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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的家风，是焦裕禄精神在家庭生活中的具體表现。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家风中最闪光的遗产。
一碗饭、一壶水也不能忽视
“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
在日常生活中，焦裕禄对妻子和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对妻子说，不能收受别人的任何东西，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焦家子女多，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的粮食供应很紧张，焦家午饭几乎固定是一锅面条，加上窝窝头或红薯。有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妻子给他端来一碗大米饭，上面还拌了点红糖，亮晶晶的大米饭很是诱人。当时兰考不产大米，粮食供应中70%是粗粮，剩下的给一点白面，哪里会有大米啊？焦裕禄问妻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妻子告诉他：“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到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送来的。”
焦裕禄给每个孩子的碗里拨了一筷子米饭，端着还剩下大半碗饭的碗，对妻子说：“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把这些给那两个研究泡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吧。”
焦裕禄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还时常通过生活上的小事教育家人，起到带头作用。刚到兰考工作时，焦裕禄的妻子和儿女都跟着他住在县委大院。有一次，他看到妻子到县委食堂提了一壶开水，就把妻子严肃地批评了一顿。焦裕禄说：“这个开水，你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但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一壶开水事小，但这使焦裕禄意识到，干部家属住在县委大院可能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经他提议，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了出去。
“看白戏”看出“十不准”
“你不买票去看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是乱了套？”
焦裕禄到兰考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正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焦国庆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咚锵”响，他好奇地赶过去，很想进去看戏。可是，焦国庆没有钱买票，只好在门口探个小脑袋挤来挤去，检票员看到他磨磨蹭蹭不走，问他是谁，当检票员得知他是焦裕禄的孩子，就放他进去白看了一场戏。看完戏回到家，焦裕禄问儿子：“别的孩子都早早睡了，你那么晚回来，干嘛去了？”焦国庆承认看戏去了。“那你哪来钱买的票？”“没买票。”“没买票怎么进去了？”当焦国庆把经过讲述完，焦裕禄大为生气，对儿子说道：“你不买票去看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是乱了套？”
焦裕禄第二天带着焦国庆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款。这一去，焦裕禄发现了新问题，原来剧场一直把前三排的座位空着不卖票，说是留给县里领导的，其中第三排最中间的位置就是留给他的。
这件事让焦裕禄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就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以剧院的事为例，举一反三，制定了《干部十不准》，包括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准赌博；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等等。
书记的女儿也不能高人一等
“不能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给她安排轻便活”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成了待业青年。县委书记的女儿在家待业，自然引起了一些单位的关注。那时候教育普及程度低，初中毕业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这些单位提供的岗位从县委干事到学校老师，从打字员到话务员，都是很体面的工作。焦守凤觉得这些单位都挺好，但父亲却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干部子女不能去好单位，这是他当了县委书记后给县里干部定的规矩，自己必须带头遵守。结果，焦守凤被安排到了县食品厂，这个食品厂实际就是个酱菜厂。焦裕禄亲自送女儿报到，不是为了让厂领导照顾女儿，而是为了叮嘱厂领导：“不能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给她安排轻便活，要和其他进厂的工人一样对待。”
食品厂的一个重头产品是腌咸菜。秋天萝卜上市的时候，焦守凤一天要切一千多斤萝卜。比切萝卜更难受的是切辣椒，刚开始，焦守凤一天切几百斤辣椒，手上都会被辣椒汁烧出泡来，晚上疼得难以入睡，就打一盆冷水，把手放里面浸上一会，才能缓解一点痛感。那时候，焦守凤对父亲很有意见，觉得父亲对自己不公平。焦裕禄耐心地教育她：“县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热爱劳动，带头吃苦，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啊！”
腌咸菜还不是最难的，最让焦守凤难以接受的是卖酱菜。一天，焦裕禄对女儿说：“今天爸爸事不多，带你去卖酱菜吧。”他带着女儿，挑着酱菜挑子，沿着街巷，边走边吆喝，还教女儿怎么挑挑子不磨肩，怎么吆喝才能吸引顾客注意，好把货快点卖出去。就这样边走边说，女儿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我一个小工人，什么都不是，还这么爱面子，爸爸是一个县委书记，他就没有面子了？他怎么能吆喝起来呀？这样一想，她就对爸爸说：“你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闹了，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焦裕禄病重住院后，焦守凤去医院看望父亲，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手表交给她，有些歉疚地说：“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五十多年来，焦守凤一次也没利用父亲的名头搞过特殊。当待业的女儿希望母亲帮自己托关系找工作，她像父亲当年一样断然拒绝。
焦裕禄共有六个子女，他们遵照父亲遗嘱，“任何时候都不向政府要补助、要照顾，不搞特殊化”，都是在平凡岗位上工作。孩子们说：“爸爸既是精神财富，也是一种压力在鞭策我们，决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李云贵荐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一碗饭、一壶水也不能忽视
“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
在日常生活中，焦裕禄对妻子和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对妻子说，不能收受别人的任何东西，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焦家子女多，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的粮食供应很紧张，焦家午饭几乎固定是一锅面条，加上窝窝头或红薯。有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妻子给他端来一碗大米饭，上面还拌了点红糖，亮晶晶的大米饭很是诱人。当时兰考不产大米，粮食供应中70%是粗粮，剩下的给一点白面，哪里会有大米啊？焦裕禄问妻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妻子告诉他：“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到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送来的。”
焦裕禄给每个孩子的碗里拨了一筷子米饭，端着还剩下大半碗饭的碗，对妻子说：“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把这些给那两个研究泡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吧。”
焦裕禄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还时常通过生活上的小事教育家人，起到带头作用。刚到兰考工作时，焦裕禄的妻子和儿女都跟着他住在县委大院。有一次，他看到妻子到县委食堂提了一壶开水，就把妻子严肃地批评了一顿。焦裕禄说：“这个开水，你提了用，你可是方便了，但你是县委书记的老婆，不能带头破坏了办公的秩序。”一壶开水事小，但这使焦裕禄意识到，干部家属住在县委大院可能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经他提议，所有住在县委大院的家属全部搬了出去。
“看白戏”看出“十不准”
“你不买票去看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是乱了套？”
焦裕禄到兰考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正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焦国庆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咚锵”响，他好奇地赶过去，很想进去看戏。可是，焦国庆没有钱买票，只好在门口探个小脑袋挤来挤去，检票员看到他磨磨蹭蹭不走，问他是谁，当检票员得知他是焦裕禄的孩子，就放他进去白看了一场戏。看完戏回到家，焦裕禄问儿子：“别的孩子都早早睡了，你那么晚回来，干嘛去了？”焦国庆承认看戏去了。“那你哪来钱买的票？”“没买票。”“没买票怎么进去了？”当焦国庆把经过讲述完，焦裕禄大为生气，对儿子说道：“你不买票去看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是乱了套？”
焦裕禄第二天带着焦国庆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款。这一去，焦裕禄发现了新问题，原来剧场一直把前三排的座位空着不卖票，说是留给县里领导的，其中第三排最中间的位置就是留给他的。
这件事让焦裕禄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就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以剧院的事为例，举一反三，制定了《干部十不准》，包括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准赌博；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等等。
书记的女儿也不能高人一等
“不能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给她安排轻便活”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成了待业青年。县委书记的女儿在家待业，自然引起了一些单位的关注。那时候教育普及程度低，初中毕业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这些单位提供的岗位从县委干事到学校老师，从打字员到话务员，都是很体面的工作。焦守凤觉得这些单位都挺好，但父亲却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干部子女不能去好单位，这是他当了县委书记后给县里干部定的规矩，自己必须带头遵守。结果，焦守凤被安排到了县食品厂，这个食品厂实际就是个酱菜厂。焦裕禄亲自送女儿报到，不是为了让厂领导照顾女儿，而是为了叮嘱厂领导：“不能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给她安排轻便活，要和其他进厂的工人一样对待。”
食品厂的一个重头产品是腌咸菜。秋天萝卜上市的时候，焦守凤一天要切一千多斤萝卜。比切萝卜更难受的是切辣椒，刚开始，焦守凤一天切几百斤辣椒，手上都会被辣椒汁烧出泡来，晚上疼得难以入睡，就打一盆冷水，把手放里面浸上一会，才能缓解一点痛感。那时候，焦守凤对父亲很有意见，觉得父亲对自己不公平。焦裕禄耐心地教育她：“县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热爱劳动，带头吃苦，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啊！”
腌咸菜还不是最难的，最让焦守凤难以接受的是卖酱菜。一天，焦裕禄对女儿说：“今天爸爸事不多，带你去卖酱菜吧。”他带着女儿，挑着酱菜挑子，沿着街巷，边走边吆喝，还教女儿怎么挑挑子不磨肩，怎么吆喝才能吸引顾客注意，好把货快点卖出去。就这样边走边说，女儿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我一个小工人，什么都不是，还这么爱面子，爸爸是一个县委书记，他就没有面子了？他怎么能吆喝起来呀？这样一想，她就对爸爸说：“你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闹了，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焦裕禄病重住院后，焦守凤去医院看望父亲，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手表交给她，有些歉疚地说：“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五十多年来，焦守凤一次也没利用父亲的名头搞过特殊。当待业的女儿希望母亲帮自己托关系找工作，她像父亲当年一样断然拒绝。
焦裕禄共有六个子女，他们遵照父亲遗嘱，“任何时候都不向政府要补助、要照顾，不搞特殊化”，都是在平凡岗位上工作。孩子们说：“爸爸既是精神财富，也是一种压力在鞭策我们，决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李云贵荐自《中国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