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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人们在服饰上,女人美于男人;儿童美于成人;古人艳于今人;今人素于古人。有人评论说,其演进的手段仅是数学上的“减法”而已。诸如减去披肩、腰带;减去绦边装饰;减去刺绣的花纹图案……总之,越来越趋于简洁、素雅。同时将历史上的“红男绿女”改为“素男艳女”。这的确是现代文明进步的特征。
但这个服装演进的“减法”至本世纪60年代已达到其饱含点,也可以说“左”的不行了。“文革”极“左”思潮却还要就上述服装演进的“趋势”再“强化”一步,不但要摒弃服装本身的及与服装配套的一切装饰品;最大限度地减少服装色彩;而且在服装的类别上、款式上也要高度统一,来个素男素女素儿童,形成了服装上的“四化”:
一曰全民军装化: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行业、职务,一律以国防绿色军便服的装束为时髦,人们为了表现自己“思想革命化”,“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奇志”,拼命“绿化”自己,似乎“要表一心红,必穿半身绿”。不但风靡一时的“红卫兵”讲究“披绿执红”,就是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服装,也是一身“小绿蛤蟆”,意在表示戍边之戎装也。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凡是赶时髦的,无不以绿军便服为新潮,以后渐成大潮,谁知此潮一来竟是十年之久。
二曰女人男装化:“文革”中,夏季的裙装,冬季的围巾是女性的服装与男装的区别之处,春秋两季的服装则只有“三角区”,这一名词来自女兵处,是指女装领口处巴掌大的那块唯一可以展现女性美的地方。提干后的女兵,可以穿自己的衬衣,利用这一点点地方去出彩,去争艳,在军营中正可谓:“万绿丛中一片红。”但将长发纳于帽中,从背后望去依然是男性军人一样,其时幼儿园的小朋友称女兵为:女解放军叔叔,实为一种悲哀,此景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社会中。
三曰孩童成人化:在民间有一词汇,“小大人”,是指孩童老成而言,在服装上的“小大人”则是指孩童服装无年龄差别,将成人服装以大制小,在其样式、颜色上极少变化或根本无变化而言,在设计上是不符合儿童服装特点的。可以说“文革”中没有儿童服装。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新中国妇女儿童用品商店中,当时所展所销的孩童服装几乎都是成人服装的样式和颜色。原本为男着白衬衣、蓝裤子,女着白衬衣、花裙子为队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此时被扼杀,而以“红小兵”的组织取而代之,军色和成人化的政治气息笼罩着这个庞大组织下的千百万“红小兵”的服装。比他(她)们大一些的“红卫兵”,则是“革命”的小将,非但一身军便装,还要腰扎武装带,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的叫嚣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中的干部子弟,更是将老子的将校服装来一个“皇袍加身”,以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实物注释,从此炫耀自己。
四曰色彩狭隘化:由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一切被认为是帝修反、才子佳人、资产阶级、封建余孽的“坏东西”,“奇装异服”、“港式服装”都统统被“革命”啦。但人总是要穿衣服的,故在政治气味极浓的“革命形势”下,服装在颜色的选择上就十分可悲、可惨。其时,主要的颜色是:黑、白、蓝、灰,四色的星星共同烘托一个军装绿色的月亮。在“学工”的口号下,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曾风靡一时,在“学农”的口号下,陈永贵式的“毛巾”也曾在广大农村独领风骚,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口号下,原本就已流行的军便服、绿军装,更是“再上一层楼”的掀起狂澜。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单颜色的年代,不会忘记整个中华大地那呆滞、沉闷而又“我自岿然不动”的服装样式,不会忘记那“红海洋”中的绿军装。军装原本是和平和安宁的象征,可是当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都自上而下地只向往这个颜色,那这份安宁与美好就走向了反面。
(作者系北京市民俗协会副主任)
但这个服装演进的“减法”至本世纪60年代已达到其饱含点,也可以说“左”的不行了。“文革”极“左”思潮却还要就上述服装演进的“趋势”再“强化”一步,不但要摒弃服装本身的及与服装配套的一切装饰品;最大限度地减少服装色彩;而且在服装的类别上、款式上也要高度统一,来个素男素女素儿童,形成了服装上的“四化”:
一曰全民军装化: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行业、职务,一律以国防绿色军便服的装束为时髦,人们为了表现自己“思想革命化”,“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奇志”,拼命“绿化”自己,似乎“要表一心红,必穿半身绿”。不但风靡一时的“红卫兵”讲究“披绿执红”,就是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服装,也是一身“小绿蛤蟆”,意在表示戍边之戎装也。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凡是赶时髦的,无不以绿军便服为新潮,以后渐成大潮,谁知此潮一来竟是十年之久。
二曰女人男装化:“文革”中,夏季的裙装,冬季的围巾是女性的服装与男装的区别之处,春秋两季的服装则只有“三角区”,这一名词来自女兵处,是指女装领口处巴掌大的那块唯一可以展现女性美的地方。提干后的女兵,可以穿自己的衬衣,利用这一点点地方去出彩,去争艳,在军营中正可谓:“万绿丛中一片红。”但将长发纳于帽中,从背后望去依然是男性军人一样,其时幼儿园的小朋友称女兵为:女解放军叔叔,实为一种悲哀,此景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社会中。
三曰孩童成人化:在民间有一词汇,“小大人”,是指孩童老成而言,在服装上的“小大人”则是指孩童服装无年龄差别,将成人服装以大制小,在其样式、颜色上极少变化或根本无变化而言,在设计上是不符合儿童服装特点的。可以说“文革”中没有儿童服装。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新中国妇女儿童用品商店中,当时所展所销的孩童服装几乎都是成人服装的样式和颜色。原本为男着白衬衣、蓝裤子,女着白衬衣、花裙子为队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此时被扼杀,而以“红小兵”的组织取而代之,军色和成人化的政治气息笼罩着这个庞大组织下的千百万“红小兵”的服装。比他(她)们大一些的“红卫兵”,则是“革命”的小将,非但一身军便装,还要腰扎武装带,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的叫嚣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中的干部子弟,更是将老子的将校服装来一个“皇袍加身”,以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实物注释,从此炫耀自己。
四曰色彩狭隘化:由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一切被认为是帝修反、才子佳人、资产阶级、封建余孽的“坏东西”,“奇装异服”、“港式服装”都统统被“革命”啦。但人总是要穿衣服的,故在政治气味极浓的“革命形势”下,服装在颜色的选择上就十分可悲、可惨。其时,主要的颜色是:黑、白、蓝、灰,四色的星星共同烘托一个军装绿色的月亮。在“学工”的口号下,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曾风靡一时,在“学农”的口号下,陈永贵式的“毛巾”也曾在广大农村独领风骚,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口号下,原本就已流行的军便服、绿军装,更是“再上一层楼”的掀起狂澜。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单颜色的年代,不会忘记整个中华大地那呆滞、沉闷而又“我自岿然不动”的服装样式,不会忘记那“红海洋”中的绿军装。军装原本是和平和安宁的象征,可是当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都自上而下地只向往这个颜色,那这份安宁与美好就走向了反面。
(作者系北京市民俗协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