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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区域文学研究的意识，比如古代文学部分刘勰的《文心雕龙》里隐含的南北文学观。现代文学中活跃着以一定地域活动范围并侧重于某种风格书写的各派系文学（如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到了当代文学的开始阶段，虽然区域的划分逐渐被统一的政治视野所代替，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各类文学形式相继出现，以及全球化视野让文学置身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对文学的思考自然就加入了文化研究的维度。自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我国90年代正式开始的区域文学研究是对文化研究的一种延伸。区域文学研究不仅囊括了地域文学里的地理因素及历史因素，它更为全面地认识到一种区域文化对不同作家或作品带来的不同层面的影响。
本文借助区域文学视野对巴蜀唐宋时期的代表词派和文人诗词进行分析，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巴蜀文学的魅力，挖掘区域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巴渝民歌：竹枝词
“巴出将，蜀出相”，自古以来巴地的文学土壤不太肥沃，但仍然流传着一些经典作品。其中，竹枝词的来源有一说法是出自巴渝地区。一开始，竹枝词与其他民歌一样，以民间清唱的形式展现着巴渝地区的山川风貌、淳朴民风以及乡土情怀等内容。到了唐代以后，凡是路经夔巫一带居留过的文人莫不对其产生浓厚兴趣。自唐到宋的几百年间，先后有刘禹锡、白居易、范成大等文人创作了“竹枝词”诗歌，“这些竹枝词大都具有语言婉转含蓄、即景抒情、形象鲜明、韵味悠长等特征，而且七言四句的格式被流传并固定下来”。
在竹枝词的发展中，刘禹锡的贡献是最大的。刘禹锡被贬之后，流放于巴山楚水之间，他将竹枝词提升为兼具民歌韵味与文人格调的健康诗风。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极大改变了“词多鄙陋”（刘禹锡《竹枝词序》）的特点。比如，《竹枝词二首·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首诗描写了当地的景色风貌及男女爱情，全诗清新自然、生动活泼，具有生活气息。此诗中最具点睛之笔的字便是“晴”，它运用了双关修辞将天气的晴朗与女子的心情联系在一起，含蓄地写出女子既欢喜又忧虑的微妙且复杂的心理。
尽管，对于刘禹锡竹枝词创作地点的考究争议不断，但是，在他的《竹枝词》组诗中也不难发现有巴渝的地域文化元素。比如，《竹枝词二首·其二》与《竹枝词九首·其四》：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二、五代西蜀词坛：花间词的诞生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在进入中唐之后，朝廷的腐败与官场的挫败，打压了文人们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态度。那种关注天下苍生的“言志”表达，逐渐内转为把酒言欢、儿女私情的隽永情长。到了晚唐至五代时期，唐文化更是呈现出一种向宋文化转型的过渡性特点。除了有宏观的文化转型，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及地域的文化环境、审美标准也为词在五代西蜀时期的盛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首先，城市商业经济助长了文人的游乐之风，提供了娱乐场所。自秦汉以后，由于巴蜀地区天然的肥沃资源以及行政区域的综合治理，所以到了唐代已是闻名全国的经济富庶区域之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自然为西蜀词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其次，物质基础的雄厚、天然的盆地屏障避免了战争的祸乱，这些客观因素吸引了伶工乐妓和文人墨客不断入蜀，他们对西蜀词的兴盛有着难以忽略的影响。再次，巴蜀地区闲适安逸的文化氛围有利于词的流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形成了这一方水土的人民好音乐、少忧愁，协音律而作的词自然很快得到普及。例如，在成都的永陵王建墓中发现的“二十四乐伎”石刻乐舞，可见蜀中对音乐的热爱。最后，蜀地华美艳丽的审美标准为西蜀词的语言风格和主题内容提供了充分依据。巴蜀地区的艺术审美造诣颇高，从神秘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到秦汉的西蜀丹青，再到色泽鲜亮的唐代蜀绣，无不彰显着蜀地人民偏好壮观、华美及亮丽的审美标准。这样一来，地域性的传统审美对西蜀词的风格和内容的影响是可见一斑的。
正如上述所分析的时代背景与地域文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五代西蜀词坛“花间词”的诞生。此外，在对文体的研究过程中，探究词的文化学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分析维度。
三、唐宋时期“出蜀”与“入蜀”的文人诗词
在整个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有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本土文人大多是离开蜀地后取得的成就更高，外地文人则有很多是来到蜀地后的创作技艺变得更加炉火纯青。
（一）出蜀文人：陈子昂、李白、苏轼
陈子昂是初唐文学的开拓者。在青少年时代，陈子昂的家境较富裕，为人轻财好施、慷慨仗义。同时，由于蜀地地处西南边隅，离中原儒家文化较远，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仙道”文化的传统，许多蜀中文人都有道家逍遥自在的人格精神。陈子昂就是受到了家庭环境及地域文化的熏陶，讓他敢于在官场中直言不讳、针砭时弊，成为时代的先行者。他的诗歌风格标举汉魏风骨，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登幽州台歌》与《感遇诗三十八首》。在《感遇》诗作中以五言古体的质朴形式反映了边塞战士和人民的疾苦，批判了为政者的不公，描写了大漠边塞的风光。
李白是盛唐文化的巅峰代表。在巴蜀文化哺育下成长的李白，一直就受到其许多影响。一方面，“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年少时，李白不仅阅读司马相如写的辞赋，也学习了杨雄的创作。汉赋的铺成排比、华丽大气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年少时，李白漫游蜀地，蜀中的山河美景、民间风俗影响着李白的性格与诗风的形成。再者，“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李白出蜀后写作的诗歌中仍然有许多巴蜀情结的意象。当然，李白的出现也集中体现了盛唐文化的时代风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个狂傲不羁的天才诗人形象总是在诗作中得到彰显。在盛唐文化的滋养之下，即便失意中的李白写下的万般愁绪，也让人感觉到他的飘逸与浪漫，比如，当感受到自己已是“独酌无相亲”的落魄相，仍带有醉意地表现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乐观豁达。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旷世全才。苏轼的出现与宋代崇尚文人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以及他的天赋是密不可分的。巴蜀文化一直有重视两汉先贤的传统，苏轼主张“以两汉文辞为宗”，“博学”“好文”的传统影响了苏轼文道并重的文艺创作观。苏轼的一生以及他创作的诗词，也有着巴山蜀水的文化地域特征。巴蜀地区的封闭、开放与包容，造就了苏轼的乐天安命、积极进取和多元思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看似对自己一生坎坷的轻描淡写，但蘊含在其中的是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命信仰。而且，苏轼对宋词的贡献在于他创立了豪放词，并主张“以诗为词”的理念大大拓宽了词的题材和意境，这体现出苏轼文学思维的创造性与多元性。
（二）入蜀文人：杜甫与陆游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选择来到相对稳定的巴蜀躲避战乱。在《成都府》中“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表现出巴蜀这片神奇的土地给杜甫带来的别样感受，他的诗作从此变得更加开阔和成熟。于是，在流居巴蜀的这段经历中，杜甫创作的诗歌占到他毕生所有诗歌数量的百分之六十多，质量上也是成就非凡。比如，寓居夔州时写下的《秋兴八首》是杜甫七律诗作登峰造极的代表，诗作极大地渲染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展现了沉郁顿挫的写作风格。旅居成都时，他感受到天府之国温润潮湿的气候与闲适安逸的文化环境，因此写下了《春夜喜雨》《绝句》等脍炙人口的清新丽作，也有像《蜀相》这样借古抒怀的咏史佳作。
由于党派纷争，陆游带着为生计奔波等复杂的原因来到巴蜀。在夔门任通判期间，陆游重视农业生产，以自己的力所能及来帮助当地老百姓。正式入蜀之后，陆游在蜀州任通判，他将居所安顿在罨画池边，以“闲散人”自居，写下了许多描写蜀州景色的秀丽诗歌，但却掩盖不了自己内心壮志未酬的情绪。后来，在嘉州任通判时，陆游修筑防洪堤坝，得到了人民的爱戴。纵观陆游入蜀的经历可以发现两点情况：第一，他从事的是低级幕僚的官职，虽扎根基层，但仍一心为国;第二，眼观蜀中景色美不胜收，自己的热忱却无法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这种矛盾的心理促发了他更强烈的写作动机。可以说，陆游在蜀的八年经历，对他的诗风转型和定型的作用是巨大的。
四、结语
本文就区域文学视野出发，分析了巴蜀唐宋时期的文人诗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关注到区域文学研究不仅需要重视地域性的因素，还需要考虑时代与区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之于区域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总之，区域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文化视角，更应该充分地将文学放置在时代文化、地域文化及作家经历这几个维度当中去进行研究，让文学得以还原诞生的时空，思考文学之于从前、现代和未来的意义。当然，也要注意区域文学研究的误区，那就是“区域文化与文学在寻求自身的本体意义和价值负荷的同时要警惕自恋情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2020年科研立项课题“巴蜀文化视阈下四川民办高职院校语文课教学改革实践研究—以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为例（MBXH20ZD08）”的研究成果。
本文借助区域文学视野对巴蜀唐宋时期的代表词派和文人诗词进行分析，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巴蜀文学的魅力，挖掘区域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巴渝民歌：竹枝词
“巴出将，蜀出相”，自古以来巴地的文学土壤不太肥沃，但仍然流传着一些经典作品。其中，竹枝词的来源有一说法是出自巴渝地区。一开始，竹枝词与其他民歌一样，以民间清唱的形式展现着巴渝地区的山川风貌、淳朴民风以及乡土情怀等内容。到了唐代以后，凡是路经夔巫一带居留过的文人莫不对其产生浓厚兴趣。自唐到宋的几百年间，先后有刘禹锡、白居易、范成大等文人创作了“竹枝词”诗歌，“这些竹枝词大都具有语言婉转含蓄、即景抒情、形象鲜明、韵味悠长等特征，而且七言四句的格式被流传并固定下来”。
在竹枝词的发展中，刘禹锡的贡献是最大的。刘禹锡被贬之后，流放于巴山楚水之间，他将竹枝词提升为兼具民歌韵味与文人格调的健康诗风。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极大改变了“词多鄙陋”（刘禹锡《竹枝词序》）的特点。比如，《竹枝词二首·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首诗描写了当地的景色风貌及男女爱情，全诗清新自然、生动活泼，具有生活气息。此诗中最具点睛之笔的字便是“晴”，它运用了双关修辞将天气的晴朗与女子的心情联系在一起，含蓄地写出女子既欢喜又忧虑的微妙且复杂的心理。
尽管，对于刘禹锡竹枝词创作地点的考究争议不断，但是，在他的《竹枝词》组诗中也不难发现有巴渝的地域文化元素。比如，《竹枝词二首·其二》与《竹枝词九首·其四》：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二、五代西蜀词坛：花间词的诞生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在进入中唐之后，朝廷的腐败与官场的挫败，打压了文人们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态度。那种关注天下苍生的“言志”表达，逐渐内转为把酒言欢、儿女私情的隽永情长。到了晚唐至五代时期，唐文化更是呈现出一种向宋文化转型的过渡性特点。除了有宏观的文化转型，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及地域的文化环境、审美标准也为词在五代西蜀时期的盛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首先，城市商业经济助长了文人的游乐之风，提供了娱乐场所。自秦汉以后，由于巴蜀地区天然的肥沃资源以及行政区域的综合治理，所以到了唐代已是闻名全国的经济富庶区域之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自然为西蜀词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其次，物质基础的雄厚、天然的盆地屏障避免了战争的祸乱，这些客观因素吸引了伶工乐妓和文人墨客不断入蜀，他们对西蜀词的兴盛有着难以忽略的影响。再次，巴蜀地区闲适安逸的文化氛围有利于词的流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形成了这一方水土的人民好音乐、少忧愁，协音律而作的词自然很快得到普及。例如，在成都的永陵王建墓中发现的“二十四乐伎”石刻乐舞，可见蜀中对音乐的热爱。最后，蜀地华美艳丽的审美标准为西蜀词的语言风格和主题内容提供了充分依据。巴蜀地区的艺术审美造诣颇高，从神秘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到秦汉的西蜀丹青，再到色泽鲜亮的唐代蜀绣，无不彰显着蜀地人民偏好壮观、华美及亮丽的审美标准。这样一来，地域性的传统审美对西蜀词的风格和内容的影响是可见一斑的。
正如上述所分析的时代背景与地域文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五代西蜀词坛“花间词”的诞生。此外，在对文体的研究过程中，探究词的文化学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分析维度。
三、唐宋时期“出蜀”与“入蜀”的文人诗词
在整个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有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本土文人大多是离开蜀地后取得的成就更高，外地文人则有很多是来到蜀地后的创作技艺变得更加炉火纯青。
（一）出蜀文人：陈子昂、李白、苏轼
陈子昂是初唐文学的开拓者。在青少年时代，陈子昂的家境较富裕，为人轻财好施、慷慨仗义。同时，由于蜀地地处西南边隅，离中原儒家文化较远，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仙道”文化的传统，许多蜀中文人都有道家逍遥自在的人格精神。陈子昂就是受到了家庭环境及地域文化的熏陶，讓他敢于在官场中直言不讳、针砭时弊，成为时代的先行者。他的诗歌风格标举汉魏风骨，最有名的代表就是《登幽州台歌》与《感遇诗三十八首》。在《感遇》诗作中以五言古体的质朴形式反映了边塞战士和人民的疾苦，批判了为政者的不公，描写了大漠边塞的风光。
李白是盛唐文化的巅峰代表。在巴蜀文化哺育下成长的李白，一直就受到其许多影响。一方面，“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年少时，李白不仅阅读司马相如写的辞赋，也学习了杨雄的创作。汉赋的铺成排比、华丽大气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年少时，李白漫游蜀地，蜀中的山河美景、民间风俗影响着李白的性格与诗风的形成。再者，“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李白出蜀后写作的诗歌中仍然有许多巴蜀情结的意象。当然，李白的出现也集中体现了盛唐文化的时代风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个狂傲不羁的天才诗人形象总是在诗作中得到彰显。在盛唐文化的滋养之下，即便失意中的李白写下的万般愁绪，也让人感觉到他的飘逸与浪漫，比如，当感受到自己已是“独酌无相亲”的落魄相，仍带有醉意地表现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乐观豁达。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旷世全才。苏轼的出现与宋代崇尚文人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以及他的天赋是密不可分的。巴蜀文化一直有重视两汉先贤的传统，苏轼主张“以两汉文辞为宗”，“博学”“好文”的传统影响了苏轼文道并重的文艺创作观。苏轼的一生以及他创作的诗词，也有着巴山蜀水的文化地域特征。巴蜀地区的封闭、开放与包容，造就了苏轼的乐天安命、积极进取和多元思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看似对自己一生坎坷的轻描淡写，但蘊含在其中的是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命信仰。而且，苏轼对宋词的贡献在于他创立了豪放词，并主张“以诗为词”的理念大大拓宽了词的题材和意境，这体现出苏轼文学思维的创造性与多元性。
（二）入蜀文人：杜甫与陆游
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选择来到相对稳定的巴蜀躲避战乱。在《成都府》中“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表现出巴蜀这片神奇的土地给杜甫带来的别样感受，他的诗作从此变得更加开阔和成熟。于是，在流居巴蜀的这段经历中，杜甫创作的诗歌占到他毕生所有诗歌数量的百分之六十多，质量上也是成就非凡。比如，寓居夔州时写下的《秋兴八首》是杜甫七律诗作登峰造极的代表，诗作极大地渲染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展现了沉郁顿挫的写作风格。旅居成都时，他感受到天府之国温润潮湿的气候与闲适安逸的文化环境，因此写下了《春夜喜雨》《绝句》等脍炙人口的清新丽作，也有像《蜀相》这样借古抒怀的咏史佳作。
由于党派纷争，陆游带着为生计奔波等复杂的原因来到巴蜀。在夔门任通判期间，陆游重视农业生产，以自己的力所能及来帮助当地老百姓。正式入蜀之后，陆游在蜀州任通判，他将居所安顿在罨画池边，以“闲散人”自居，写下了许多描写蜀州景色的秀丽诗歌，但却掩盖不了自己内心壮志未酬的情绪。后来，在嘉州任通判时，陆游修筑防洪堤坝，得到了人民的爱戴。纵观陆游入蜀的经历可以发现两点情况：第一，他从事的是低级幕僚的官职，虽扎根基层，但仍一心为国;第二，眼观蜀中景色美不胜收，自己的热忱却无法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这种矛盾的心理促发了他更强烈的写作动机。可以说，陆游在蜀的八年经历，对他的诗风转型和定型的作用是巨大的。
四、结语
本文就区域文学视野出发，分析了巴蜀唐宋时期的文人诗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关注到区域文学研究不仅需要重视地域性的因素，还需要考虑时代与区域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之于区域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总之，区域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文化视角，更应该充分地将文学放置在时代文化、地域文化及作家经历这几个维度当中去进行研究，让文学得以还原诞生的时空，思考文学之于从前、现代和未来的意义。当然，也要注意区域文学研究的误区，那就是“区域文化与文学在寻求自身的本体意义和价值负荷的同时要警惕自恋情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2020年科研立项课题“巴蜀文化视阈下四川民办高职院校语文课教学改革实践研究—以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为例（MBXH20ZD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