‘历史的辅助科学’，都是近世纪构成的摩登名词”。④关于“历史辅助学科”这一概念，在西方史学工具书中曾有过专门的表述：
根据问题意识，最具有差异的学科也许都可以作为历史学家的辅助学科。一批学科独立于历史科学之外，但又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聚集起来。它们就是“这种”“历史辅助学科”。它们不仅仅是偶尔被吸纳到历史学中，而且已经永久性地成为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必要知识。
在传统上，主要有以下这些专业属于“历史辅助学科”：古文字学、古文书学、档案学、年代学、印章学、徽章学、谱系学与古币学。
在德语地区中，“历史辅助学科”概念作为一批学科的集合概念，首次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当时，人们正致力于学科的系统化，并创建相关概念。19世纪初，“历史辅助学科”成为相对于“分支学科”或“辅助学说”的概念。在20世纪，将该学科更名为“史学基础学科”的努力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⑤
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也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大量建构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著述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元素的改造与继承，更有对域外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如德国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年）的《史学方法论》、法国朗格诺瓦（C. V. Langlois，1863—1929年）和瑟诺博司（C. Seignobos，1854—1942年）合著的《史学原论》、日本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等著述，对于民国时期史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⑥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著述多有对于历史学辅助学科（科学）的建构与论述，在这些所建构的历史的辅助学科体系中常常囊括了地理学，视地理学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之一。
1914年，黄人望（1880—1948年）在《史学研究法讲义》中认为史学的主要补助学科有：言语学、古文书类、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谱系学、古泉学共7种，将地理学列入历史学的主要补助学科之一，他的这一思想深受日本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一书的影响。⑦
1919年，柳诒徵在《史学研究法》中写道：“史学一科为说明人类全体进化之学，苟就史事之所涉者言之，几于无一种科学不与历史有联络之关系。然治历史者不能遍治各科之学，即亦不能举人类全体之进化而一一征之。”“今就与史学关系最密切之学科，定名为史学之补助学科。”他所设定的史学补助学科有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等共5种，将地理学列为史学的补助学科之一。①
1924年，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指出：“与史学有较近的关系的学问，大别可分为六類：第一类，言语学，文学。第二类，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学书。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第六类，地理学。”地理学属于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之一。②
1924年，陈训慈在论文中认为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其他学科有11种：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人类学、人种学、古物学、古生物学，年代学、谱系学，方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政治学、法律学、国家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论理学，哲学，文学。地理学在其中位居首位。③
1928年，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采用了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一书的相关观点，将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分为8类，即古字学、盟契学、碑文学、图记学、古币学、考古学、地理学、风物志或称人种学，此外，尚有“与其他求认识或分析一些实在物件的科学，如物理化学之类”。地理学被列入史学辅助学科之一。④
1930年，卢绍稷在《史学概要》一书中专设《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一节，将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方面有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天文学、人类学、年代学、谱系学、古物学、宗教学、论理学、文学、哲学、美术;狭义方面有心理学等学科。地理学属于其中之一。⑤
1933年，李季谷的《历史研究法》受到了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一书的影响，认为“各科学都有其补助科学，史学也自然不是例外”，史学的补助科学主要有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共7种，地理学为史学之补助科学之一。⑥
1933年，周容在《史学通论》一书“论历史与各科学之关系”部分，专门论列了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各种科学，包括地理学在内共有11种，即文学、政治学、生物学、考古学、天文学、地质学、比较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科学。⑦ 1929—1934年间，姚从吾讲授的《历史研究法》深受德国伯伦汉的影响，关于历史辅助科学的解读增加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元素。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将史学的补助科学实际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狭义的史学的补助科学，包括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鉴学、铸币学、度量衡学、系谱学、年代学、地理学共9种;一类是广义的辅助科学，除了狭义的学科外，包括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人种学、自然科学共6种。两类合计，除去重复计算的语言学，史学的补助科学共计14种。⑧姚从吾将伯伦汉狭义的历史补助科学表述为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章学、泉币学、族谱学或家世学、徽章学或纹章学、年代学、地理学，并指出中国特有的历史辅助科学，如避讳、纪年、目录、官名、谥号等。而广义的历史补助科学，他将其表述为5种：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民俗学等;自然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地理学等;心理学;文学;美术。⑨可以看到，姚氏将地理学纳入了历史学的补助科学。
1935年，齐思和在《史学概论》讲义中把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分为史学的相关科学和辅助科学，其中将地理学归入了历史学的相关科学。他认为：“相关科学为与历史关系最密切之科学，辅助科学为治历史不可缺少之工具知识。”他所遴选的史学相关科学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而择选的历史之辅助科学有语言小学、考古学、目录学和年代学。⑩
1939年，杨鸿烈《史学通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七章“论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科学”受到了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史学原论》思想的影响，将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种种科学分为特殊的补助科学和一般的补助科学，前者包括言语文字学、年代学、考古学等，后者则包括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文学、哲学等，地理学被归入历史学的一般的补助科学当中。①
1940年，蔡尚思在《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历史的辅助学问”，将地理学等5种学科列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古今中外一切学问，如社会科学、哲学、文艺、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等，几乎无一不与历史有关;而其中尤以经济学、政治学、考据学、地理学、哲学等为最基本。”②
通过以上列举，我们可以对于民国时期有关历史学辅助科学的认识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综合分析各种有关史学辅助科学的论述，从中不难发现民国时期对于史学辅助科学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依然可以从中清晰地观察到时人对于地理学的历史学地位的认识和肯定。
一是对于史学（历史）补助科学（学科）的名称有着多样的表述。史学的发展离不开诸多相关学科的作用，这些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被史学家们称为“补助学科”“补助科学”“辅助科学”“辅助学科”“辅助学问”“较近学科”“相关科学”“其他学科”等;也有“关系学科”③“基本科学”④“副属科学”和“卫从科学”⑤等多种称谓，但总的来看，以“辅助科学”的使用更为普遍。
二是史学辅助学科所包含的学科数量和学科范围不够确定。“历史与其他科学发生直接的关系，至少有一、二十种（归纳近代人的著述中，多至三十余种）。”⑥从理论上讲，与史学发生关系的学科数量还要更多。如此，史学辅助学科的科目选定具有了极多的可能，关于辅助学科的范围、数量及具体学科的选定也就常常因人而异。
三是地理学在史学辅助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虽说史学辅助学科的科目确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大都包括了地理学，甚至有的将地理学置于辅助学科科目的首位。地理学在史学辅助学科中的地位，体现了对史地密切关系及地理学之于历史学意义的认可。当然，也有少量未将地理学选入辅助学科的史学观点。如吴贯因的《史之梯》一书将统计学、考证学、年代学、天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生理学、社会学、医学等9种学科确定为史学辅助学科，其中并不包括地理学学科。⑦
四是史学辅助学科各个学科与史学的关系并非等量齐观。辅助学科通常包括多种学科，但这些学科与史学的关系并不都是同等重要。有些关于史学辅助学科的论说将各个学科同等并列，也有一些论说根据各个学科与史学关系的不同，将其分为史学之其他学科和辅助学科，也就是将这些辅助史学的各个学科划分为广义的辅助学科和狭义的辅助学科，列入狭义或广义辅助学科的学科体现出其与史学关系的差异。许多狭义的史学辅助学科的科目，通常与其他辅助的学科不同，应该属于史学学科的范围，如考古学、年代学，等等。
五是对于史学辅助学科问题持有一定的疑义。史学辅助学科的提出虽然由来已久，但时至民国时期，史学界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仍持有怀疑。受到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史学原论》关于史学辅助学科意见的影响，民国学者对于辅助学科的质疑不时见诸论著。白宝瑾指出：“‘历史的辅助科学’这个名称，我认为很不妥当。说实了，找不出一种独立的科学专为另一种科学作辅助的工作，而且所能作到‘辅助’工作的——如避讳学、族谱学——自身又不能称为‘科学’，因为习惯上叫它是‘历史的辅助科学’。”⑧齐思和认为：“辅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一辞，本不甚妥，缘历史家所需要之工具知识，未必皆是科学（如语言），而此等知识，亦未于各部历史之研究，悉能辅助。历史之范围甚广，各部所需要之工具知识，亦不一致。”“史家专门之范围不一，所需要之工具不同，因之其列举之辅助科学亦彼此歧异。”①
在民国时期史家们所建构的史学学科体系中，地理学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科占据有重要地位。通过史家们有关辅助学科地理学的专门论述，可以了解民国史学界对于地理学，尤其是其中对于史学辅助作用更为突出的地理学相关门类的认识，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的认识状况，甚至可以管窥蠡测民国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判定。
地理学的内容极其广泛，学科门类极为众多。以地理学作为史学辅助学科，可助力历史研究，但地理学的不同门类在史学研究中的助力作用通常有所差别，地理学对于历史学的助力作用更多地集中体现在地理学某些分支学科的重要作用。对此，史家们有较多论述。黄人望认为：“补助史学者，通常皆从狭义，而即此分析之，固已种类不鲜矣。例如数理地理学、物理地理学、物产地理学等三种，皆基于自然而分划者也，此外如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三种，皆基于人类之活动而分划者也，故亦有以人类地理学概括此三者，此其大略也。”“最有补助于史学者，为历史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之二种，亦有时稍赖物理地理学及数理地理学之补助。”②柳诒徵曾经指出：“地理学特其总名，若细分之，则有数理地理学、物理地理学、物产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种地理学等。其与历史关系最重者，则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种地理学三者也。”③李季谷提出：“大约，自然地理学范围内所研究的对象，与史学关系较浅，至于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无一不与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就中，以历史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二项辅助史学之处特多。”④姚从吾认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初不限于‘历史的地理’，但是历史辅助科学中的地理，即是专指历史的地理的。”“特别有辅助于历史研究的历史的地理”，又有地名溯源学（或地名学）与历史地图学两种。⑤齐思和曾经讲道：“在范围广大之地理学中，史家所最感兴趣者，不过人文地理与历史地理而已。”⑥杨鸿烈总结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地理学’的态度是只要不持极端‘地理学决定主义’（geographical determinism），便须承认一切‘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知识都很为有用。”“还有所谓‘历史地理学’的，从广义来看，其所区别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便是在有‘时间的界限’这一点上。”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