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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中旬，一个微风习习的傍晚，晚餐后的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慢慢地在神農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那时，他的思绪并不像他的步子那样缓慢、那样轻松，他还在思考。崔乃夫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思考很难使他真正地轻松、平静下来。
崔乃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先后当了11年的部长。担任部长期间，崔乃夫对中国的民政事业做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残疾人的福利企业、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农村养老保险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他常常深入基层，并总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就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他曾很明确地指出：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还不够。而慈善事业，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1985年，崔乃夫在乡村救灾中发现，农村贫困人群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不少人有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他当时就可否把城市人多余的物品捐赠给灾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从1985年至1986年，他就呼吁这件事。现在看来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遇到许多阻力，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大家脸上无光。可崔乃夫还是坚持在民政系统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后来，这种做法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专门批示说，要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事来抓。和崔乃夫在一起，听他说事，看他做事的时候，人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者。和崔乃夫接触较多的那些年里，他总是满脸平和地微笑，那是一种让人人都没有距离感的微笑。崔乃夫在我的印象与记忆里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他身材修长，长脸、大眼、阔鼻。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仍可以清晰地在他身上领略到好男人的英俊与风采。他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的柔柔的，语调抑扬顿挫，使人从心底上感到一种很大的力量。谈起旁人，他总是要讲那人的长处;谈到自己他却总是说自己的不足。一次，我和崔乃夫会长谈起他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贡献。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个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自己好比河水中的一个浪花，只是翻卷一下，就融在河水中了。”还说：“你说的那些事情，有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有的就完全忘记了……”
…………
崔乃夫在夜幕下、河水边慢慢走，思考着白天里他见到的事情。他和国务院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这次到这里，是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三峡地区考察。
他慢慢走着，忽然看到迎面走来的总理。
他和总理相互问好后，总理问他：“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是事实，说不好搞也是事实。”
总理显然对崔乃夫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通增加，国家对民政的投入也在增加，所以比以前钱少的时候好搞了。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贫困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果真实、全面地面对现实，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就要增加，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也要增加。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在这方面早就有深入的考察和思考，马上回答说：“每年大约20亿。”
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这么多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那些富裕些的人的闲钱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
在此之前，崔乃夫早就意识到了，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民政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他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崔乃夫曾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
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民政部的相关部门开始对彩票的可行性进行调查。
…………
总理静静地听，他的情绪显然被这位能够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的部长感染了。他肯定地说：“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而后，他又突然问苏联、东欧搞吗？崔乃夫给了肯定的答复。总理又对崔乃夫说：“那你给我搞个材料。”可见他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顾虑的。
崔乃夫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安排这个考察团同时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開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独家发行。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
…………
中国第一张彩票的获奖者出现了，他的出现无异于一个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上腾起的波浪。福利彩票的发行量急速地扩大，社会福利资金也在迅速增加。
占大多数的，没有中奖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买了福利彩票，一些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新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一些孤残儿童的疾病也因此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许多人因此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感到过的荣耀。
彩票，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时的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是完成这一创举最关键的人物。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慈善、慈善事业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被重新提起，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中华慈善总会与一些省市慈善会也从那时开始相继成立。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认知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1986年在我国发行“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即福利彩票也不无关系。应该说，福利彩票在中国的发行为新中国慈善组织出现、发展，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地。
从考虑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从发行福利彩票取得最初成功，崔乃夫就已经在考虑新中国的慈善事业了。
八年后，从中国民政部部长位置上卸任的崔乃夫被推选为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
崔乃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先后当了11年的部长。担任部长期间，崔乃夫对中国的民政事业做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残疾人的福利企业、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农村养老保险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他常常深入基层，并总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就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他曾很明确地指出：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还不够。而慈善事业，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1985年，崔乃夫在乡村救灾中发现，农村贫困人群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不少人有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他当时就可否把城市人多余的物品捐赠给灾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从1985年至1986年，他就呼吁这件事。现在看来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遇到许多阻力，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大家脸上无光。可崔乃夫还是坚持在民政系统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后来，这种做法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专门批示说，要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事来抓。和崔乃夫在一起，听他说事，看他做事的时候，人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者。和崔乃夫接触较多的那些年里，他总是满脸平和地微笑，那是一种让人人都没有距离感的微笑。崔乃夫在我的印象与记忆里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他身材修长，长脸、大眼、阔鼻。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仍可以清晰地在他身上领略到好男人的英俊与风采。他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的柔柔的，语调抑扬顿挫，使人从心底上感到一种很大的力量。谈起旁人，他总是要讲那人的长处;谈到自己他却总是说自己的不足。一次，我和崔乃夫会长谈起他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贡献。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个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自己好比河水中的一个浪花，只是翻卷一下，就融在河水中了。”还说：“你说的那些事情，有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有的就完全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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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乃夫在夜幕下、河水边慢慢走，思考着白天里他见到的事情。他和国务院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这次到这里，是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三峡地区考察。
他慢慢走着，忽然看到迎面走来的总理。
他和总理相互问好后，总理问他：“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是事实，说不好搞也是事实。”
总理显然对崔乃夫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通增加，国家对民政的投入也在增加，所以比以前钱少的时候好搞了。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贫困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果真实、全面地面对现实，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就要增加，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也要增加。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在这方面早就有深入的考察和思考，马上回答说：“每年大约20亿。”
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这么多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那些富裕些的人的闲钱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
在此之前，崔乃夫早就意识到了，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民政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他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崔乃夫曾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
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民政部的相关部门开始对彩票的可行性进行调查。
…………
总理静静地听，他的情绪显然被这位能够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的部长感染了。他肯定地说：“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而后，他又突然问苏联、东欧搞吗？崔乃夫给了肯定的答复。总理又对崔乃夫说：“那你给我搞个材料。”可见他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顾虑的。
崔乃夫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安排这个考察团同时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開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独家发行。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
…………
中国第一张彩票的获奖者出现了，他的出现无异于一个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上腾起的波浪。福利彩票的发行量急速地扩大，社会福利资金也在迅速增加。
占大多数的，没有中奖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买了福利彩票，一些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新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一些孤残儿童的疾病也因此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许多人因此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感到过的荣耀。
彩票，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时的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是完成这一创举最关键的人物。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慈善、慈善事业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被重新提起，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中华慈善总会与一些省市慈善会也从那时开始相继成立。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认知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1986年在我国发行“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即福利彩票也不无关系。应该说，福利彩票在中国的发行为新中国慈善组织出现、发展，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地。
从考虑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从发行福利彩票取得最初成功，崔乃夫就已经在考虑新中国的慈善事业了。
八年后，从中国民政部部长位置上卸任的崔乃夫被推选为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