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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轻深爱的A站、B站，3月迎来一轮“倒春寒”。缘由多少与《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下称《通知》）有关，这是当月22日广电总局下发的一份红头文件。这份文件措辞严厉，其中“坚决禁止非法抓取、剪拼改编视听节目的行为”最受关注。之后没几天，“鬼畜”集中地B站（哔哩哔哩）在美上市首日，股价便跌破发行价，这些引起了社会对剪拼改编如“鬼畜”，以及“弹幕”、二次元等话题的讨论。
从“鬼畜”到“弹幕”
“鬼畜”一词源自日语，原指与变态、虐待相关的负面含义，后衍生为一类视听风格的统称。所谓“鬼畜”。就是以高度同步、快速重复的素材，配合抽搐般的节奏，来达到洗脑或喜感效果。“鬼畜”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处于生产端的主要是那些制作和上传视听作品的“UP主”（意即上传作品的人）。当然也有商业身影，最典型的如某二手车公司3000万砸出的鬼畜广告（上上上上，上××二手车）。鬼畜文化集中地之一，是B站的“鬼畜区”，《通知》让人对该区命运多了几分猜想。
《通知》所禁止“抓取、剪拼改编”的行为不止于“鬼畜”，只不过人们对“鬼畜”印象最深，以至于将文件解读为禁止“鬼畜”。其实另外的“剪拼改编”要温和得多，尽管最终效果可能更突出。10多年前，“恶搞第一人”胡戈剪辑了电影《无极》，生产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互联网上炸了锅。此外还有很多类型“UP主”，如电影解说、游戏解说等，都很受欢迎。
与“鬼畜”伴生的一种文化。其实还有“弹幕文化”，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现象。“弹幕”源自日本弹幕视频分享网站niconico动画。同样是吐槽，“鬼畜”是以剪拼改编的形式吐槽，“弹幕”则以文字（发“弹幕”）的方式吐槽，然而后者明显要温和得多。A站、B站活跃着大量的“弹幕”爱好者，人们观看视频时，遇到“萌点”“笑点”“槽点”或是“高潮”时，会在同一时间轴发“弹幕”来分享心情、见解。有时剧情发展到某一情节时，密集的“弹幕”可能覆盖整个屏幕，干扰视觉体验，因此很多人不习惯“弹幕”飞来飞去，直接将其关闭，并认为“弹幕”是一种非常多余的功能，对“弹幕”的印象也是低俗和无聊。
“鬼畜”“弹幕”，都有恶趣味、无厘头、狂欢泛滥的成分，加上多数人无法理解，难以认同，因此往往被视为娱乐至死以及庸俗大众文化的产物。
互动中强化认同
剪拼改编（包括“鬼畜”）与“弹幕”，或许再加上二次元，已经构成了一个既小众又特别的文化生态。这个属于90后与00后爱好者的亚文化，同时有着较高的壁垒，典型如“弹幕”。如果你将弹（dàn）幕读作弹（tán）幕，或者纠结于为何这样读而不那样读，那基本就可以告别这个圈子了。
“弹幕”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对于一些人，“弹幕”如同病毒，足以令他们洁癖症复发。但是对于“弹幕”爱好者，“弹幕”则是任何一种视听节目的必要补充，没有“弹幕”就仿佛视频少了声音或字幕，苍白、无趣，因此“弹幕”需要在情感上认同。突破“弹幕”次元壁，也需要对“弹幕”有基本的了解，比如“弹幕”语言的含义、发“弹幕”的规则等。
很多人难以理解“弹幕”存在的意义，尤其是上一代人。以看电影为例，他们习惯坐在影院，安安静静地注视着银幕，其中多少有些仪式感。但是如今，电影资源是海量的，获取渠道又十分便捷，看电影早已变成家常便饭，看电影有时甚至需要些许定力。电影资源海量，自然也带来选择的问题，而选择则强化了兴趣趋向，并在互联网形成兴趣社群，“弹幕”是这些社群成员之间互动交流的工具，这是“弹幕”存在的意义。
而“弹幕”产生的深层原因，或许还是要追溯到文化心理层面。比如社会现代化与陌生化，个人自我意识增强，疏离感、孤独感等现代病更加严重等，都市里的空巢青年是典型人群之一。于是，人们逐渐形成某种恐惧，如“失联”“孤独”；逐渐培养了某种期待，如自我表达、寻找归属和陪伴。有人吃饭时喜欢看无聊的直播吃饭，那“弹幕”就更不值得奇怪。当都市年轻AT在家里卧室或者出租屋内追美剧时，“弹幕”让人即时参与，营造了现场氛围。“弹幕护体”“前方高能预警”“66666”……看“弹幕”与发“弹幕”，虚拟了相同时间和空间，仿佛有一群朋友陪伴看电影。“弹幕”帮助玩家在同一时间轴实现共时性的交流互动，并强化群体的认同，从而满足TA们的心理需求。
剪拼改编有着类似的逻辑，“UP主”与观看者也有着很强的互动关系。很多“UP主”基于自身对某一视听素材的理解，剪辑制作并分享新的作品，观看者又通过“弹幕”来反馈。
“编剧食我刀片”
文艺批评当中，关于“文本（text）”与“作品（work）”两个概念，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有过相关论述。作品（work）是文学的物化形态，是一本有待打开的书本；而文本（text）则是作者运用语言符号“编织”的产物。也是读者通过阅读而在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意义空间。文本既是意义生成的场所，也是意义颠覆的空间，于是影视作品等作品作为文本，是开放的，可以被受众理解；观众也可以颠覆意义，重新剪辑讽刺或实时发“编剧食我刀片”，以示对作者的抗议。
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尽管法律层面对电影《无极》构成了侵权，但其本身表达了一个普通观众对电影《无极》的看法。《无极》的一些问题，如故弄玄虚的寓言结构、槽点明显的故事情节，以及演员歇斯底里的表演，的确触动了中国观众的一些情绪。因此，《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戏谑恶搞的方式，超出并颠覆了原作品设定的意义，为观众提供了嘲讽的渠道。此外，当下很多剪拼作品，也体现出制作者的判断，如许多优质电影解說“UP主”，能够从拍摄技术、故事情节、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好片、烂片进行精到的分析、解读和评价。
至于“弹幕”，发布的只是词句、短语，分享的是对某一情节的看法、体验，较难形成体系的观点。但是，“弹幕”往往简短而犀利，任何一部矫揉造作、价值虚伪的作品，都要接受实时、无情的“弹幕”射击，千疮百孔之后，再宏大崇高的价值设定也会瞬间坍塌。于是，“弹幕”多了一丝网络民主的味道。
很多人其实小看了大众的判断能力，以为那不过是普通大众的庸俗愚昧而已。然而，剪拼改编作品（包括少数“鬼畜”），还有“弹幕”也包含了一种态度，即参与者作为文化工业“消费者”，对现实、真实、共识的态度。当观众察觉到编剧、导演的脑残和虚伪时，便会递上刀片（“编剧食我刀片”）；人们饶有兴味地看着烂片，可能只是出于对那些嬉笑怒骂的“弹幕”的喜爱。在“政治正确”的年代，在我们这样一个泛政治和泛道德的文化中，网络视听领域的这种态度与对话显得十分重要。我们看到，人们具有拒斥文化生产标准化的能力，在接受文化产品过程中创造自己独特的意义。这恰恰明证了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即人们不会轻易地被他们所消费的文化商品所物化。
一个开放的文本，应该接受讨论与对话，但前提是在合法、合理的框架内，比如敬畏法律（版权）、公序良俗，遵守一定的规则。开放、公正的规则，应当既能保障作品创作者的权利，也能保障文本意义编织者的自由。如果原创网络视听作品与合法剪拼改编、“弹幕”在一定框架内形成默契，那是再好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