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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英]杰西·诺曼著
李烨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1月
英国国会议员、伦敦大学哲学博士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极端的财富，大众对财富和名人十分推崇，同时公众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的担忧却在不断升级。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祛魅，从未达到今天的程度。
“我们须回到经济现代性的黎明”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制定一个新的总体叙事。我们需要更好的公众理解框架、更好的共同身份，以对种种问题达成和解。为此，我们需要回到经济现代性的黎明，回到亚当·斯密本人。在许多方面，斯密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真实的斯密不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那种强烈意义上的认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不是自私自利的鼓吹者，不是亲富者，也不是厌恶女性的人，他不是“经济人”的创造者，也不是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创始人。
他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从概念上讲，这是因为他是把市场完全置于经济学思想中心的第一人。从实践上讲，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
如果只看到斯密思想的一部分，就会忽略其整体的力量和一致性。对斯密来说，“财产的状态必须随着政府的形式而变化”，因为财产和政府都依赖基于社会共识的规范和模式，它们的发展都以人类的道德情感为基础。因此，政治和经济最终不可能相互分离，或者说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与道德评价分离。不可能有无关价值的经济学，虽然我们可以分离出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不同角度来讨论人类行为，但这样做只是反映了我们对知识便利性的需要，而不是说他们在本质上是深度割裂的。
源于斯密思想的几个经验
我们可以从斯密的思想中总结出几条经验，第一，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和商业社会区分开来。对斯密来说，商业社会的出现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商人”的时刻。在商业社会中，人们在法律的约束下自由交易、人们按照自己的本能和人性工作;不是通过武力、阶级或等级，而是通过相互的道德和社会义务团结在一起。这个社会在原则上包容所有人。
从这个角度看，商业社会是一种具有非凡价值的成就，它具有巨大的弹性，能够获得公民的忠诚，并通过促进公民的繁荣和自由来维持其合法性。如果缺乏有效的、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国际贸易秩序，人类就不可能有体面的未来。
第二，商业社会需要有韧性、有节制、有战略、有实力的政府。市场依赖于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执法，而道德社会需要人们不仅仅有法律上的自由，还能在充分发挥其能力时也享有自由。斯密曾提出要把贸易从过分细致的管制和补贴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政府在他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是国家的保护者、司法的裁决者和执行者、条约的签署者、贸易的保证者，政府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和地方学校的建造者，也是市场的监管者。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现代政府被授予的职能，如提供风险保险，在不同代际人口之间重新分配收入，稳定宏观经济，还可以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建立新的市场。在这些领域，只有政府监管才能明确界定产权，有效分配商业风险和回报。随着市场、商业、社会需求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对政府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挑战。但是，“私营部门挣钱，公共部门花钱”的想法忽略了一点：两者都需要彼此才能实现有效运作。
第三，成功的商业社会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国家，更因为它们有能力支撑强大的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多元主义，能够抵御国家统治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们擁有合法性、认同、文化和信任，因为整个系统，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依赖于信任。
商业社会的弱点
斯密证明了，当市场运作不良时，不同方面的利益可能会出现分化。裙带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弊端，它损害了经济，腐蚀了政治，扩大了不平等，并使市场和商业社会本身变得无效并失去合法性。裙带资本主义远不是现代商业社会面临的唯一挑战。最深层次的威胁是人们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交媒体的传播引出了公共问责和合法性的深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交媒体对弱势群体及青少年的影响，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操纵舆论对民主的影响。
亚当·斯密有力地解释了我们是如何生活在一个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价值观的世界里：纵向上，是对富人和权贵的崇拜，以及商业社会对同情，特别是对穷人的同情的潜在抑制;横向上，是与他人作比较的倾向，以及我们“不仅要被爱，而且要显得可爱”的愿望。斯密很好地诊断了今天人们对社会比较的贪婪欲望，以及这种贪婪造成的地位焦虑。这是社交媒体的核心内容，它让年轻人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神病态，而对这种贪婪的利用又是其产品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核心法则。从斯密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公共责任与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我的想象。
今天，商业社会的本质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快。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正在改变世界上的工作。全球化正在将世界各地最有生产力的工人吸引到已经在享受商业社会福利的国家，而剩下的那批人则在遭受贫困的威胁。即使在工业化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和社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死亡率和健康方面的差距也在急剧扩大。收入的两极分化让非常富有的人从精神上、身体上和财务上自我隔离，转移到（实际的或虚拟的）私人的封闭社区之中，这将明显削弱人们纳税并分担风险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是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
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随着贸易集团的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效。越来越多的大规模、技术先进的公司，显然有能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压城市、国家甚至是所有人（只需假以时日）。就商业社会本身来说，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形式，正受到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威胁。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