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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事件”。要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需要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研究起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新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做了细致的“再研究”，揭示“第三者”角度对我国环境问题的诸多看法，可以获取诸多有益的观点冲撞与借鉴。就研究特点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有着较强的“西方色彩”，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被“政治中断”的现象。尤其在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归纳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环境问题恶化原因是中国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环境关系的认识不科学，加之中国政治体制机制比较“死板”，灵活性不强。在政策建议方面，西方学者特别关注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认为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同时，建议对中国的民众进行广泛的环境教育，控制人口数量，考虑将环保行动转化为政治运动，对政府形成制约和监督。
[关键词]中国季刊；西方学者；环境问题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8-0036-05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1960年创刊于英国伦敦，是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发表有关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最主要刊物，长期以来在国外中国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地位和重要影响。也是把握国外当代中国学发展演变历程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教育、人口、环境等众多领域。在主要梳理了此刊中，西方学者在1978年到2011年内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对于中国当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有更加理性的认识。
《中国季刊》中关于1978年后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1988年以Baruch Boxer一篇关于中国三峡大坝建设中预期会出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及其前景的讨论为开始，并一直持续进行。在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分析之后，得出了《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1978年后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一些特点。
一、西方学者对1978年后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特点
西方学者对我国环境问题的研究，首先，从研究本身的特点来看，其中一大特色就是研究的年份分布不均。
（一）研究数量年份的分布不均匀
从数量上来看，西方学者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在年份上存在着差别，在26篇的文章中，1978—1988年这10年的研究文章特别少，仅有一篇 Baruch Boxer的《中国三峡大坝：问题与展望》；1989—1999年这10年的15篇中，1998年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共11篇，占总数的大概2/3；2000—2011年的文章分布比较均匀，基本上每年都有一篇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文章。虽然环境问题一直存在，但是跟国内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大致同步，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不表示之前就没有环境问题，只是当时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事件，1998年的文章数量比较多。主要原因是，1998年1月由《中国季刊》在伦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召开题为“中国环境”的特殊问题讨论。
（二）研究涉及不同的领域
就内容来看，西方学者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除了5篇直接论述中国的环境问题之外，其他的基本上是将环境问题与环境政策、生态建设、环境管理、能源资源的危机、农、林、工业、人口等相结合， 并涉及政治体制、法律、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等众多领域。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首先，环境问题就不是单独存在。在全球化的今天，环境事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境问题牵涉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与项目的基金来源和课题的性质有关。最后，与这些学者的受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密不可分。总体来说，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问题视野相对宽阔并与这些学者本国环境治理经验密切相关。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思路分析也有差别
从学科属性来说，《中国季刊》中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社会科学来进行，而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众多：既有基础的访谈、问卷调查法、直接观察法又有历史研究法、实验法和模拟演练等。《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采用的主要方法还是个案研究、实证研究、调查法这三种比较常见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且在这些文章中极少涉及对环境理论的论述，基本上是确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生态工程，然后对其进行分析，从分析当中去得出结论。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大都要进行理论论述，比较典型的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等的自然观与生态相结合，或者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代表人物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发展诉求相结合，并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而非数据的分析，这是最大的不同。总体来说，我国学者进行学术的研究还是侧重于理论分析，而西方学者侧重于运用数据、调查表格等直观的事实反映问题。
二、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分析
在对研究特点进行分析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分析西方学者对我国环境问题存在主要原因的看法，这26篇文章中，有15篇都将原因指向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和环保关系的不科学认知。
（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在分析环境问题的原因时，西方学者认为，许多下级的机关部门（主要是当地政府）在执行的时候依然认为经济发展才是重中之重，不少调查发现，甚至连环保部门官员本身都认为经济比环境保护重要。在2006年关于北京大学生环保组织的调查中，学生群体“虽然认为环境问题比较重要但是提及对于以放缓经济来保护环境，只有27%的人同意健康的经济要求限制工业增长”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Jun.， 2006）， pp. 333-356。。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虽然学生认为“环境是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最嚴重的问题，但是就国内发展目标而言，经济发展超越了环境保护，尽管差异很小”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Jun.， 2006）， pp. 333-356。。在地方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突出，环保部门的经费支持来源于当地政府，而当地政府又有发展经济的指标，这样通常就会出现“上级政府请客，下级政府买单”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2 （Dec.， 2007）， pp. 915-932。的情况。环保部门在向一些当地企业征收排污费和进行处罚时，企业很少做到主动配合，就拿湖北省污染税的法院执法情况来说，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只有在法院的强制下，地方企业才慢慢上交之前的污染税。 这些分析带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发展，西方国家为了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打着“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幌子，将污染产业和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一些发展中国家如1978年的中国急需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外资中带有“生态殖民”的色彩。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的时候，不够客观，对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对隐藏在经济和环保背后的生态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这样认识只能是一种偏见。
（二）环保体制和机制不完善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西方学者认为，给中国环境保护带来阻挠的还有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与西方社会制度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也跟西方大有区别，西方学者在研究时，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首先，在体制框架内部，中国环保局的权威得不到认可。虽然，有调查显示：“今天包括大约20项法律，40条规定，500项标准和600项其他与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有关的法律规范制定文件已确立”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Jun.， 2006）， pp. 333-356。。但是环保局在政府机关中并不占有其应有的地位，且并不属于权威机关，地方政府在做许多决策的时候，环保部门给出的意见也只是作为参考，并不能影响或者左右一些政策。其次，环保部门没有强大的盟友对抗污染。在一些调查中，也有地方法院也会协助环保部门推进环境治理，不过，这些机关是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这样环保部门又极容易与其他部门结下利益关系，这对开展他们之间的工作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最后，对这个体制的监督较弱。环保部门需要机构监督，如果监督部门还是隶属于政府机关，那么监督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西方有公民和非官方环保组织监督监管流程，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渠道和途径，而2006年的一份研究中表明，虽然，“在虚拟网络下，中国的环保运动发展比较快，但是从实质上看，我们发现中国的环境行动主义处在国家和社会的灰色地带，在那个地带，多个利益相关者互动涉及许多组织和个人的交流”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8 （Jun.， 2009）， pp. 422-432。。
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前是比较固定，变化少，主要是中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要稳固发展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利下放到地方，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机构，从来不是独立于国家政体而存在，相反，各级环保机构的设置是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的政体下，独立的环境运动可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如西方国家的绿党），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而是为了成为一支独立政党，其政治目的远大于环境保护。这种独立机构存在的后果，就如同在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决不能够出现任何的政体动荡，西方学者对中国环保机构独立于政体机构的观点，只是基于对西方政體的研究对中国环境改善给出的建议，并不能够为我国环境问题的改善提供可行意见。
（三）民众缺乏环保意识
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应有的环境意识。虽然，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一大堆，但是，民众并不了解：如，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到底是环保局、市容局还是其他的一些机构？又如，垃圾应该如何分类？再如，对一些环保机构的熟悉程度。这些都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对于特别严重的环境问题：如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等，民众觉得理应去保护。也可以得出，民众对潜在的环境问题不以为然，而对于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才会担忧。在北京奥运会的环境清理问题上更是明显：为了迎接奥运会，地方政府把污染的企业搬迁到别的地方，北京的环境改善不少，而奥运会之后，北京又恢复了之前的局面，民众的普遍抱怨并不多，直到北京雾霾越来越严重，引发了许多呼吸道疾病时，环境问题才重现人们的视野。我国民众环境危机意识不强烈，只要不牵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不会过多地关注，即使当今全世界范围都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如火如荼：前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后有欧洲绿党的崛起，在政坛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都在表明与发达国家的民众相比，我国民众的环境意识普遍缺乏。除了上述原因，与中国资源和能源的现状也有极大相关性，更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在世界舞台的中国角色的定位相关。
三、西方学者对我国环境改善的建议
西方学者在对我国环境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之后，结合当时的中国现实的环境问题，给出了改善建议，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重要的几点：
（一）在环境治理中市场机制应发挥主要作用
环境与经济发展并非不相容，西方学者在对我国环境问题提出建议时，认为中国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罗斯在他的《中国的环保政策》一书中在将中美模式进行对比以后坚信：鉴于中国的文化和地理传统，美国治理环境的方法在中国并不适用，且过度的政策变化，对中国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其他一切的先决条件，同时，过度开发资源的短期奖励会减少限制开采限度内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对矛盾的解决西方学者给出了以下建议：在生态工程建设方面，不能仅仅依靠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还应发展高效节能的节水技术，淡化海水，高效率利用城市地区的资源；在工业污染补救层面，既要努力提高工业生产工艺和减少污染，也要逐步淘汰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企业；在社会服务层面，努力推进节能基础设施的开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改革已经及大地增加了对环境保护，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考虑到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预算限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集中指导的宏伟保护计划，不太可能长期有效，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还是需要在市场体制的运行中，解决环境问题。 （二）减少环境治理中不利政策的阻碍作用
西方学者认为在治理环境问题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内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进入21世纪，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快，但是整体还是处于调整之中。就环境治理来说，近几十年来，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有所增加，但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一步加强改革：首先，提升环保部门在地方各级政府中的地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环保部门的经费不能再依赖当地政府，具体来说，经济上可以由中央直接拨款，或者是由当地政府和中央按照比例拨发环保基金，这样可以保持环保工作不受当地政府的限制，保持其相对独立的状态；其次，分散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有效的环境管理的对立面，相反，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他们的特定情况，发挥出自己的地方特色，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增添相对性的协调机构，因为执法的决定不仅靠中央政策，而且受到地方各级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最后，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不是靠政府，而是靠民众。共产主义政体没有提供公众运动强烈影响环境政策进程的渠道，中国需要独立的绿色团体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学者研究台湾的公民环境主义时，提出，虽然大多数研究民主化的文献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一级的选举政治上，但更应该强调新的民主机构在政治舞台的力量。但从现实来看，这一建议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现状，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 制定合理人口政策，提高人口素质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环境问题与众多的人口数量密不可分。有的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环境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导致环境破坏，这种破坏已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在最近50年，因此，中国必须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虽然，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事实上并非这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人口多的国家，如果民众对于环境问题意识比较强烈，也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环境危机。人口的承受能力应当与本国的资源承载力相匹配，过多或者过少的人口都会不利于国家整体现代化步伐。
因此，我国环境问题如此严重，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够强烈，必须提升人口素质。首先，在政策的制定层面来说，提高环保方面核心技术专家参与环保政策制定的比例；其次，在政策执行层面来说，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地方政府，包括那些区、县，配备足够数量且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最后，在政策的维护层面来说，开展广泛的环境教育，但是学者们对环境教育的内容存在着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重点放在环境意识的培养，部分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培训，增强中国民众的维权意识。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城市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而在农村主要表现在生态破坏，不少事实证明：目前的环境状况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着中国较贫困地区或中国社会较贫困地区的人。因此，环境意识的教育不能局限于受教育者自身的生活状态，还应集中于更广泛的状态。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环境教育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因为，互联网和社交网络都对中国环境主义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结论
总体来说，西方学者对我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在年份上数量分布不均，涉及领域众多，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跟国内学者相比，较为独特。对环境原因的划分中，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值得探讨，而中国政治体制的固定和民众环保意识的缺乏也不容忽视；而对于西方学者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给出的建议，其实，与西方国家的国情相关。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来，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带来了其近代以来政治的民主化，因此，西方社会的公民对于公民权利的维护和掌握程度，普遍高于我国民众，加之，西方的法律体系建设较早，公民对于一些问题的反映渠道和途径比较多，生态问题的解决相对比较容易。
但是，从现实的实践来看，西方国家生态问题的解决，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寂静的春天》早在1962年已經问世，而许多西方国家当时环境问题并不轻松，但是关注较少，直到1972年，联合国才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雾都”伦敦也治理了几十年，从西方国家的治理情况来看，环境问题的治理过程也很曲折，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应该是从学术角度给发展中的中国提供参考。
中国专家认为，我国“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15年习近平布局中国经济的时候，强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以“美丽中国”为目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西方学者给出了我们不少反思：中国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需要市场的参与和投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稳步推进，但是，许多的政策地方在落实上并不理想，也跟环境机构之间的利益牵连密不可分；至于控制人口数量，后来的发展表明，从社会结构良性运行方面来看，中国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在我国，或许当今人口并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同时，西方学者给出的一些建议例如建议中国的环保行动和环保小组成为政坛上的一支力量，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在中国社会来看，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和谐走向生态文明的必要前提，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情形给出的历史启示。但是，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又是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互联网的出现给国民了解信息更多的窗口，西方环保政党的行动一定会对我国民众的思想产生冲击，因此，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在虚拟世界中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且在进行环境教育的过程中，不能一味按照西方的教育习惯和模式，一定要与中国国情及其发展演进相结合。
[参 考 文 献]
[1] MARTIN， GEORGE. Global Motorization， Social Ecology and China [J]. Area， vol. 39， no. 1， 2007， pp. 66–73.
[2] HERSHKOVITZ， LINDA. Political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China [J]. Human Ecology， vol. 21， no. 4， 1993， pp. 327–353.
[3] HUGHES， J. DONAID. History 2430： Environmental History [J].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 16， no. 1， 1992， pp. 16–19.
[4] 彭向刚，向俊杰. 中国三种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反思与超越[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3）：12-18.
[5] 尹昌斌，程磊磊，杨晓梅，赵俊伟. 生态文明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01）：15-21.
[6] 黄勤，曾元，江琴. 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进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2）：111-120.
[7] 俞海，夏光，杨小明，尚素娟. 生态文明建设：认识特征和实践基础及政策路径[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01）：5-11.
[关键词]中国季刊；西方学者；环境问题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8-0036-05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1960年创刊于英国伦敦，是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发表有关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的最主要刊物，长期以来在国外中国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地位和重要影响。也是把握国外当代中国学发展演变历程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教育、人口、环境等众多领域。在主要梳理了此刊中，西方学者在1978年到2011年内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对于中国当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有更加理性的认识。
《中国季刊》中关于1978年后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1988年以Baruch Boxer一篇关于中国三峡大坝建设中预期会出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及其前景的讨论为开始，并一直持续进行。在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分析之后，得出了《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1978年后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一些特点。
一、西方学者对1978年后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特点
西方学者对我国环境问题的研究，首先，从研究本身的特点来看，其中一大特色就是研究的年份分布不均。
（一）研究数量年份的分布不均匀
从数量上来看，西方学者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在年份上存在着差别，在26篇的文章中，1978—1988年这10年的研究文章特别少，仅有一篇 Baruch Boxer的《中国三峡大坝：问题与展望》；1989—1999年这10年的15篇中，1998年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共11篇，占总数的大概2/3；2000—2011年的文章分布比较均匀，基本上每年都有一篇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文章。虽然环境问题一直存在，但是跟国内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大致同步，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不表示之前就没有环境问题，只是当时的环境问题并不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事件，1998年的文章数量比较多。主要原因是，1998年1月由《中国季刊》在伦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召开题为“中国环境”的特殊问题讨论。
（二）研究涉及不同的领域
就内容来看，西方学者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除了5篇直接论述中国的环境问题之外，其他的基本上是将环境问题与环境政策、生态建设、环境管理、能源资源的危机、农、林、工业、人口等相结合， 并涉及政治体制、法律、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等众多领域。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首先，环境问题就不是单独存在。在全球化的今天，环境事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境问题牵涉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与项目的基金来源和课题的性质有关。最后，与这些学者的受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密不可分。总体来说，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问题视野相对宽阔并与这些学者本国环境治理经验密切相关。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思路分析也有差别
从学科属性来说，《中国季刊》中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社会科学来进行，而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众多：既有基础的访谈、问卷调查法、直接观察法又有历史研究法、实验法和模拟演练等。《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采用的主要方法还是个案研究、实证研究、调查法这三种比较常见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且在这些文章中极少涉及对环境理论的论述，基本上是确定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生态工程，然后对其进行分析，从分析当中去得出结论。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大都要进行理论论述，比较典型的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等的自然观与生态相结合，或者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代表人物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发展诉求相结合，并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而非数据的分析，这是最大的不同。总体来说，我国学者进行学术的研究还是侧重于理论分析，而西方学者侧重于运用数据、调查表格等直观的事实反映问题。
二、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分析
在对研究特点进行分析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分析西方学者对我国环境问题存在主要原因的看法，这26篇文章中，有15篇都将原因指向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和环保关系的不科学认知。
（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在分析环境问题的原因时，西方学者认为，许多下级的机关部门（主要是当地政府）在执行的时候依然认为经济发展才是重中之重，不少调查发现，甚至连环保部门官员本身都认为经济比环境保护重要。在2006年关于北京大学生环保组织的调查中，学生群体“虽然认为环境问题比较重要但是提及对于以放缓经济来保护环境，只有27%的人同意健康的经济要求限制工业增长”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Jun.， 2006）， pp. 333-356。。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虽然学生认为“环境是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最嚴重的问题，但是就国内发展目标而言，经济发展超越了环境保护，尽管差异很小”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Jun.， 2006）， pp. 333-356。。在地方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突出，环保部门的经费支持来源于当地政府，而当地政府又有发展经济的指标，这样通常就会出现“上级政府请客，下级政府买单”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2 （Dec.， 2007）， pp. 915-932。的情况。环保部门在向一些当地企业征收排污费和进行处罚时，企业很少做到主动配合，就拿湖北省污染税的法院执法情况来说，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只有在法院的强制下，地方企业才慢慢上交之前的污染税。 这些分析带有典型的“西方色彩”：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发展，西方国家为了解决本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打着“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幌子，将污染产业和污染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一些发展中国家如1978年的中国急需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外资中带有“生态殖民”的色彩。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的环境问题的时候，不够客观，对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对隐藏在经济和环保背后的生态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这样认识只能是一种偏见。
（二）环保体制和机制不完善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西方学者认为，给中国环境保护带来阻挠的还有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与西方社会制度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也跟西方大有区别，西方学者在研究时，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首先，在体制框架内部，中国环保局的权威得不到认可。虽然，有调查显示：“今天包括大约20项法律，40条规定，500项标准和600项其他与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有关的法律规范制定文件已确立”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Jun.， 2006）， pp. 333-356。。但是环保局在政府机关中并不占有其应有的地位，且并不属于权威机关，地方政府在做许多决策的时候，环保部门给出的意见也只是作为参考，并不能影响或者左右一些政策。其次，环保部门没有强大的盟友对抗污染。在一些调查中，也有地方法院也会协助环保部门推进环境治理，不过，这些机关是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这样环保部门又极容易与其他部门结下利益关系，这对开展他们之间的工作实际上是没有好处的。最后，对这个体制的监督较弱。环保部门需要机构监督，如果监督部门还是隶属于政府机关，那么监督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西方有公民和非官方环保组织监督监管流程，中国很少有这样的渠道和途径，而2006年的一份研究中表明，虽然，“在虚拟网络下，中国的环保运动发展比较快，但是从实质上看，我们发现中国的环境行动主义处在国家和社会的灰色地带，在那个地带，多个利益相关者互动涉及许多组织和个人的交流”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8 （Jun.， 2009）， pp. 422-432。。
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前是比较固定，变化少，主要是中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要稳固发展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利下放到地方，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机构，从来不是独立于国家政体而存在，相反，各级环保机构的设置是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的政体下，独立的环境运动可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如西方国家的绿党），其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而是为了成为一支独立政党，其政治目的远大于环境保护。这种独立机构存在的后果，就如同在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决不能够出现任何的政体动荡，西方学者对中国环保机构独立于政体机构的观点，只是基于对西方政體的研究对中国环境改善给出的建议，并不能够为我国环境问题的改善提供可行意见。
（三）民众缺乏环保意识
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民众普遍缺乏应有的环境意识。虽然，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一大堆，但是，民众并不了解：如，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到底是环保局、市容局还是其他的一些机构？又如，垃圾应该如何分类？再如，对一些环保机构的熟悉程度。这些都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对于特别严重的环境问题：如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等，民众觉得理应去保护。也可以得出，民众对潜在的环境问题不以为然，而对于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才会担忧。在北京奥运会的环境清理问题上更是明显：为了迎接奥运会，地方政府把污染的企业搬迁到别的地方，北京的环境改善不少，而奥运会之后，北京又恢复了之前的局面，民众的普遍抱怨并不多，直到北京雾霾越来越严重，引发了许多呼吸道疾病时，环境问题才重现人们的视野。我国民众环境危机意识不强烈，只要不牵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不会过多地关注，即使当今全世界范围都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如火如荼：前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后有欧洲绿党的崛起，在政坛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都在表明与发达国家的民众相比，我国民众的环境意识普遍缺乏。除了上述原因，与中国资源和能源的现状也有极大相关性，更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在世界舞台的中国角色的定位相关。
三、西方学者对我国环境改善的建议
西方学者在对我国环境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之后，结合当时的中国现实的环境问题，给出了改善建议，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重要的几点：
（一）在环境治理中市场机制应发挥主要作用
环境与经济发展并非不相容，西方学者在对我国环境问题提出建议时，认为中国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罗斯在他的《中国的环保政策》一书中在将中美模式进行对比以后坚信：鉴于中国的文化和地理传统，美国治理环境的方法在中国并不适用，且过度的政策变化，对中国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其他一切的先决条件，同时，过度开发资源的短期奖励会减少限制开采限度内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对矛盾的解决西方学者给出了以下建议：在生态工程建设方面，不能仅仅依靠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还应发展高效节能的节水技术，淡化海水，高效率利用城市地区的资源；在工业污染补救层面，既要努力提高工业生产工艺和减少污染，也要逐步淘汰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企业；在社会服务层面，努力推进节能基础设施的开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改革已经及大地增加了对环境保护，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考虑到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预算限制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集中指导的宏伟保护计划，不太可能长期有效，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还是需要在市场体制的运行中，解决环境问题。 （二）减少环境治理中不利政策的阻碍作用
西方学者认为在治理环境问题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内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进入21世纪，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快，但是整体还是处于调整之中。就环境治理来说，近几十年来，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有所增加，但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应当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一步加强改革：首先，提升环保部门在地方各级政府中的地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环保部门的经费不能再依赖当地政府，具体来说，经济上可以由中央直接拨款，或者是由当地政府和中央按照比例拨发环保基金，这样可以保持环保工作不受当地政府的限制，保持其相对独立的状态；其次，分散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有效的环境管理的对立面，相反，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他们的特定情况，发挥出自己的地方特色，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增添相对性的协调机构，因为执法的决定不仅靠中央政策，而且受到地方各级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最后，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不是靠政府，而是靠民众。共产主义政体没有提供公众运动强烈影响环境政策进程的渠道，中国需要独立的绿色团体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学者研究台湾的公民环境主义时，提出，虽然大多数研究民主化的文献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央一级的选举政治上，但更应该强调新的民主机构在政治舞台的力量。但从现实来看，这一建议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现状，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 制定合理人口政策，提高人口素质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环境问题与众多的人口数量密不可分。有的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环境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导致环境破坏，这种破坏已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在最近50年，因此，中国必须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虽然，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事实上并非这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人口多的国家，如果民众对于环境问题意识比较强烈，也不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环境危机。人口的承受能力应当与本国的资源承载力相匹配，过多或者过少的人口都会不利于国家整体现代化步伐。
因此，我国环境问题如此严重，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够强烈，必须提升人口素质。首先，在政策的制定层面来说，提高环保方面核心技术专家参与环保政策制定的比例；其次，在政策执行层面来说，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地方政府，包括那些区、县，配备足够数量且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最后，在政策的维护层面来说，开展广泛的环境教育，但是学者们对环境教育的内容存在着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重点放在环境意识的培养，部分学者认为应该通过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培训，增强中国民众的维权意识。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城市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而在农村主要表现在生态破坏，不少事实证明：目前的环境状况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着中国较贫困地区或中国社会较贫困地区的人。因此，环境意识的教育不能局限于受教育者自身的生活状态，还应集中于更广泛的状态。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环境教育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因为，互联网和社交网络都对中国环境主义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结论
总体来说，西方学者对我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在年份上数量分布不均，涉及领域众多，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跟国内学者相比，较为独特。对环境原因的划分中，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值得探讨，而中国政治体制的固定和民众环保意识的缺乏也不容忽视；而对于西方学者针对中国环境问题给出的建议，其实，与西方国家的国情相关。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来，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带来了其近代以来政治的民主化，因此，西方社会的公民对于公民权利的维护和掌握程度，普遍高于我国民众，加之，西方的法律体系建设较早，公民对于一些问题的反映渠道和途径比较多，生态问题的解决相对比较容易。
但是，从现实的实践来看，西方国家生态问题的解决，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寂静的春天》早在1962年已經问世，而许多西方国家当时环境问题并不轻松，但是关注较少，直到1972年，联合国才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雾都”伦敦也治理了几十年，从西方国家的治理情况来看，环境问题的治理过程也很曲折，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应该是从学术角度给发展中的中国提供参考。
中国专家认为，我国“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15年习近平布局中国经济的时候，强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以“美丽中国”为目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西方学者给出了我们不少反思：中国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需要市场的参与和投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稳步推进，但是，许多的政策地方在落实上并不理想，也跟环境机构之间的利益牵连密不可分；至于控制人口数量，后来的发展表明，从社会结构良性运行方面来看，中国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而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在我国，或许当今人口并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同时，西方学者给出的一些建议例如建议中国的环保行动和环保小组成为政坛上的一支力量，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在中国社会来看，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和谐走向生态文明的必要前提，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情形给出的历史启示。但是，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又是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互联网的出现给国民了解信息更多的窗口，西方环保政党的行动一定会对我国民众的思想产生冲击，因此，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在虚拟世界中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且在进行环境教育的过程中，不能一味按照西方的教育习惯和模式，一定要与中国国情及其发展演进相结合。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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