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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陕西省镇安县，有一个清代的知县很有名，他姓聂名焘，字环溪，是湖南衡山县环溪村人，进士及第。
乾隆十三年，夏秋之交，他骑着马，到镇安上任来了。他到任后，兴旺人丁，启智教化，兴桑养蚕，畅通道路，修建义仓，编纂县志，七年后离任时，以“时推陕南第一”的政绩，赢得了“父老攀辕哭”的百姓动情挽留。
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很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真正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而他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关注着儿子的做人为官之道，让聂焘在不长的仕途生涯中，散发出了十分夺目的光彩。
其父作《誡子书》
谁能想象，聂焘上任时，是他七十八岁的老父亲，亲自陪送来的昵？那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是骡子，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远千里，鞍马劳顿，送子赴任，他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有关父亲的责任来的。第二年，他又安排儿媳带着孙子，一起到镇安陪伴来了。也就在这一次，聂老还让儿媳带了一封信，以后，这封被称为《诫子书》的长信，被录入清朝《政令全书》。那是一本为官者必读之书，书里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在历代家训中堪称上乘之作。”
聂老到底给聂焘写了些什么呢？
一开篇，聂老就说：“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这句话是因儿子来信操心家事引起，紧接着，聂老又说：“以无家信为平安尔。”接着话锋一转，就说到了工作上：“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说了大事，又说生活细节，针对他“睡懒觉”的事，端直批评道：“居官者，宜晚眠早起。”他说：头梆响，你就要起来洗脸漱口，二梆响，你就该处理公文、考虑一县的大事了，即使没事，也不能赖在床上，关键是要养成好的习惯。儿子在给乡友的信中，大概说了几句颓废的话，聂老知道后，就在信里批评小聂：别人觉得怀才不遇，“愤激而谈，何必拾其唾余耶”。说完这些，又跟他谈与下属的关系问题，说：山大沟深，涉水尤险，虎患成灾，行路艰难，对下属不可“过行琐责”，要“御之以礼，抚之以恩”，他说为官者，任何时候情感都不能偏斜，片面，一旦“偏倚”，在社会上会贻害百姓，“在衙供役者，亦然”。聂老又讲到了钱的事：儿子因公做了“赔垫”，害怕“父母忧”，只写信告诉了母舅，他就批评儿子：“尔视我为何如人？”连好消息坏消息都分不清了？“以善养不以禄养，彼闺阁中人能分晰言之”，何况我这个八十岁的老汉呢？“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养廉银两，听尔为地方使用”。这是多么明白的一个老父亲哪！
在谈到官场做人时，几段话十分精彩，聂老说：“往省见上司，有必须衣服，须如式制就，矫情示俭，实非中道。”意思是不要故意装出一副朴素节俭的矫情样子。“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他还要求儿子：“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须澄心静坐，思着地方事务。”还要做到有错必改，才能“渐觉过少，乃有进步，偶有微功，益须加勉，不可怀欢喜心，阻人志气”。
在工作方面，聂老特别叮嘱儿子道：“镇安向来囹圄空虚，尔到任后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不可怀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说到这里，他还特别多说了两句：自己虽不是一个官医，但一直坚持到监狱给犯人看病，自儿子出仕后，地方上就不好意思让他去了，“然我自乐为之”，连你七十岁的继母，也还在亲自为犯人搓着丸药，“近来益以此为事”。他说，你懂得父亲说这番话的意思，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宜于牢狱尽心”。在说到“山区开发”时，聂老还讲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原属要着，但须不时奖劝，且不可差役巡查。如属己业，不可强唤，遽行报官。有愿领执照者，即时给付，不可使书吏指索银钱。日积月累，以图功效。”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老中医就知道“奖劝”于民，而非“强唤”“报官”“巡查”之类，他认为这是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的事，即使一心为民，也不可贪图短期效应，强制执行。尤其在他的一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关于“生态文明”的话语：“多少山田开不尽，尚留一半卧财狼。”在教育问题上，他更是谆谆告诫儿子：“秀才文理晦塞，耐烦开导，略有可取，即加奖劝。”还说对待人才要“出以诚心”，尤其不可“杂一毫戏嫂”。他还特别强调“劝农”“劝学”二事，“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种子播地，自有发生”，“尔在镇安，正播种子时，但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尔”。
信写到最后，聂老再三叮咛：“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一件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还说人不在官大官小，关键看你给老百姓做了什么，“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件事，竞血食（祭品）千百年”。这比视百姓为“寇仇”“路人”的那些“高位显秩”者，不是强了很多吗？鼓励之余，他再三讲，不要记挂家里，曾子说：“莅官不敬非孝。”他说自己年龄越大，越相信这句话，为官不敬重你的职责，就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了。
这封家信一共三千字，却留下了一段传颂不息的佳话。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生命基石，也只有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生命，才可能真正反哺温润家庭、家族，并福及他人、民族、国家。
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
聂焘不仅留有卓著的政绩、美好的官声，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他把镇安自有史以来的人文、地理、建制、里甲、户口、田赋、官师、风俗、物产、古迹，全都详细撰修入志，以十万字的洗练文笔，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独特地域数千年的人文演进，他还亲自写下多处“焘按”，文字优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如凿空勒石。比如在《官师》结束时按语：“官有正署，为民父母一也。乃其视署任为传舍，视斯民如秦越，是自外于父母也。”说有的官员，把官署只当了旅社，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跟相距遥远的秦国与越国一样，那你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了。他还说：“自设官以来，累累若若何可胜载。其所遗者，必其可遗者也。然所不遗者，又未必其不可遗。”这是怎样一种哲学把握啊，他对《志》类书籍于官员的颂功记载之真假虚实，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由于科举制度，把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了社会管理层，因而，在这个队伍里，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精英，赓续了灿若星河的中华文脉。他们的政绩，不仅在形而下的“养蚕”“修路”“建义仓”，更在形而上的对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精神文明灯盏的拨亮与润泽。
聂焘从镇安离开那年是61岁，在现在也该是退休年龄了。他因政绩“时推陕南第一”，而调任凤翔大县任职，也算是一种重用，但他急流勇退，以高堂无人敬奉为由，辞官回家教书，门生年达数百人以上，直至终老。他离开镇安那天，父老倾巢而出，拉着他的车辕不让走，他激动地吟了一首《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诗：“捧檄出南山，回首念山谷……官民父子情，欣戚知同屋。饥者待我饱，寒者待我燠。”百姓纷纷给他竖大拇指，夸他干得好，面对父老的真诚远送，他挥泪长吟：“悠悠此心期，梦魂常追逐。”（资料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乾隆十三年，夏秋之交，他骑着马，到镇安上任来了。他到任后，兴旺人丁，启智教化，兴桑养蚕，畅通道路，修建义仓，编纂县志，七年后离任时，以“时推陕南第一”的政绩，赢得了“父老攀辕哭”的百姓动情挽留。
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很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真正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而他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关注着儿子的做人为官之道，让聂焘在不长的仕途生涯中，散发出了十分夺目的光彩。
其父作《誡子书》
谁能想象，聂焘上任时，是他七十八岁的老父亲，亲自陪送来的昵？那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是骡子，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远千里，鞍马劳顿，送子赴任，他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有关父亲的责任来的。第二年，他又安排儿媳带着孙子，一起到镇安陪伴来了。也就在这一次，聂老还让儿媳带了一封信，以后，这封被称为《诫子书》的长信，被录入清朝《政令全书》。那是一本为官者必读之书，书里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字字珠玑，发人深省，在历代家训中堪称上乘之作。”
聂老到底给聂焘写了些什么呢？
一开篇，聂老就说：“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这句话是因儿子来信操心家事引起，紧接着，聂老又说：“以无家信为平安尔。”接着话锋一转，就说到了工作上：“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说了大事，又说生活细节，针对他“睡懒觉”的事，端直批评道：“居官者，宜晚眠早起。”他说：头梆响，你就要起来洗脸漱口，二梆响，你就该处理公文、考虑一县的大事了，即使没事，也不能赖在床上，关键是要养成好的习惯。儿子在给乡友的信中，大概说了几句颓废的话，聂老知道后，就在信里批评小聂：别人觉得怀才不遇，“愤激而谈，何必拾其唾余耶”。说完这些，又跟他谈与下属的关系问题，说：山大沟深，涉水尤险，虎患成灾，行路艰难，对下属不可“过行琐责”，要“御之以礼，抚之以恩”，他说为官者，任何时候情感都不能偏斜，片面，一旦“偏倚”，在社会上会贻害百姓，“在衙供役者，亦然”。聂老又讲到了钱的事：儿子因公做了“赔垫”，害怕“父母忧”，只写信告诉了母舅，他就批评儿子：“尔视我为何如人？”连好消息坏消息都分不清了？“以善养不以禄养，彼闺阁中人能分晰言之”，何况我这个八十岁的老汉呢？“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养廉银两，听尔为地方使用”。这是多么明白的一个老父亲哪！
在谈到官场做人时，几段话十分精彩，聂老说：“往省见上司，有必须衣服，须如式制就，矫情示俭，实非中道。”意思是不要故意装出一副朴素节俭的矫情样子。“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他还要求儿子：“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须澄心静坐，思着地方事务。”还要做到有错必改，才能“渐觉过少，乃有进步，偶有微功，益须加勉，不可怀欢喜心，阻人志气”。
在工作方面，聂老特别叮嘱儿子道：“镇安向来囹圄空虚，尔到任后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不可怀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说到这里，他还特别多说了两句：自己虽不是一个官医，但一直坚持到监狱给犯人看病，自儿子出仕后，地方上就不好意思让他去了，“然我自乐为之”，连你七十岁的继母，也还在亲自为犯人搓着丸药，“近来益以此为事”。他说，你懂得父亲说这番话的意思，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宜于牢狱尽心”。在说到“山区开发”时，聂老还讲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原属要着，但须不时奖劝，且不可差役巡查。如属己业，不可强唤，遽行报官。有愿领执照者，即时给付，不可使书吏指索银钱。日积月累，以图功效。”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老中医就知道“奖劝”于民，而非“强唤”“报官”“巡查”之类，他认为这是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的事，即使一心为民，也不可贪图短期效应，强制执行。尤其在他的一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关于“生态文明”的话语：“多少山田开不尽，尚留一半卧财狼。”在教育问题上，他更是谆谆告诫儿子：“秀才文理晦塞，耐烦开导，略有可取，即加奖劝。”还说对待人才要“出以诚心”，尤其不可“杂一毫戏嫂”。他还特别强调“劝农”“劝学”二事，“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种子播地，自有发生”，“尔在镇安，正播种子时，但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尔”。
信写到最后，聂老再三叮咛：“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一件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还说人不在官大官小，关键看你给老百姓做了什么，“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件事，竞血食（祭品）千百年”。这比视百姓为“寇仇”“路人”的那些“高位显秩”者，不是强了很多吗？鼓励之余，他再三讲，不要记挂家里，曾子说：“莅官不敬非孝。”他说自己年龄越大，越相信这句话，为官不敬重你的职责，就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了。
这封家信一共三千字，却留下了一段传颂不息的佳话。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生命基石，也只有从这种家庭走出来的生命，才可能真正反哺温润家庭、家族，并福及他人、民族、国家。
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
聂焘不仅留有卓著的政绩、美好的官声，而且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他把镇安自有史以来的人文、地理、建制、里甲、户口、田赋、官师、风俗、物产、古迹，全都详细撰修入志，以十万字的洗练文笔，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独特地域数千年的人文演进，他还亲自写下多处“焘按”，文字优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如凿空勒石。比如在《官师》结束时按语：“官有正署，为民父母一也。乃其视署任为传舍，视斯民如秦越，是自外于父母也。”说有的官员，把官署只当了旅社，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就跟相距遥远的秦国与越国一样，那你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了。他还说：“自设官以来，累累若若何可胜载。其所遗者，必其可遗者也。然所不遗者，又未必其不可遗。”这是怎样一种哲学把握啊，他对《志》类书籍于官员的颂功记载之真假虚实，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由于科举制度，把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吸引到了社会管理层，因而，在这个队伍里，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文化精英，赓续了灿若星河的中华文脉。他们的政绩，不仅在形而下的“养蚕”“修路”“建义仓”，更在形而上的对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精神文明灯盏的拨亮与润泽。
聂焘从镇安离开那年是61岁，在现在也该是退休年龄了。他因政绩“时推陕南第一”，而调任凤翔大县任职，也算是一种重用，但他急流勇退，以高堂无人敬奉为由，辞官回家教书，门生年达数百人以上，直至终老。他离开镇安那天，父老倾巢而出，拉着他的车辕不让走，他激动地吟了一首《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诗：“捧檄出南山，回首念山谷……官民父子情，欣戚知同屋。饥者待我饱，寒者待我燠。”百姓纷纷给他竖大拇指，夸他干得好，面对父老的真诚远送，他挥泪长吟：“悠悠此心期，梦魂常追逐。”（资料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