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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佩姬·古根海姆：一个艺术迷的自白
见惯不同艺术家们的光怪陆离和天马行空之后，常会有浮于云端的乌托邦式错觉，觉得艺术只要有精神就够了。然而闪动在画廊墙壁上的小红点、在拍卖现场不断翻牌的价格曲线等，又会用高冷的现实标准，给所有自怨自艾的怀才不遇者们，兜头浇下一桶含金量极高的冰水——最终还是钱说了算吗？
老话说了，有钱不可耻，关键是看怎么来花钱？有钱可以任性，但胡吃海塞、狂买奢侈品的“中国大妈”模式，只能让我们的精神面貌停留在青春痘迸发的资本初级阶段。而从本期开始，在关注艺术家的同时，我们将开始连载一位西方大妈的自传，这位大妈很有钱，有时候也很任性，但她的工作却真正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而她正是隐藏在诸多名作背后的那位“有钱人”——佩姬·古根海姆。（文/郝科）
1923年，我开始着手写回忆录。它这样开篇：“我来自两个最优越的犹太人家族。我的外祖父出生在巴伐利亚的某个马厩里，就像耶稣。我的祖父则是小贩出身。”今天再从这里继续说起：祖父们的人生虽然始于贫穷，但却最终奢华地落幕。我那位出生在马厩的外祖父，詹姆斯·塞利格曼（James Seligman）， 怀揣40美元，带着在邮轮上感染的天花来到纽约。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是做泥瓦匠赚来的，随后他在内战期间为联邦军队生产制服。后来他成为了一位声名远扬的银行家。我那位出生在伦瑙（德国与瑞士边境的小城）的祖父古根海姆先生（Meyer Guggenheim）尽管富可敌国（他买下了世界上绝大部分铜矿），但他的社会声誉却远不及塞利格曼。事实上，当我的母亲嫁给本杰明·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时，塞利格曼家族甚至认为这是一次“下嫁”。为了解释她将嫁入一个著名的冶炼业家族，他们给欧洲的亲属们发了一封电报说：“弗洛蕾特（Florette）与冶炼人古根海姆订婚了。”这件事后来成了家族里的大笑话，因为这封电报被误读成“古根海姆冶炼了弗洛蕾特”。
我出生的时候，塞利格曼和古根海姆家族就已经非常富有了。至少古根海姆家是这样，塞利格曼家也不差。我的外祖父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从不愿在自己身上多花钱。虽然自己的生活一切从简，但他对子孙们却慷慨至极，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然而大概应该归咎于我的外祖母吧，塞利格曼家的孩子即便不算疯癫，也实在异于常人。外祖父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外祖母的梦魇。母亲曾告诉我，自己每每邀请年轻男子来家中做客，外祖母都要大闹一场不可。她甚至在店里闲逛时还不忘向那些营业员故作神秘地宣扬：“你们猜我丈夫上一次和我同房是什么时候？”
母亲的兄弟姐妹们非常离经叛道。我最喜欢的一位姨妈是个不可救药的女高音。如果你恰好在第五大道的街角等公车时遇见她，你会看到她那张得硕大的嘴巴，做出要唱歌的样子，试图引诱你也张嘴。她爱把帽子挂在后脑勺或者系在一侧的耳朵上，还总将一支玫瑰插在头发里，长长的帽针从头发里而不是帽子里骇人地斜刺出来。她招摇过市，裙尾横扫街上的尘土，身上永远都披着大披肩。不过，她也是个手艺精良的厨师，擅长做好看的番茄果冻。她如果不在钢琴前，就是在厨房里，或者在看自动收报机上的纸条。她嗜赌成性，且有严重的洁癖，总是用消毒剂擦拭家具。但我仍然被她身上那股不同寻常的魅力所吸引。可惜她的丈夫并不这么想。他们争吵了一辈子，后来他甚至用高尔夫球杆抽打姨妈和自己的儿子，企图置他们于死地。最终谋杀未遂，他怒不可遏地冲到蓄水池边，脚绑重物淹死在池中。
我的几位舅舅中最有魅力的一个，是位引人注目的老派绅士。在和同样富有的妻子分居后，他决定过一种极简的生活。他搬进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买毛皮外套上，然后把外套送给女孩儿们。无论哪个姑娘，只要开口都能得到一件。他总是戴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d'honneur），却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如此打扮。
另一个舅舅以吃木炭为生——由于啃食木炭多年，他的牙齿全都变黑了。他随身携带一只内衬镀锌的袋子，里面装着几片碎冰，以便时不时吮吸两口。他早起会先喝威士忌，之后一整天几乎什么也不吃。他跟我大多数的舅舅姨妈一样嗜赌成性，没有赌资时甚至威胁说要自杀，迫使祖父掏钱。他还金屋藏娇，把情妇秘密养在家中，拒绝任何访客。直到有一天，他吞枪自杀了，终于再也没法把家人拒之门外。戏剧性的是，在舅舅的葬礼上，祖父竟然挽着过世儿子的情妇一同走来，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大家愕然了：“父亲怎么能这么做？”
我还有一位颇为神秘的舅舅，竟然一辈子没有花过一分钱。他常在晚餐进行到一半儿的时候进门，一面自称毫无食欲，一面把眼前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吃光。他常常在饭后为侄子们演出恐怖秀。这种被他称为“蛇”的可怕又好笑的表演，其实就是将几把椅子排成一排，然后人趴在上面扭动，制造出蛇爬行的效果。另外两个舅舅似乎稍微正常点。他们当中，一个总是在洗澡，另一个则一直忙于写作从来不曾上演的剧本。后一个舅舅为人和善亲切，也是我最爱的一个。
我的祖父梅耶·古根海姆（Meyer Guggenheim）娶了后妈的女儿，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比塞利格曼更庞大、但又没那么古怪的大家族。他们育有七子三女，这十个子女又生了23位孙辈。祖母去世后，照料祖父的工作落到了家里的主厨身上。我猜想这位主厨或许曾是祖父的情人，因为我仍清晰地记得她看到祖父病弱呕吐而落泪的样子。祖父是位绅士，我对他仅有的一段回忆，是他只身一人，身穿海豹皮领子的外套、头戴皮帽，坐在马拉的雪橇里穿行纽约。祖父在我非常年幼时就过世了。
我出生在纽约的东六十九街。而且对此我几乎毫无印象了。母亲说，当护士还在往热水壶里灌水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并发出猫一样的尖叫声。我有一个姐姐名叫贝妮塔（Benita），年长三岁。她是我幼年乃至整个青春懵懂时期的挚爱。不久后，我们搬到纽约东七十二街上的一所公寓，这儿紧挨着中央公园。在我五岁时，妹妹黑兹尔（Hazel）降世了，我曾为此嫉妒异常。（译者|徐小丹）
见惯不同艺术家们的光怪陆离和天马行空之后，常会有浮于云端的乌托邦式错觉，觉得艺术只要有精神就够了。然而闪动在画廊墙壁上的小红点、在拍卖现场不断翻牌的价格曲线等，又会用高冷的现实标准，给所有自怨自艾的怀才不遇者们，兜头浇下一桶含金量极高的冰水——最终还是钱说了算吗？
老话说了，有钱不可耻，关键是看怎么来花钱？有钱可以任性，但胡吃海塞、狂买奢侈品的“中国大妈”模式，只能让我们的精神面貌停留在青春痘迸发的资本初级阶段。而从本期开始，在关注艺术家的同时，我们将开始连载一位西方大妈的自传，这位大妈很有钱，有时候也很任性，但她的工作却真正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而她正是隐藏在诸多名作背后的那位“有钱人”——佩姬·古根海姆。（文/郝科）
1923年，我开始着手写回忆录。它这样开篇：“我来自两个最优越的犹太人家族。我的外祖父出生在巴伐利亚的某个马厩里，就像耶稣。我的祖父则是小贩出身。”今天再从这里继续说起：祖父们的人生虽然始于贫穷，但却最终奢华地落幕。我那位出生在马厩的外祖父，詹姆斯·塞利格曼（James Seligman）， 怀揣40美元，带着在邮轮上感染的天花来到纽约。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是做泥瓦匠赚来的，随后他在内战期间为联邦军队生产制服。后来他成为了一位声名远扬的银行家。我那位出生在伦瑙（德国与瑞士边境的小城）的祖父古根海姆先生（Meyer Guggenheim）尽管富可敌国（他买下了世界上绝大部分铜矿），但他的社会声誉却远不及塞利格曼。事实上，当我的母亲嫁给本杰明·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时，塞利格曼家族甚至认为这是一次“下嫁”。为了解释她将嫁入一个著名的冶炼业家族，他们给欧洲的亲属们发了一封电报说：“弗洛蕾特（Florette）与冶炼人古根海姆订婚了。”这件事后来成了家族里的大笑话，因为这封电报被误读成“古根海姆冶炼了弗洛蕾特”。
我出生的时候，塞利格曼和古根海姆家族就已经非常富有了。至少古根海姆家是这样，塞利格曼家也不差。我的外祖父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从不愿在自己身上多花钱。虽然自己的生活一切从简，但他对子孙们却慷慨至极，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然而大概应该归咎于我的外祖母吧，塞利格曼家的孩子即便不算疯癫，也实在异于常人。外祖父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外祖母的梦魇。母亲曾告诉我，自己每每邀请年轻男子来家中做客，外祖母都要大闹一场不可。她甚至在店里闲逛时还不忘向那些营业员故作神秘地宣扬：“你们猜我丈夫上一次和我同房是什么时候？”
母亲的兄弟姐妹们非常离经叛道。我最喜欢的一位姨妈是个不可救药的女高音。如果你恰好在第五大道的街角等公车时遇见她，你会看到她那张得硕大的嘴巴，做出要唱歌的样子，试图引诱你也张嘴。她爱把帽子挂在后脑勺或者系在一侧的耳朵上，还总将一支玫瑰插在头发里，长长的帽针从头发里而不是帽子里骇人地斜刺出来。她招摇过市，裙尾横扫街上的尘土，身上永远都披着大披肩。不过，她也是个手艺精良的厨师，擅长做好看的番茄果冻。她如果不在钢琴前，就是在厨房里，或者在看自动收报机上的纸条。她嗜赌成性，且有严重的洁癖，总是用消毒剂擦拭家具。但我仍然被她身上那股不同寻常的魅力所吸引。可惜她的丈夫并不这么想。他们争吵了一辈子，后来他甚至用高尔夫球杆抽打姨妈和自己的儿子，企图置他们于死地。最终谋杀未遂，他怒不可遏地冲到蓄水池边，脚绑重物淹死在池中。
我的几位舅舅中最有魅力的一个，是位引人注目的老派绅士。在和同样富有的妻子分居后，他决定过一种极简的生活。他搬进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买毛皮外套上，然后把外套送给女孩儿们。无论哪个姑娘，只要开口都能得到一件。他总是戴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d'honneur），却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如此打扮。
另一个舅舅以吃木炭为生——由于啃食木炭多年，他的牙齿全都变黑了。他随身携带一只内衬镀锌的袋子，里面装着几片碎冰，以便时不时吮吸两口。他早起会先喝威士忌，之后一整天几乎什么也不吃。他跟我大多数的舅舅姨妈一样嗜赌成性，没有赌资时甚至威胁说要自杀，迫使祖父掏钱。他还金屋藏娇，把情妇秘密养在家中，拒绝任何访客。直到有一天，他吞枪自杀了，终于再也没法把家人拒之门外。戏剧性的是，在舅舅的葬礼上，祖父竟然挽着过世儿子的情妇一同走来，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大家愕然了：“父亲怎么能这么做？”
我还有一位颇为神秘的舅舅，竟然一辈子没有花过一分钱。他常在晚餐进行到一半儿的时候进门，一面自称毫无食欲，一面把眼前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吃光。他常常在饭后为侄子们演出恐怖秀。这种被他称为“蛇”的可怕又好笑的表演，其实就是将几把椅子排成一排，然后人趴在上面扭动，制造出蛇爬行的效果。另外两个舅舅似乎稍微正常点。他们当中，一个总是在洗澡，另一个则一直忙于写作从来不曾上演的剧本。后一个舅舅为人和善亲切，也是我最爱的一个。
我的祖父梅耶·古根海姆（Meyer Guggenheim）娶了后妈的女儿，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比塞利格曼更庞大、但又没那么古怪的大家族。他们育有七子三女，这十个子女又生了23位孙辈。祖母去世后，照料祖父的工作落到了家里的主厨身上。我猜想这位主厨或许曾是祖父的情人，因为我仍清晰地记得她看到祖父病弱呕吐而落泪的样子。祖父是位绅士，我对他仅有的一段回忆，是他只身一人，身穿海豹皮领子的外套、头戴皮帽，坐在马拉的雪橇里穿行纽约。祖父在我非常年幼时就过世了。
我出生在纽约的东六十九街。而且对此我几乎毫无印象了。母亲说，当护士还在往热水壶里灌水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界，并发出猫一样的尖叫声。我有一个姐姐名叫贝妮塔（Benita），年长三岁。她是我幼年乃至整个青春懵懂时期的挚爱。不久后，我们搬到纽约东七十二街上的一所公寓，这儿紧挨着中央公园。在我五岁时，妹妹黑兹尔（Hazel）降世了，我曾为此嫉妒异常。（译者|徐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