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使现代社会发生着改变，而与之伴生的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国家安全等诸多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也日益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强烈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的《生命科学领域前沿伦理问题及治理》就是这一领域的新成果。该书的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黄小茹以ELSI研究为切入点，以当前国际上应对转基因技术、神经科学数据、ICT植入物、基因编辑技术等前沿伦理问题为中心，勾画出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下科技伦理治理的新图景。已有关于科技伦理治理的研究多关注具体的治理机制，但治理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治理机制滞后以及形成的难点是什么？如何构建适合特定社会的伦理治理机制？这些更加前端的研究问题亟需解决，因而也是该书关注和讨论的重点。
时代之变触发ELSI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回应时代关切，在生命科学领域，更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关于基因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就是最佳例证。作者开篇通过回溯在时代巨变下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研究兴起的大背景，展现学界和社会是如何开始关注和应对生命科学伦理问题的，展示ELSI研究对社会和科学研究运作方式产生的巨大影响。随着研究的是深入，ELSI研究在研究领域、视角等方面呈现出新进展，在专业化、建制化规模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已有了体制化的趋势。但是已有研究表现出滞后性与未来研究的前瞻性要求、已有分散化研究与未来体制化研究、已有研究的封闭性与未来研究的全球化上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可能是预示着未来ELSI研究的发展方向。
约翰·齐曼曾说过，技术的产生、传播和使用都会受到“从技术应用的基本目的到在其文化语境下支持和维持其存在的广泛价值等各种要素”的影响，在科技伦理治理方面，同样也是如此。作者通过全面梳理干细胞研究伦理争议与处理的典型案例——黄禹锡事件，展现了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伦理问题的表现以及社会的伦理观念和态度的不同，表明科研伦理的社会治理会面临伦理观念尺度和事实价值选择尺度的共同作用和互相“牵扯”。由此提出不能孤立地看待、处理伦理问题，而是要分析具体的社会环境、考虑社会治理机制的差异性，为回归到思考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路径做了铺垫。
新兴科技发展催生伦理治理新需求
要使伦理治理机制实际有效，需考虑伦理问题的具体情境，分析机制设置的影响因素。转基因技术、干细胞、神经科学、ICT植入物、基因编辑技术等新型科学技术是生命科学中伦理问题非常突出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和学界对这些议题的常见关注点不同，作者更多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学界讨论量较少，但却是生命伦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层面，即从伦理问题的源起出发，对前沿领域伦理问题进行概念的界定、特点的归纳和类别的分类，进一步分析国际上治理该问题的进展、创新与问题，提出中国在处理同类问题时的可借鉴之处。
在讨论转基因风险及应对时，作者以转基因风险管理模式为主轴，全方位考察了美国、欧盟、中间三类模式，并横向对比三种模式的不同之处，认为它们在管理理念、上市审批制度、标识制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而这背后主要是受到本土文化传统和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影响。在讨论神经科学数据应用的伦理问题时，作者以独特视角分析了其背后的“思想隐私”问题，认为思想隐私泄漏会存在思想行为可能被他人控制、易于“污名化”、削弱人类尊严三大后果，而治理该问题就需要不同社会角色在个体隐私权和公共利益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在讨论ICT植入物的伦理问题时，作者基于ICT植入物所涉及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特点，从生命终结决定、增强问题、安全、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问题入手，提出ICT植入物具有的独特的外联性，使得其伦理问题非常突出地将病人、专业人员、医疗企业、管理部门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相关主体必须在伦理监管和治理中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在讨论基因编辑技术时，作者全面对比分析了中外不同的伦理规范、监管制度和应对能力，认为中国这个“后进生”，需要并及早在战略层面上面向社会与未来加强“负责任研究與创新”，以改变长期以来伦理研究严重滞后于科技发展的局面。
多元社会格局下亟需形成伦理治理边界组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十四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健全科技伦理体系”。科技伦理治理是当前学界和国家层面都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深入理解、研究、探索科技伦理治理有利于我国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中抢占科技伦理制高点。那在不同社会和群体伦理认知存在差异、不同领域伦理问题各具特色的情况下，科技伦理治理是如何实现的？应当如何推动形成行之有效的伦理治理机制？越发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又该建立怎样的伦理治理机制？作者试图通过干细胞研究和应用、英国人类胚胎研究、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伦理治理机制三个事例进行阐述。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最具伦理争议性的领域之一，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干细胞研究的规制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作者究其缘由，详细梳理了美国频繁变动的干细胞研究政策的出台、实施过程，由此提出不能单纯地认为伦理争议、伦理问题影响了政策的出台，还应看到政策反过来也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差异性，更会加重这种影响。
为展现具体的科学研究伦理规范或政策的形成过程，作者生动解析了英国支持和反对人类胚胎研究的相关群体是如何基于广泛的多主体参与的伦理协商，通过组织、法律、政策等层面的努力，推动英国伦理监督政策和制度的形成。通过引入边界组织的概念，作者从机构视角对国外新兴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进行了研究，提出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机制是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构成的，几乎不存在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机制，其本质是一个个多主体的“边界组织”的运作。在分析不同主体伦理观念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作者分析了不同主体具体的参与和相关链接关系，认为多个主体的角色缺位和主体必要的相互联系的缺失，是中国有效伦理治理机制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为讨论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埋下了伏笔。
研究前沿伦理问题和伦理治理机制的形成问题，最终是要为我国的生命科学领域新兴科技伦理治理提供研究支撑为落脚点，这也是该书的研究初衷。因此，作者抓住新兴科技伦理治理中的核心问题：谁对什么以及对谁负责？认为中国要治理好具体新兴科技领域的伦理问题，急需发挥政府、科技界、社会、企业等之间关于伦理治理的“边界组织”的作用，建立一个成体系的治理机制，以推动伦理问题研究、敏感领域发展咨询、法律规范介入、伦理审查、技术评估、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等，补上科技伦理治理体制这块短板。
未来科技伦理建设将成为确保我们国家科技创新活动行稳致远、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科技伦理治理研究需要借鉴国际上科技伦理治理前沿经验教训，思考在我国特殊文化环境、伦理视域下可能适用的伦理原则、规范和体制机制。《生命科学领域前沿伦理问题及治理》一书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对于推进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有不可多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尚国敏
时代之变触发ELSI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回应时代关切，在生命科学领域，更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关于基因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就是最佳例证。作者开篇通过回溯在时代巨变下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研究兴起的大背景，展现学界和社会是如何开始关注和应对生命科学伦理问题的，展示ELSI研究对社会和科学研究运作方式产生的巨大影响。随着研究的是深入，ELSI研究在研究领域、视角等方面呈现出新进展，在专业化、建制化规模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已有了体制化的趋势。但是已有研究表现出滞后性与未来研究的前瞻性要求、已有分散化研究与未来体制化研究、已有研究的封闭性与未来研究的全球化上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可能是预示着未来ELSI研究的发展方向。
约翰·齐曼曾说过，技术的产生、传播和使用都会受到“从技术应用的基本目的到在其文化语境下支持和维持其存在的广泛价值等各种要素”的影响，在科技伦理治理方面，同样也是如此。作者通过全面梳理干细胞研究伦理争议与处理的典型案例——黄禹锡事件，展现了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伦理问题的表现以及社会的伦理观念和态度的不同，表明科研伦理的社会治理会面临伦理观念尺度和事实价值选择尺度的共同作用和互相“牵扯”。由此提出不能孤立地看待、处理伦理问题，而是要分析具体的社会环境、考虑社会治理机制的差异性，为回归到思考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路径做了铺垫。
新兴科技发展催生伦理治理新需求
要使伦理治理机制实际有效，需考虑伦理问题的具体情境，分析机制设置的影响因素。转基因技术、干细胞、神经科学、ICT植入物、基因编辑技术等新型科学技术是生命科学中伦理问题非常突出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和学界对这些议题的常见关注点不同，作者更多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学界讨论量较少，但却是生命伦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层面，即从伦理问题的源起出发，对前沿领域伦理问题进行概念的界定、特点的归纳和类别的分类，进一步分析国际上治理该问题的进展、创新与问题，提出中国在处理同类问题时的可借鉴之处。
在讨论转基因风险及应对时，作者以转基因风险管理模式为主轴，全方位考察了美国、欧盟、中间三类模式，并横向对比三种模式的不同之处，认为它们在管理理念、上市审批制度、标识制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而这背后主要是受到本土文化传统和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影响。在讨论神经科学数据应用的伦理问题时，作者以独特视角分析了其背后的“思想隐私”问题，认为思想隐私泄漏会存在思想行为可能被他人控制、易于“污名化”、削弱人类尊严三大后果，而治理该问题就需要不同社会角色在个体隐私权和公共利益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在讨论ICT植入物的伦理问题时，作者基于ICT植入物所涉及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特点，从生命终结决定、增强问题、安全、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问题入手，提出ICT植入物具有的独特的外联性，使得其伦理问题非常突出地将病人、专业人员、医疗企业、管理部门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相关主体必须在伦理监管和治理中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在讨论基因编辑技术时，作者全面对比分析了中外不同的伦理规范、监管制度和应对能力，认为中国这个“后进生”，需要并及早在战略层面上面向社会与未来加强“负责任研究與创新”，以改变长期以来伦理研究严重滞后于科技发展的局面。
多元社会格局下亟需形成伦理治理边界组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十四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健全科技伦理体系”。科技伦理治理是当前学界和国家层面都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深入理解、研究、探索科技伦理治理有利于我国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中抢占科技伦理制高点。那在不同社会和群体伦理认知存在差异、不同领域伦理问题各具特色的情况下，科技伦理治理是如何实现的？应当如何推动形成行之有效的伦理治理机制？越发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又该建立怎样的伦理治理机制？作者试图通过干细胞研究和应用、英国人类胚胎研究、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伦理治理机制三个事例进行阐述。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最具伦理争议性的领域之一，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干细胞研究的规制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作者究其缘由，详细梳理了美国频繁变动的干细胞研究政策的出台、实施过程，由此提出不能单纯地认为伦理争议、伦理问题影响了政策的出台，还应看到政策反过来也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差异性，更会加重这种影响。
为展现具体的科学研究伦理规范或政策的形成过程，作者生动解析了英国支持和反对人类胚胎研究的相关群体是如何基于广泛的多主体参与的伦理协商，通过组织、法律、政策等层面的努力，推动英国伦理监督政策和制度的形成。通过引入边界组织的概念，作者从机构视角对国外新兴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进行了研究，提出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机制是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构成的，几乎不存在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机制，其本质是一个个多主体的“边界组织”的运作。在分析不同主体伦理观念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作者分析了不同主体具体的参与和相关链接关系，认为多个主体的角色缺位和主体必要的相互联系的缺失，是中国有效伦理治理机制难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为讨论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埋下了伏笔。
研究前沿伦理问题和伦理治理机制的形成问题，最终是要为我国的生命科学领域新兴科技伦理治理提供研究支撑为落脚点，这也是该书的研究初衷。因此，作者抓住新兴科技伦理治理中的核心问题：谁对什么以及对谁负责？认为中国要治理好具体新兴科技领域的伦理问题，急需发挥政府、科技界、社会、企业等之间关于伦理治理的“边界组织”的作用，建立一个成体系的治理机制，以推动伦理问题研究、敏感领域发展咨询、法律规范介入、伦理审查、技术评估、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等，补上科技伦理治理体制这块短板。
未来科技伦理建设将成为确保我们国家科技创新活动行稳致远、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科技伦理治理研究需要借鉴国际上科技伦理治理前沿经验教训，思考在我国特殊文化环境、伦理视域下可能适用的伦理原则、规范和体制机制。《生命科学领域前沿伦理问题及治理》一书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对于推进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有不可多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