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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行业发展，我只能站在前面。不能站在前面，就赶紧回家算了。”
当听到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以平常的语气说出这句话时，从他身上和眼中看到的，分明是比青年人还要昂扬的斗志和锐气。一如当年他“弃官从善”培育希望工程时的决然。
也许正是这种对慈善事业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徐永光从二十多年前投身慈善事业的那天起，就习惯了把自己当做马前卒，在中国慈善事业法律、制度和环境的一片混沌中左冲右突。
在“面前没有路，尽是一片荒芜”中，徐永光毅然卸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创办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培育出令中国很多公益项目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希望工程，却又在希望工程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次成为“体制叛逃者”，投身民间慈善。
“我个人的这条路，就是中国整个慈善事业发展的一条道路。肯定要一步步走向民间，而不是倒退，越走越行政化，那肯定是不对的。”
在中国的慈善史上，徐永光绝对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一路走来，对徐永光质疑和拷问的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挪用善款”、“做烂尾投资”……对于自己饱受非议的人生，徐永光选择一笑置之，这是他当初选择慈善之路时就已经考虑过的可能。“当初‘弃官从善’只是听从了内心的感觉，所以无论过程如何艰辛也能坚持到如今。”
现在，身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的徐永光开始在民间公益上大展拳脚。专门以支持青年公益人才成长解决民间公益组织人才缺乏问题而发起的资助项目“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已经资助了来自环保、教育、公益组织建设、志愿服务、社工等多个领域的16位银杏伙伴。而即将推出的“机构伙伴景行计划”，更是将扶持对象直接对准具有引领性和成长潜力的公益机构。
在徐永光看来，距离慈善真正回归民间，已经不远了。
希望工程最大的价值在于建立了一套规则
数字商业时代：为什么选择慈善这条路，那个时候国内似乎并没有类似的组织机构？
徐永光：对，几乎没有。1987年，做共青团体制改革的研制，我是负责世界各国青少年发展资金投入模式的研究，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国家采用民间资助的方式来促进青少年的发展，不完全靠政府，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借鉴这种模式，于是就提出来建立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数字商业时代：你觉得希望工程为什么能引起剧烈的反响？
徐永光：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情，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却有比较大的空间，这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像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当然我们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但是还需要经过思考，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数字商业时代：对于慈善事业来说，公开、透明非常重要，你们当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徐永光：我们当初也做了很多设计，救助失学儿童、建设希望小学都是一对一。你捐一笔钱，救助一个孩子，孩子会给你写感谢信，那你就知道了。企业捐钱建希望小学，那么学校建好了，你也清楚了。
数字商业时代：很多人对慈善机构从捐助中收取费用难以理解，对于这点该如何看待？
徐永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雁过拔毛，还拔的不少，拔了10根毛。其实是这样，机构操作肯定要成本，但是经过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效率是极大提升了的。比如希望工程捐300元救助一个孩子到小学毕业，管理成本不超过10%，也就是说整整五年，10个学期救助，包括孩子给你写信建立联系，保证捐款落实一共花了30元成本，如果是个人一对一地去做，成本得翻两倍。
数字商业时代：至今希望工程也令很多慈善项目难以望其项背，你觉得希望工程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徐永光：它建立了一套规则，可以这么说，这套规则到现在为止还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些基本规范。
政府慈善机构需要回归民间
数字商业时代：这几年也出现过很多公益项目，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都难以与希望工程相比，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徐永光：有一些机构曾经效仿希望工程推出了各种公益项目，比如母亲水窖、幸福工程等等，很多也还是做得不错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有一部分的官办慈善越来越强势。钱只能给我，政府发文只能捐给哪两家，背离了民间慈善的规则。
数字商业时代：由于郭美美等一系列事件，大家对慈善有很多争议？
徐永光：大家是对官办慈善有一些情绪吧。郭美美对于红十字会，其实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红十字会管理也没有那么差，结果呢，被郭美美伤得很厉害。这个伤害实际上是在拷问慈善体制，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公众会不信任？自己要检讨，要改变。
数字商业时代：慈善体制的改变，似乎并非是民间公益组织一己之力能够做到的。
徐永光：对，需要政府下决心。因为现在的这些慈善机构、基金会、公募基金都有政府背景。这些政府部门，通过向社会筹款，来解决自己的公共财政投入不足。虽然这不等于说他把钱拿去乱花，拿去会贪污腐败，这点我非常肯定，他还是受到捐款人一定程度的监督，根本不敢。但是，这笔捐款投到什么地方，在哪里用，他就可以掌控。这些官办慈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民间拿到了捐款，捐款的使用都通过政府的系统，这些资金不能够流向民间，不能够流向在民间的、没有政府背景的这些公益机构。资金都拿走了，那民间靠什么。
数字商业时代：目前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也很不容易？
徐永光：对，这个真的是要下决心的。一个是业务主管的政府部门，愿不愿意放；二是官办慈善机构自己，愿不愿意回归民间。涉及到部门利益的冲突，这也是改革的一个最大阻力。
非公募基金会是一种很好的实践
数字商业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应该怎么去坚持？
徐永光：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就是一种很好的实践。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资金是独立的。此外，资金的投入也很有学问，不能把钱拿去做那些传统的慈善项目，而是投入社会创新，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社会企业的模式，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让一些残疾人、弱势人去正常就业，能够有正常的生活。
数字商业时代：你投身南都之后，觉得做得最满意的项目是哪个？
徐永光：我觉得最满意的还不是具体的项目，而是南都目前这样的一种治理体制结构。南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理事会和一批出资人；有非常好的机构使命，就是支持民间公益。这五六年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使命，而且一步一步深入。
数字商业时代：现在有哪些正在进行的项目？
徐永光：“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主要是支持这些未来的公益领袖，今年要推出的“机构伙伴景行计划”支持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公益机构。此外，我们还会加强对公益行业发展的现状、公益行业和政府的关系等基础问题的研究以及一些倡导型的工作，比如今年提出的“资源困境”。
三五年之后慈善行业的状态就有了
数字商业时代：自从你投身慈善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你如何面对这种压力？
徐永光：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在我开始做希望工程不久，南怀瑾就告诉我，名声越大，肯定会有人质疑。他还给我写了一个曾国藩的对联，“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左边钟铭是歌颂你的，右边就是诽谤你的。我觉得这是世间的一种常态，所以我没有觉得自己很冤，或是很亏。
数字商业时代：那后来怎么会跟香港的《壹周刊》打了六年的官司？
徐永光：如果针对的是我个人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恶意诽谤对希望工程的影响、损失非常大，如果不跟他们打这个官司，在香港就难以挽回对希望工程的影响。所以打了六年官司，最后我们胜诉。
数字商业时代：似乎从希望工程以来你一直都在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
徐永光：这个行业的发展我只能站在前面，不站在前面我就赶紧回家算了。包括两年以前，我推动建立了基金会中心网，目前2500多家基金会年度的财务报告披露已经覆盖到97%。这个对推动行业透明度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毕竟在这个行业20多年，我走的这个路线一定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正确路线，一步步走向民间。现阶段整个行业体制民间化走起来很难，我就自己先走向民间化，人比较灵活嘛！
数字商业时代：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会退下来？
徐永光：在这点上我这个人特别自觉。现在这个时候还需要我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撤，对行业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大概三五年之后，这个行业的状态就有了，这个行业的一些领袖人物、引领者就都起来了，那个时候你还在那里指手画脚、说七道八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了，我要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往后退。如果三五年没有大的发展，那就非常可悲了。
当听到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以平常的语气说出这句话时，从他身上和眼中看到的，分明是比青年人还要昂扬的斗志和锐气。一如当年他“弃官从善”培育希望工程时的决然。
也许正是这种对慈善事业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徐永光从二十多年前投身慈善事业的那天起，就习惯了把自己当做马前卒，在中国慈善事业法律、制度和环境的一片混沌中左冲右突。
在“面前没有路，尽是一片荒芜”中，徐永光毅然卸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创办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培育出令中国很多公益项目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希望工程，却又在希望工程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次成为“体制叛逃者”，投身民间慈善。
“我个人的这条路，就是中国整个慈善事业发展的一条道路。肯定要一步步走向民间，而不是倒退，越走越行政化，那肯定是不对的。”
在中国的慈善史上，徐永光绝对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一路走来，对徐永光质疑和拷问的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挪用善款”、“做烂尾投资”……对于自己饱受非议的人生，徐永光选择一笑置之，这是他当初选择慈善之路时就已经考虑过的可能。“当初‘弃官从善’只是听从了内心的感觉，所以无论过程如何艰辛也能坚持到如今。”
现在，身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的徐永光开始在民间公益上大展拳脚。专门以支持青年公益人才成长解决民间公益组织人才缺乏问题而发起的资助项目“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已经资助了来自环保、教育、公益组织建设、志愿服务、社工等多个领域的16位银杏伙伴。而即将推出的“机构伙伴景行计划”，更是将扶持对象直接对准具有引领性和成长潜力的公益机构。
在徐永光看来，距离慈善真正回归民间，已经不远了。
希望工程最大的价值在于建立了一套规则
数字商业时代：为什么选择慈善这条路，那个时候国内似乎并没有类似的组织机构？
徐永光：对，几乎没有。1987年，做共青团体制改革的研制，我是负责世界各国青少年发展资金投入模式的研究，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国家采用民间资助的方式来促进青少年的发展，不完全靠政府，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借鉴这种模式，于是就提出来建立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数字商业时代：你觉得希望工程为什么能引起剧烈的反响？
徐永光：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情，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却有比较大的空间，这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像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当然我们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但是还需要经过思考，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数字商业时代：对于慈善事业来说，公开、透明非常重要，你们当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徐永光：我们当初也做了很多设计，救助失学儿童、建设希望小学都是一对一。你捐一笔钱，救助一个孩子，孩子会给你写感谢信，那你就知道了。企业捐钱建希望小学，那么学校建好了，你也清楚了。
数字商业时代：很多人对慈善机构从捐助中收取费用难以理解，对于这点该如何看待？
徐永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雁过拔毛，还拔的不少，拔了10根毛。其实是这样，机构操作肯定要成本，但是经过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效率是极大提升了的。比如希望工程捐300元救助一个孩子到小学毕业，管理成本不超过10%，也就是说整整五年，10个学期救助，包括孩子给你写信建立联系，保证捐款落实一共花了30元成本，如果是个人一对一地去做，成本得翻两倍。
数字商业时代：至今希望工程也令很多慈善项目难以望其项背，你觉得希望工程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徐永光：它建立了一套规则，可以这么说，这套规则到现在为止还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些基本规范。
政府慈善机构需要回归民间
数字商业时代：这几年也出现过很多公益项目，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都难以与希望工程相比，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徐永光：有一些机构曾经效仿希望工程推出了各种公益项目，比如母亲水窖、幸福工程等等，很多也还是做得不错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有一部分的官办慈善越来越强势。钱只能给我，政府发文只能捐给哪两家，背离了民间慈善的规则。
数字商业时代：由于郭美美等一系列事件，大家对慈善有很多争议？
徐永光：大家是对官办慈善有一些情绪吧。郭美美对于红十字会，其实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红十字会管理也没有那么差，结果呢，被郭美美伤得很厉害。这个伤害实际上是在拷问慈善体制，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公众会不信任？自己要检讨，要改变。
数字商业时代：慈善体制的改变，似乎并非是民间公益组织一己之力能够做到的。
徐永光：对，需要政府下决心。因为现在的这些慈善机构、基金会、公募基金都有政府背景。这些政府部门，通过向社会筹款，来解决自己的公共财政投入不足。虽然这不等于说他把钱拿去乱花，拿去会贪污腐败，这点我非常肯定，他还是受到捐款人一定程度的监督，根本不敢。但是，这笔捐款投到什么地方，在哪里用，他就可以掌控。这些官办慈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民间拿到了捐款，捐款的使用都通过政府的系统，这些资金不能够流向民间，不能够流向在民间的、没有政府背景的这些公益机构。资金都拿走了，那民间靠什么。
数字商业时代：目前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也很不容易？
徐永光：对，这个真的是要下决心的。一个是业务主管的政府部门，愿不愿意放；二是官办慈善机构自己，愿不愿意回归民间。涉及到部门利益的冲突，这也是改革的一个最大阻力。
非公募基金会是一种很好的实践
数字商业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应该怎么去坚持？
徐永光：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就是一种很好的实践。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资金是独立的。此外，资金的投入也很有学问，不能把钱拿去做那些传统的慈善项目，而是投入社会创新，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社会企业的模式，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让一些残疾人、弱势人去正常就业，能够有正常的生活。
数字商业时代：你投身南都之后，觉得做得最满意的项目是哪个？
徐永光：我觉得最满意的还不是具体的项目，而是南都目前这样的一种治理体制结构。南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理事会和一批出资人；有非常好的机构使命，就是支持民间公益。这五六年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使命，而且一步一步深入。
数字商业时代：现在有哪些正在进行的项目？
徐永光：“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主要是支持这些未来的公益领袖，今年要推出的“机构伙伴景行计划”支持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公益机构。此外，我们还会加强对公益行业发展的现状、公益行业和政府的关系等基础问题的研究以及一些倡导型的工作，比如今年提出的“资源困境”。
三五年之后慈善行业的状态就有了
数字商业时代：自从你投身慈善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你如何面对这种压力？
徐永光：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在我开始做希望工程不久，南怀瑾就告诉我，名声越大，肯定会有人质疑。他还给我写了一个曾国藩的对联，“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左边钟铭是歌颂你的，右边就是诽谤你的。我觉得这是世间的一种常态，所以我没有觉得自己很冤，或是很亏。
数字商业时代：那后来怎么会跟香港的《壹周刊》打了六年的官司？
徐永光：如果针对的是我个人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恶意诽谤对希望工程的影响、损失非常大，如果不跟他们打这个官司，在香港就难以挽回对希望工程的影响。所以打了六年官司，最后我们胜诉。
数字商业时代：似乎从希望工程以来你一直都在引领这个行业的发展？
徐永光：这个行业的发展我只能站在前面，不站在前面我就赶紧回家算了。包括两年以前，我推动建立了基金会中心网，目前2500多家基金会年度的财务报告披露已经覆盖到97%。这个对推动行业透明度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毕竟在这个行业20多年，我走的这个路线一定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正确路线，一步步走向民间。现阶段整个行业体制民间化走起来很难，我就自己先走向民间化，人比较灵活嘛！
数字商业时代：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会退下来？
徐永光：在这点上我这个人特别自觉。现在这个时候还需要我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撤，对行业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大概三五年之后，这个行业的状态就有了，这个行业的一些领袖人物、引领者就都起来了，那个时候你还在那里指手画脚、说七道八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了，我要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往后退。如果三五年没有大的发展，那就非常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