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力拓案只是冰山一角”、“‘四大’在华祸害深远”、“中国小心!别被美国当垫背”、“美元崩溃,中国巨额美债成废纸一堆”……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出自经济学家江涌的新作《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析》。有人将江涌博士称为“国家主义派”,那么此书就可以视作“中国国家主义派的绝地反击”。
书中指出,使中国遭受7000亿元惨重损失的“力拓案”,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这“一角”,清晰折射出跨国垄断资本“要钱更要命”的贪婪。国内买办掮客“无国无民族”的堕落,无硝烟战争“越来越激烈”的态势,以及中国经济“越来越不安全”的困境。
布什父子就是金融寡头
江涌博士指出,环顾当今世界,当数美国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交织最为紧密。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而生成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一直是国家政权的幕后操纵者,有时为了需要甚至直接跳到前台。如列宁所言,“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分配形成了一条规律:由发家最早、实力最强的东部梅隆金融财团和洛克菲勒石油财团瓜分。通常情况下,国防部长来自梅隆财团,国务卿则属于洛克菲勒财团。如今,官商结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相关形式发生改变而已。单看财政部长多半来自华尔街,而政府部长离职后进入大公司当老总或顾问早已比比皆是,而布什总统父子本身就是金融寡头。
江涌博士在书中披露,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花旗银行请出与华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XX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该部门如何反应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花旗不仅持有广发20%的股份,而且还以20%的股份赢得广发100%的经营管理权。
以收购各国“命脉产业”为宗旨的美国私募基金凯雷投资,一直以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著称,为实现对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徐工的并购,积极游说当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并取得后者鼎力支持。
百事可乐等国际大公司曾多次以课题研究的名义,向XX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与相关个人提供研究经费;投桃报李,该中心长期以来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跨国垄断资本还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国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与洗钱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一些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通过向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提供巨额赞助,送相关高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官员与学者的。由此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借机可以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
中国有一大批买办掮客
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一般有着复杂乃至显赫的政治背景,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他们与涉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与跨国垄断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不仅有个人,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甘愿充当外资的“铺路石”。
为占领中国寿险市场,外资保险巨头纷纷与中国非保险业的大型企业集团“联姻”。比如,法国安盛保险集团与中国五矿集团合资成立金盛人寿保险,意大利忠利保险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合资成立中意人寿等等。这种有违常理(同行合作)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保险公司的独资图谋。在合资寿险公司中,中资企业往往缺乏保险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上是由外资主导。
此外,进入中国四处嗅闻利益的外资也并非是一帮散兵游勇,在很多行业甚至是几家外资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攻守同盟,对资本实力、技术实力、公关实力稍弱的中国企业进行左右夹攻。
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相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南孚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吉列。
2005年1月,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上书(《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反对“两税合一”。在《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共同派代表会晤商务部等部门高官,通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等组织机构传达意见,并且于2005年7月联合通过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另外,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也是西方社会的“通行规则”,跨国垄断资本自然精于此道。当获悉中国铁路大提速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法国阿尔斯通集团董事长兼CEO柏柯龙极力游说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前总统希拉克由此带着“重要的经济使命”访华, 阿尔斯通由此与中方签署了总额达15亿欧元的供货协议。当凯雷收购徐工案陷入胶着状态时,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富兰克林·拉文访华,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按照“商业原则”处理凯雷收购徐工的交易。
该书在列数中国经济安全受到的外来威胁之后,最终落脚在中国自己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标题之中大大的问号,正是对经济安全这枚硬币两面的准确理解。正因为如此,有专家指出,《猎杀“中国龙”》一书不是借题发挥的“阴谋论”,而是作者发乎内心、认真严肃的“谏言书”。
书中指出,使中国遭受7000亿元惨重损失的“力拓案”,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这“一角”,清晰折射出跨国垄断资本“要钱更要命”的贪婪。国内买办掮客“无国无民族”的堕落,无硝烟战争“越来越激烈”的态势,以及中国经济“越来越不安全”的困境。
布什父子就是金融寡头
江涌博士指出,环顾当今世界,当数美国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交织最为紧密。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而生成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一直是国家政权的幕后操纵者,有时为了需要甚至直接跳到前台。如列宁所言,“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分配形成了一条规律:由发家最早、实力最强的东部梅隆金融财团和洛克菲勒石油财团瓜分。通常情况下,国防部长来自梅隆财团,国务卿则属于洛克菲勒财团。如今,官商结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相关形式发生改变而已。单看财政部长多半来自华尔街,而政府部长离职后进入大公司当老总或顾问早已比比皆是,而布什总统父子本身就是金融寡头。
江涌博士在书中披露,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花旗银行请出与华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XX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该部门如何反应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花旗不仅持有广发20%的股份,而且还以20%的股份赢得广发100%的经营管理权。
以收购各国“命脉产业”为宗旨的美国私募基金凯雷投资,一直以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著称,为实现对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徐工的并购,积极游说当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并取得后者鼎力支持。
百事可乐等国际大公司曾多次以课题研究的名义,向XX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与相关个人提供研究经费;投桃报李,该中心长期以来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此外,跨国垄断资本还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国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与洗钱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一些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通过向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提供巨额赞助,送相关高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官员与学者的。由此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借机可以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
中国有一大批买办掮客
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一般有着复杂乃至显赫的政治背景,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他们与涉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与跨国垄断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不仅有个人,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甘愿充当外资的“铺路石”。
为占领中国寿险市场,外资保险巨头纷纷与中国非保险业的大型企业集团“联姻”。比如,法国安盛保险集团与中国五矿集团合资成立金盛人寿保险,意大利忠利保险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合资成立中意人寿等等。这种有违常理(同行合作)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保险公司的独资图谋。在合资寿险公司中,中资企业往往缺乏保险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上是由外资主导。
此外,进入中国四处嗅闻利益的外资也并非是一帮散兵游勇,在很多行业甚至是几家外资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攻守同盟,对资本实力、技术实力、公关实力稍弱的中国企业进行左右夹攻。
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相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南孚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吉列。
2005年1月,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上书(《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反对“两税合一”。在《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共同派代表会晤商务部等部门高官,通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等组织机构传达意见,并且于2005年7月联合通过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另外,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也是西方社会的“通行规则”,跨国垄断资本自然精于此道。当获悉中国铁路大提速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法国阿尔斯通集团董事长兼CEO柏柯龙极力游说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前总统希拉克由此带着“重要的经济使命”访华, 阿尔斯通由此与中方签署了总额达15亿欧元的供货协议。当凯雷收购徐工案陷入胶着状态时,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富兰克林·拉文访华,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按照“商业原则”处理凯雷收购徐工的交易。
该书在列数中国经济安全受到的外来威胁之后,最终落脚在中国自己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标题之中大大的问号,正是对经济安全这枚硬币两面的准确理解。正因为如此,有专家指出,《猎杀“中国龙”》一书不是借题发挥的“阴谋论”,而是作者发乎内心、认真严肃的“谏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