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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红色财政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晋察冀边区时期，解放战争的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相应履行了财政的职能，对于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推动全民抗战、赢得解放战争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追踪晋察冀边区、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财政走过的足迹，研究中国红色财政历史，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财政文化、续写财政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张家口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位于京、冀、晋、蒙四省市交界处，是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和冀晋蒙（外长城）经济圈的交汇点。是冀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连接京津、沟通晋蒙的交通枢纽。在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北街三角地，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清代一品官衙建筑群——察哈尔都统署旧址。该衙署坐北朝南，南北长162.25米，东西宽44.96米，占地面积约7300平方米。按建筑分布，自然划为四进院落。中轴对称，前朝后寝，威仪庄重，礼制森严。这个建筑群历经百年，见证了岁月的变迁，默默昭示着它不同寻常的过往——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在这里成立办公，由此形成了共和国财政的雏形。
共和国财政雏形：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
1937年9月，聶荣臻率八路军115师1500多人奉命开赴太行山，进驻晋察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长期的抗战。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
1937 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电示聂荣臻：“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政治军事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并指示应“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
1937 年12月5日，由聂荣臻同志负责，在阜平县城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1938年1月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城第一完全小学隆重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边区 36 个县的人民代表，有八路军、游击队、自卫队等各部队的代表，有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及喇嘛和尚的代表共 147人。1月15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宋劭文、聂荣臻、刘奠基、胡仁奎、李杰庸、孙恚远、吕正操、张苏、娄凝先等9人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
宋劭文担任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胡仁奎任副主任委员兼民政处长，娄凝先兼任秘书长，刘奠基兼教育处长，张苏兼实业处长。另外还设有工矿局、粮食局、贸易局、农村局和边区银行。整个边区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文化教育、民运等事业完全统一。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由一个游击区发展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后成为“抗日模范根据地”。
1938——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财政坚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推动了根据地生产事业发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计划完成，预算收支达到基本平衡，为最后夺取全面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晋察主力部队一举光复了日伪蒙疆政府首都——张家口。中国的这一胜利向世界宣告了德日法西斯及其扶持的傀儡政权的彻底崩溃。
作为我党在抗日战争中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大城市，中共中央对张家口的建设极为重视，晋察冀边区机关移驻张家口，中央派南汉宸到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迎接华北的解放。大批干部从延安调来工作，大批文化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及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也纷纷迁来张家口……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被誉为“第二延安”和中国“文化城”。这里的民主改革、城市建设、文化建设和财政经济建设，也为此后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此，张家口也成为晋察冀边区中央进驻的第一个城市指挥所。我党革命由此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此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各局委。随后，在解放战争中，以此为基础，在石家庄平山县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进京又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可以说“新中国财政从河北走来”。
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财政局在张家口成立，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局与边区交通局、铁路局、工业局、建设局等同址办公。
一座饱经沦桑的建筑群，静静伫立在张家口城北。斑驳的墙上仍挂着地图，沾着黄土的布鞋，还有打着补丁的干粮袋。陈旧的办公桌上几把脱漆的算盘，还有电灯、毛笔与粗糙的砚台。很难想象这一切，这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的所有家当。这里的摆设太简陋，这几间小屋也略显狭小，但他却支撑着边区的千军万马的粮草经济……
财政为施政之基，经济为百业之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在经济上，财政以民生为本，积极通过建立新的财政经济秩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主张政府应当使财政公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量入为出，量出为入。提出政府财政做到三点，一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二要严整编制厉行节约，三要廉洁奉公，反对贪污浪费。
在张家口同时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商会和股份制合作社，繁荣发展边区经济。而在税收上，则应当力求公平合理和简便。废除了伪蒙疆、国民党时期的苛捐杂税，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城镇工商、手工业实行了“什一税”政策。在乡村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促使城镇工业、手工业、商业恢复发展，乡村农业生产的丰收。《晋察冀画报》社记者沙飞等拍摄了张家口工业建设繁荣状况的新闻图片，首次向联合国报道了首府张家口的新气象。
1945年9月到1946年8月的革命战争年代，晋察冀边区财政收入不足1.4亿元边区币，在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机关行政经费仅占财政收入的2--3%，而文化教育、卫生、工务、生产贷款及救济抚恤等费用占了总预算的66.6%，财政预算中如此高比例的民生支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建设繁荣幸福的晋察冀张家口的目标。 在政权机构建设上，共产党、民主党派、工农代表各占1/3，即政府公务人员的“三三制”。1946年4月晋察冀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召开，选出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在宣化召开的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察哈尔省主席、副主席;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选出的省民主政府。在张家口分别召开的张家口（直辖）市参议会、与内蒙古自治区联合运动委员会，选举张家口市长、副市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于是晋察冀边区完整形成边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区，村级行政建制系统。各级行政机构形成党委、政府、军区（县区为武装部），人民代表会议四大机制。这可以说新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的雏形在张家口已形成了。
南汉宸同志是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第一任财政局长，还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民中国的第一位金融家。也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和国际贸易、亚非拉国际关系的开拓者。可惜在“文革”期间，南汉宸遭到无情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含冤逝世。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有30万农民参军入伍，民兵队伍发展为100多万，还有上百万民工参加了支前，为晋察冀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还创造了“1500将士进太行，30万大军出大山”的壮举！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从张家口晋察冀边区走出的杰出人物，有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名（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3名（胡耀邦、姚依林、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2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名（彭真、李鹏），副委员长4名;国家副主席2名，国务院总理1名（李鹏），副总理6名，国务院各部部长（包括部党组书记）18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秘书长3名，解放军总参谋长3名，曾任京津沪直辖市市长、党委书记的6名，新中国驻外国大使3名，曾任全国著名高校校长和全国文艺协会主席的21人……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解放后被授予开国元帅，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在开国将领中，从晋察冀边区走出的有开国大将1人，上将15人，中將27人，少将上百名……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10月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撤出张家口，向800里太行根据地转移。
新中国财政前夜：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
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西柏坡从此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8年6月12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需要，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宣布合署办公，改称为华北联合委员会。
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中山路人民影院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98人，代表华北五省二市4500万人民。大会总结了华北解放区两年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施政方针和工作任务，经过全体代表民主无记名投票，采取差额选举的方法，从39名候选人中选举出27名华北人民政府委员：
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黄敬、谢觉哉、范文澜、成仿吾、杨秀峰、宋劭文、南汉宸、戎伍胜、凌必应、张苏、陈瑾昆、兰公武、于力、刑肈堂、薛迅、殷希彭、赵尔陆、贾心齐、晁哲普、刘雨辰、徐正、王复初
9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王子村召开，选举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并通过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院长和华北银行总经理、劳动局局长秘书长的任命。
9月26日，发布通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职视事，并启用政府印信。自此，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时撤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下设财政部，任命戎子和为财政部部长，吴波任财政部副部长。
戎子和是华北人民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部长，1949年作为中共三人代表之一，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1953年8月，戎子和出任财政部代部长（不过，戎子和担任财政部代部长的时间不长，代理尚不满一年。但是，他前面接的是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后面接他的是新中国第二任财政部长邓小平，他承前启后，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99年3月戎子和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吴波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第一任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文革”中遭受迫害。1978年后平反，历任财政部顾问，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接前任财政部长张劲夫，1979年8月17日至1980年8月6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1980年8月6日王丙乾接替吴波任财政部长）。2005年2月吴波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从华北人民政府的建立，到人民币的诞生……这是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种昭示，它昭示着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在1948年11月18日举行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上，决议通过“发行统一货币，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董必武主席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2月1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将新印刷的第一批50元券人民币交付前来取款的平山县银行，人民币正式诞生。
在车辆川流不息的河北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上，一座灰色水泥砖混结构的三层建筑安静地矗立在路旁，这座被石家庄称作“小灰楼”的建筑虽然外表毫不起眼，但在历史长河中却书写了独特的一笔。当时，小灰楼属保密单位，挂的是“民众书店”的牌子，门口天天有穿灰色军装的军人持枪站岗。这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印钞工厂和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积极发展生产，继续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以保障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当时在财经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各种生产建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领导华北人民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努力发展工商业，使工商业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国营工商企业，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组织供销合作社;保护自由贸易，正确管理;编制华北经济建设计划，以国营经济做领导，以便把华北的整个国民经济，逐渐推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
二是改革税制，整顿税收，力求不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为适应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新形势，颁布了新农业税则，废除农业统一累进税，实行扣除免税点后按常年应产量的比例征收制。在城市税方面，将原来的52种税减少为20种。将商业税与所得税合并，统一货物税税目和税率，方便各种货物畅通。为发展工业，规定工业减征10%--40%，使工业税负轻于商业。为奖励合作社经济，合作社完全免税。
三是统一货币，发行人民币。当时各解放区发行的有晋察冀边币等八种货币，有六种比价，很容易发生混乱和影响金融。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决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所有发行货币及对外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担，并任命南汉宸同志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
四是初步统一财经。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指出：为统一全区财政税收政策，适应目前战争形势要求，在财政困难及制度不统一的情形下，加强财政工作之集中统一，使一切力量用于战争，使一切制度完全一致，粮食（税）收支调度更有计划，战争供应更加及时。因之，全区财务行政方针，执行集中统一制。
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項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这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崭新的人民财政，进一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经中央批准，华北人民政府于4月22日从河北平山县东冶村迁往北平办公。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也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时，以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财政部受政务院的领导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主管全国财政事宜。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薄一波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王绍鏊为副部长。此后，又相继成立财政部所属税务总局、粮食总局、物资总局和盐务总局和地方各级财政税务机构。随着新中国财政机构的逐步建立，财政工作逐步展开，新中国从而完成了由战时财政向和平时期财政的转变，由以农村为中心的分散财政向以城市为中心的集中统一财政的转变，由供给财政向经济建设财政的转变。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以解放区的财政制度为基础，建立了新中国的财政制度。新中国财政终于诞生了。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红色财政从这里走来
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在张家口成立，边区政府财政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预算支出关注民生，建设繁荣幸福的边区为目标。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在河北石家庄平山县成立，财政以开拓创新注重民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筹建新中国为己任。
晋察冀边区政府、华北人民政府时期形成的理财方略，使新中国雏形初步完美形成，新中国财政业已成形，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可以说，晋察冀边区、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财政是共和国财政的前夜，孕育了新中国财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的实践和探索。而新兴共和国雏形的政体结构模式，对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体的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今天，见证了那段硝烟炮火的革命历史遗迹：张家口察哈尔都统署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石家庄平山王子村、东冶村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旧址，用事实向我们证明：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华北人民政府是当时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最大的根据地。在这里先后有100多个中直机关诞生和驻扎，创建了由共产党建立的边区财政机关——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和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在这里为新中国财政奠定了制度基础、政策基础、组织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创了新中国财政事业的序篇。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四位财政部长薄一波、戎子和、吴波、王丙乾，还有新中国的上百名部长将军他们均来自晋察冀边区和华北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华北人民政府还向东北、平津、东南、西南输送了大批财政、税收、工商、贸易人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始之年。为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纪念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建红色财政的光辉探索与实践，弘扬红色财政文化，教育激励后人，我们撰写《新中国财政从河北走来》，以此，庆祝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张家口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位于京、冀、晋、蒙四省市交界处，是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和冀晋蒙（外长城）经济圈的交汇点。是冀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连接京津、沟通晋蒙的交通枢纽。在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北街三角地，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清代一品官衙建筑群——察哈尔都统署旧址。该衙署坐北朝南，南北长162.25米，东西宽44.96米，占地面积约7300平方米。按建筑分布，自然划为四进院落。中轴对称，前朝后寝，威仪庄重，礼制森严。这个建筑群历经百年，见证了岁月的变迁，默默昭示着它不同寻常的过往——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在这里成立办公，由此形成了共和国财政的雏形。
共和国财政雏形：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
1937年9月，聶荣臻率八路军115师1500多人奉命开赴太行山，进驻晋察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长期的抗战。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
1937 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电示聂荣臻：“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政治军事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并指示应“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
1937 年12月5日，由聂荣臻同志负责，在阜平县城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1938年1月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县城第一完全小学隆重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边区 36 个县的人民代表，有八路军、游击队、自卫队等各部队的代表，有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及喇嘛和尚的代表共 147人。1月15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宋劭文、聂荣臻、刘奠基、胡仁奎、李杰庸、孙恚远、吕正操、张苏、娄凝先等9人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
宋劭文担任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胡仁奎任副主任委员兼民政处长，娄凝先兼任秘书长，刘奠基兼教育处长，张苏兼实业处长。另外还设有工矿局、粮食局、贸易局、农村局和边区银行。整个边区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文化教育、民运等事业完全统一。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由一个游击区发展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后成为“抗日模范根据地”。
1938——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财政坚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推动了根据地生产事业发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计划完成，预算收支达到基本平衡，为最后夺取全面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晋察主力部队一举光复了日伪蒙疆政府首都——张家口。中国的这一胜利向世界宣告了德日法西斯及其扶持的傀儡政权的彻底崩溃。
作为我党在抗日战争中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大城市，中共中央对张家口的建设极为重视，晋察冀边区机关移驻张家口，中央派南汉宸到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迎接华北的解放。大批干部从延安调来工作，大批文化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及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也纷纷迁来张家口……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被誉为“第二延安”和中国“文化城”。这里的民主改革、城市建设、文化建设和财政经济建设，也为此后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此，张家口也成为晋察冀边区中央进驻的第一个城市指挥所。我党革命由此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此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各局委。随后，在解放战争中，以此为基础，在石家庄平山县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进京又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可以说“新中国财政从河北走来”。
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财政局在张家口成立，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局与边区交通局、铁路局、工业局、建设局等同址办公。
一座饱经沦桑的建筑群，静静伫立在张家口城北。斑驳的墙上仍挂着地图，沾着黄土的布鞋，还有打着补丁的干粮袋。陈旧的办公桌上几把脱漆的算盘，还有电灯、毛笔与粗糙的砚台。很难想象这一切，这就是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的所有家当。这里的摆设太简陋，这几间小屋也略显狭小，但他却支撑着边区的千军万马的粮草经济……
财政为施政之基，经济为百业之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在经济上，财政以民生为本，积极通过建立新的财政经济秩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主张政府应当使财政公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量入为出，量出为入。提出政府财政做到三点，一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二要严整编制厉行节约，三要廉洁奉公，反对贪污浪费。
在张家口同时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商会和股份制合作社，繁荣发展边区经济。而在税收上，则应当力求公平合理和简便。废除了伪蒙疆、国民党时期的苛捐杂税，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城镇工商、手工业实行了“什一税”政策。在乡村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促使城镇工业、手工业、商业恢复发展，乡村农业生产的丰收。《晋察冀画报》社记者沙飞等拍摄了张家口工业建设繁荣状况的新闻图片，首次向联合国报道了首府张家口的新气象。
1945年9月到1946年8月的革命战争年代，晋察冀边区财政收入不足1.4亿元边区币，在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机关行政经费仅占财政收入的2--3%，而文化教育、卫生、工务、生产贷款及救济抚恤等费用占了总预算的66.6%，财政预算中如此高比例的民生支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建设繁荣幸福的晋察冀张家口的目标。 在政权机构建设上，共产党、民主党派、工农代表各占1/3，即政府公务人员的“三三制”。1946年4月晋察冀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召开，选出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在宣化召开的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察哈尔省主席、副主席;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选出的省民主政府。在张家口分别召开的张家口（直辖）市参议会、与内蒙古自治区联合运动委员会，选举张家口市长、副市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于是晋察冀边区完整形成边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区，村级行政建制系统。各级行政机构形成党委、政府、军区（县区为武装部），人民代表会议四大机制。这可以说新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的雏形在张家口已形成了。
南汉宸同志是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第一任财政局长，还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民中国的第一位金融家。也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和国际贸易、亚非拉国际关系的开拓者。可惜在“文革”期间，南汉宸遭到无情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含冤逝世。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有30万农民参军入伍，民兵队伍发展为100多万，还有上百万民工参加了支前，为晋察冀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还创造了“1500将士进太行，30万大军出大山”的壮举！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从张家口晋察冀边区走出的杰出人物，有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名（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3名（胡耀邦、姚依林、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2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名（彭真、李鹏），副委员长4名;国家副主席2名，国务院总理1名（李鹏），副总理6名，国务院各部部长（包括部党组书记）18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秘书长3名，解放军总参谋长3名，曾任京津沪直辖市市长、党委书记的6名，新中国驻外国大使3名，曾任全国著名高校校长和全国文艺协会主席的21人……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解放后被授予开国元帅，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在开国将领中，从晋察冀边区走出的有开国大将1人，上将15人，中將27人，少将上百名……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10月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撤出张家口，向800里太行根据地转移。
新中国财政前夜：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
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西柏坡从此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8年6月12日，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发展需要，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宣布合署办公，改称为华北联合委员会。
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中山路人民影院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98人，代表华北五省二市4500万人民。大会总结了华北解放区两年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施政方针和工作任务，经过全体代表民主无记名投票，采取差额选举的方法，从39名候选人中选举出27名华北人民政府委员：
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黄敬、谢觉哉、范文澜、成仿吾、杨秀峰、宋劭文、南汉宸、戎伍胜、凌必应、张苏、陈瑾昆、兰公武、于力、刑肈堂、薛迅、殷希彭、赵尔陆、贾心齐、晁哲普、刘雨辰、徐正、王复初
9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王子村召开，选举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并通过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院长和华北银行总经理、劳动局局长秘书长的任命。
9月26日，发布通令宣布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职视事，并启用政府印信。自此，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时撤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下设财政部，任命戎子和为财政部部长，吴波任财政部副部长。
戎子和是华北人民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部长，1949年作为中共三人代表之一，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1953年8月，戎子和出任财政部代部长（不过，戎子和担任财政部代部长的时间不长，代理尚不满一年。但是，他前面接的是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后面接他的是新中国第二任财政部长邓小平，他承前启后，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99年3月戎子和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吴波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第一任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文革”中遭受迫害。1978年后平反，历任财政部顾问，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接前任财政部长张劲夫，1979年8月17日至1980年8月6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任财政部部长。1980年8月6日王丙乾接替吴波任财政部长）。2005年2月吴波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从华北人民政府的建立，到人民币的诞生……这是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种昭示，它昭示着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在1948年11月18日举行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上，决议通过“发行统一货币，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董必武主席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2月1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将新印刷的第一批50元券人民币交付前来取款的平山县银行，人民币正式诞生。
在车辆川流不息的河北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上，一座灰色水泥砖混结构的三层建筑安静地矗立在路旁，这座被石家庄称作“小灰楼”的建筑虽然外表毫不起眼，但在历史长河中却书写了独特的一笔。当时，小灰楼属保密单位，挂的是“民众书店”的牌子，门口天天有穿灰色军装的军人持枪站岗。这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印钞工厂和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积极发展生产，继续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以保障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当时在财经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各种生产建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领导华北人民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努力发展工商业，使工商业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国营工商企业，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组织供销合作社;保护自由贸易，正确管理;编制华北经济建设计划，以国营经济做领导，以便把华北的整个国民经济，逐渐推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
二是改革税制，整顿税收，力求不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为适应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新形势，颁布了新农业税则，废除农业统一累进税，实行扣除免税点后按常年应产量的比例征收制。在城市税方面，将原来的52种税减少为20种。将商业税与所得税合并，统一货物税税目和税率，方便各种货物畅通。为发展工业，规定工业减征10%--40%，使工业税负轻于商业。为奖励合作社经济，合作社完全免税。
三是统一货币，发行人民币。当时各解放区发行的有晋察冀边币等八种货币，有六种比价，很容易发生混乱和影响金融。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决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所有发行货币及对外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担，并任命南汉宸同志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
四是初步统一财经。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统一华北财政工作的决定》，指出：为统一全区财政税收政策，适应目前战争形势要求，在财政困难及制度不统一的情形下，加强财政工作之集中统一，使一切力量用于战争，使一切制度完全一致，粮食（税）收支调度更有计划，战争供应更加及时。因之，全区财务行政方针，执行集中统一制。
1949年3月5—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項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这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崭新的人民财政，进一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经中央批准，华北人民政府于4月22日从河北平山县东冶村迁往北平办公。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也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时，以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财政部受政务院的领导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主管全国财政事宜。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薄一波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王绍鏊为副部长。此后，又相继成立财政部所属税务总局、粮食总局、物资总局和盐务总局和地方各级财政税务机构。随着新中国财政机构的逐步建立，财政工作逐步展开，新中国从而完成了由战时财政向和平时期财政的转变，由以农村为中心的分散财政向以城市为中心的集中统一财政的转变，由供给财政向经济建设财政的转变。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以解放区的财政制度为基础，建立了新中国的财政制度。新中国财政终于诞生了。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工作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红色财政从这里走来
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在张家口成立，边区政府财政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预算支出关注民生，建设繁荣幸福的边区为目标。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在河北石家庄平山县成立，财政以开拓创新注重民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筹建新中国为己任。
晋察冀边区政府、华北人民政府时期形成的理财方略，使新中国雏形初步完美形成，新中国财政业已成形，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可以说，晋察冀边区、华北人民政府时期财政是共和国财政的前夜，孕育了新中国财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的实践和探索。而新兴共和国雏形的政体结构模式，对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体的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今天，见证了那段硝烟炮火的革命历史遗迹：张家口察哈尔都统署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石家庄平山王子村、东冶村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旧址，用事实向我们证明：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华北人民政府是当时全国模范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最大的根据地。在这里先后有100多个中直机关诞生和驻扎，创建了由共产党建立的边区财政机关——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局和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在这里为新中国财政奠定了制度基础、政策基础、组织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创了新中国财政事业的序篇。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四位财政部长薄一波、戎子和、吴波、王丙乾，还有新中国的上百名部长将军他们均来自晋察冀边区和华北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华北人民政府还向东北、平津、东南、西南输送了大批财政、税收、工商、贸易人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始之年。为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纪念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建红色财政的光辉探索与实践，弘扬红色财政文化，教育激励后人，我们撰写《新中国财政从河北走来》，以此，庆祝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