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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相比以前有所放缓，但在全球经济复苏困顿的大背景下，
其对世界增长的支撑作用不会弱化，反倒会因为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逐渐显现而进一步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认识判断不断深化。
2014年11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参加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共同前往种植APEC亚太伙伴林
2014年，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对此展开系统理论分析。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在实践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指明了方向。
中国应对新常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犹存，世界经济复苏仍然缓慢、增长仍然脆弱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其间，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二十国集团（G20）在中方的积极影响之下，为中国方案和国际最佳实践的共同进化提供了舞台。
这一次，中国是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筹备G20杭州峰会、相关部长会议及G20各界会议期间，中国在已有的认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一方面积极贡献国家治理及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借助其他成员、主要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为G20改进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注入了新的动能。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5年，全球GDP实际增长率由上年的3.4%下降至3.1%，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9%，是世界均值的1.2倍多。人们还注意到，中国的GDP增速也出现了二十五年来首次低于7%水平的情况，GDP增长率由上年的7.3%下降至6.9%。
内行人不会简单地看待这些数字的变化，他们发现在新常态认识的指导之下，中国并未丧失战略定力，而是抓住时机、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产业升级。相对于过去的规模速度型发展模式，新常态下的改革不啻于方向的调整。正如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转向时，往往要预先降速以确保转向的平稳与安全一样，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伴随经济结构平稳转型的合理现象。
宏观与行业层面的变化表明，中国的结构调整正在悄然发生。正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迹象，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第二波浪潮”蓄势待发。
“要想富、先修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条重要经验
近年来，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角色。《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6年度报告》显示，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2.9%，远大于七国集团的22.9%和欧盟的12.2%。
短期来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相比以前有所放缓，但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大背景下，其对世界增长的支撑作用不会弱化，反倒会因为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逐渐显现而进一步增强。
2016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下调0.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将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1%。但与此同时，IMF在4月上调0.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6.6%。一些私人机构也调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如穆迪8月份将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6.3%上调至6.6%。可见，国际组织和评级机构都开始并越来越认同中国改革的成绩，对其支撑世界经济增长颇具期待和信心。
实际上，中国已经通过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等行动向外界“溢出”增长。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与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25万份，累计合同额279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达52个，为东道国创造了9亿美元的税收和近7万个就业岗位。
应当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的政策探索和改革实践，是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久深层影响、推动本国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及时总结自身应对新常态和开展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并与各国分享，同时也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做法中汲取智慧、寻求支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等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那样，各国应加强交流分享最佳实践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
中国通过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等行动向外界“溢出”经济增长
中国特色的贡献
除了继续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外，进入新常态的中国，还在理念、思维和方法层面，努力为世界经济提供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贡献。
第一，在增长等议题中突出强调包容性内容。
中国在应对新常态的过程中就特别强调包容性。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五大政策支柱”中的社会政策已然集中体现了包容性要求。 这是因为，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就业形成一定冲击。一些旧产能行业中的工人可能会面临暂时性失业的挑战，产业结构升级对工作技能和知识构成会提出新的要求，不让摩擦性失业转变成结构性失业任务艰巨。对此，中国政府提出把人员安置作为处置“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的重中之重、通过富含人文关怀的培训、转岗、社保政策托底等细致扎实的工作，既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又帮助其提升再就业能力，有力维护社会稳定。
在G20议题中，中方同样特别强调了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2016年 7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成都会议公报明确提出，“实现我们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第二，突出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创新的目标及作用。
发展动力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列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此次G20峰会相关文件中，特别是在与结构性改革有关的文件中，也都突出强调了创新的作用。
2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指出“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7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指出“我们重视税收政策工具在促进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有效性”;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将进一步探讨重振全球贸易、提升高质量投资和推动创新的措施，使之成为增长的动力”。
第三，让财政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回归主要宏观政策实践。
“要想富、先修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条重要经验，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不仅直接带动投资和当下的增长，更是降低整体交易费用、促进贸易投资并推进未来增长的前瞻性举措。
通过G20平台的讨论和倡导，中国在稳健财政政策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有望为人类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受制于财政政策决策程序的冗长和不确定性，通常更愿意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迅猛来袭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抵御风险、促进增长的触动下，西方的财政战略重新回到政策视野的中心位置。
G20财长及央行行长成都会议公报提出，“我们还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我们共同的增长目标同样重要。我们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其中，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重要的促进增长的举措。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
第四，打通区域与多边实践，推动区域机制与全球机制、区域经验与全球经验的对接与融合。
国际金融危机之中，以IMF为代表的多边金融监管与危机救助机制发挥了作用，但其在预警、救助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些不足。作为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努力，中日韩与东盟国家推出了区域性的金融稳定机制清迈倡议多边化。中国是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有力倡导者。此次利用主办G20峰会的机会及G20平台，中国推动了G20成员对“清迈倡议多边化与IMF的联合演练”的有力支持，这为区域性金融稳定机制与多边金融安全网有序对接、避免全球金融治理碎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五，强化G20支持发展的特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处于新常态之中，还是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乃至建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都永远珍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立场，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此次借G20峰会的东风，中国邀请了发展中国家及相关国际机构出席杭州峰会。例如，中方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一同出席杭州峰会，还积极联络安排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与会，从而使本次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这将极大地增加G20峰会的代表性和包容性，让G20的发展议题更加鲜明。
丰富应对新常态的工具箱
借G20峰会之机，中国得以向G20相关机制、国际组织借智借力，丰富应对新常态的工具箱。
例如，在经合组织（OECD）、IMF等相关机构帮助下，G20增长框架工作组提出了“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确定了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并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确立了监测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与挑战的指标体系，还将新的经过调整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措施纳入更新的增长战略之中。此前，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曾呼吁“G20应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从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的关切在本届G20增长框架工作组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中都得到了正面回应。这些工作对中国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有效开展，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支撑作用。
又如，在钢铁等行业，中国面临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借助G20平台，中国努力探索更优化的解决方案或机制，并已取得明显成效。G20成员已经认识到钢铁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G20产钢经济体将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的行动，包括参与定于2016年9月8～9日召开的OECD钢铁委员会会议，并讨论成立一个全球论坛的可行性，将其作为交流和分享全球产能动态、政府政策与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台。可以预见，G20、OECD钢铁委员会等支持下的钢铁行业全球论坛，将为中国应对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提供富有洞见的技术意见。
再如，在中国大力推动之下，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使用被纳入本次G20峰会议程。就在峰会召开前夕，世界银行传来2016年第一期5亿SDR计价债券于8月31日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的消息，这是1981年以来国际市场首只SDR计价债券。此举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不仅如此，债券允许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所有款项以人民币支付，这会丰富我国债券市场交易品种，拓展国内投资者获得外币债券的渠道。有人说，从此次SDR债券发行时机来看，不啻是给杭州G20峰会的献礼，对扩大SDR使用和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双重意义。长远来看，这将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战略自由度，为适应引领新常态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杭州G20峰会无疑会取得成功。通过本届G20的交汇，植根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创造了惊天动地发展奇迹的中国经验，有望丰富世界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发展等领域的实践，而中国也将从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相互交流、共同工作中，提升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技巧和能力。“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也是以命运共同体角度审视人类开启宏大合作、共同进化的魅力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其对世界增长的支撑作用不会弱化，反倒会因为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逐渐显现而进一步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认识判断不断深化。
2014年，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对此展开系统理论分析。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在实践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指明了方向。
中国应对新常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犹存，世界经济复苏仍然缓慢、增长仍然脆弱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其间，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二十国集团（G20）在中方的积极影响之下，为中国方案和国际最佳实践的共同进化提供了舞台。
这一次，中国是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筹备G20杭州峰会、相关部长会议及G20各界会议期间，中国在已有的认识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一方面积极贡献国家治理及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借助其他成员、主要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为G20改进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注入了新的动能。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5年，全球GDP实际增长率由上年的3.4%下降至3.1%，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9%，是世界均值的1.2倍多。人们还注意到，中国的GDP增速也出现了二十五年来首次低于7%水平的情况，GDP增长率由上年的7.3%下降至6.9%。
内行人不会简单地看待这些数字的变化，他们发现在新常态认识的指导之下，中国并未丧失战略定力，而是抓住时机、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产业升级。相对于过去的规模速度型发展模式，新常态下的改革不啻于方向的调整。正如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转向时，往往要预先降速以确保转向的平稳与安全一样，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伴随经济结构平稳转型的合理现象。
宏观与行业层面的变化表明，中国的结构调整正在悄然发生。正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迹象，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第二波浪潮”蓄势待发。
近年来，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角色。《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6年度报告》显示，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2.9%，远大于七国集团的22.9%和欧盟的12.2%。
短期来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相比以前有所放缓，但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大背景下，其对世界增长的支撑作用不会弱化，反倒会因为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逐渐显现而进一步增强。
2016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下调0.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将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1%。但与此同时，IMF在4月上调0.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次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6.6%。一些私人机构也调高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如穆迪8月份将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6.3%上调至6.6%。可见，国际组织和评级机构都开始并越来越认同中国改革的成绩，对其支撑世界经济增长颇具期待和信心。
实际上，中国已经通过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等行动向外界“溢出”增长。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与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25万份，累计合同额279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达52个，为东道国创造了9亿美元的税收和近7万个就业岗位。
应当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的政策探索和改革实践，是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久深层影响、推动本国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增长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及时总结自身应对新常态和开展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并与各国分享，同时也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做法中汲取智慧、寻求支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等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那样，各国应加强交流分享最佳实践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
中国特色的贡献
除了继续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外，进入新常态的中国，还在理念、思维和方法层面，努力为世界经济提供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贡献。
第一，在增长等议题中突出强调包容性内容。
中国在应对新常态的过程中就特别强调包容性。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五大政策支柱”中的社会政策已然集中体现了包容性要求。 这是因为，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就业形成一定冲击。一些旧产能行业中的工人可能会面临暂时性失业的挑战，产业结构升级对工作技能和知识构成会提出新的要求，不让摩擦性失业转变成结构性失业任务艰巨。对此，中国政府提出把人员安置作为处置“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的重中之重、通过富含人文关怀的培训、转岗、社保政策托底等细致扎实的工作，既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又帮助其提升再就业能力，有力维护社会稳定。
在G20议题中，中方同样特别强调了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2016年 7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成都会议公报明确提出，“实现我们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第二，突出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创新的目标及作用。
发展动力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列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此次G20峰会相关文件中，特别是在与结构性改革有关的文件中，也都突出强调了创新的作用。
2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指出“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7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指出“我们重视税收政策工具在促进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的有效性”;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将进一步探讨重振全球贸易、提升高质量投资和推动创新的措施，使之成为增长的动力”。
第三，让财政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回归主要宏观政策实践。
“要想富、先修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条重要经验，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不仅直接带动投资和当下的增长，更是降低整体交易费用、促进贸易投资并推进未来增长的前瞻性举措。
通过G20平台的讨论和倡导，中国在稳健财政政策和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有望为人类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受制于财政政策决策程序的冗长和不确定性，通常更愿意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迅猛来袭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抵御风险、促进增长的触动下，西方的财政战略重新回到政策视野的中心位置。
G20财长及央行行长成都会议公报提出，“我们还强调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我们共同的增长目标同样重要。我们正在灵活实施财政政策，并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优先支持高质量投资”。其中，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重要的促进增长的举措。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重申对推进投资议程的承诺，并将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发展，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
第四，打通区域与多边实践，推动区域机制与全球机制、区域经验与全球经验的对接与融合。
国际金融危机之中，以IMF为代表的多边金融监管与危机救助机制发挥了作用，但其在预警、救助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些不足。作为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努力，中日韩与东盟国家推出了区域性的金融稳定机制清迈倡议多边化。中国是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有力倡导者。此次利用主办G20峰会的机会及G20平台，中国推动了G20成员对“清迈倡议多边化与IMF的联合演练”的有力支持，这为区域性金融稳定机制与多边金融安全网有序对接、避免全球金融治理碎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五，强化G20支持发展的特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处于新常态之中，还是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乃至建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都永远珍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立场，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此次借G20峰会的东风，中国邀请了发展中国家及相关国际机构出席杭州峰会。例如，中方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一同出席杭州峰会，还积极联络安排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与会，从而使本次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这将极大地增加G20峰会的代表性和包容性，让G20的发展议题更加鲜明。
丰富应对新常态的工具箱
借G20峰会之机，中国得以向G20相关机制、国际组织借智借力，丰富应对新常态的工具箱。
例如，在经合组织（OECD）、IMF等相关机构帮助下，G20增长框架工作组提出了“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确定了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并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确立了监测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与挑战的指标体系，还将新的经过调整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措施纳入更新的增长战略之中。此前，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曾呼吁“G20应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从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的关切在本届G20增长框架工作组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中都得到了正面回应。这些工作对中国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有效开展，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支撑作用。
又如，在钢铁等行业，中国面临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借助G20平台，中国努力探索更优化的解决方案或机制，并已取得明显成效。G20成员已经认识到钢铁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G20产钢经济体将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产能过剩问题的行动，包括参与定于2016年9月8～9日召开的OECD钢铁委员会会议，并讨论成立一个全球论坛的可行性，将其作为交流和分享全球产能动态、政府政策与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台。可以预见，G20、OECD钢铁委员会等支持下的钢铁行业全球论坛，将为中国应对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提供富有洞见的技术意见。
再如，在中国大力推动之下，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使用被纳入本次G20峰会议程。就在峰会召开前夕，世界银行传来2016年第一期5亿SDR计价债券于8月31日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的消息，这是1981年以来国际市场首只SDR计价债券。此举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不仅如此，债券允许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所有款项以人民币支付，这会丰富我国债券市场交易品种，拓展国内投资者获得外币债券的渠道。有人说，从此次SDR债券发行时机来看，不啻是给杭州G20峰会的献礼，对扩大SDR使用和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双重意义。长远来看，这将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战略自由度，为适应引领新常态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杭州G20峰会无疑会取得成功。通过本届G20的交汇，植根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创造了惊天动地发展奇迹的中国经验，有望丰富世界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发展等领域的实践，而中国也将从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相互交流、共同工作中，提升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技巧和能力。“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也是以命运共同体角度审视人类开启宏大合作、共同进化的魅力所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