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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最典型的投资行为都是短期行为，因为从长期看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改变。所以，企业宁愿在“短、平、快”的投资项目上多花时间精力，追求“落袋为安”；而在需要长期研发、创新的项目投资上往往动力不足
今年以来的民间投资数据太难看了。1—4月份民间投资增速才只有5.2%，而在2015年这一数据还是10%以上，实实在在的属于“腰斩”。其实有的人可能过去不关注，在2013年之前，这一数据基本都在20%以上，这么说，今年的数据是“腰斩”之后的再次“腰斩”。要知道，民间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约占2/3，国有投资约占1/4，剩下不足1/10是外来投资。如果民间投资出问题，那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必然出问题，最终对投资高度依赖的国民经济也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正因为这样，国务院在紧急分析研究了民间投资“失速”的形势后，向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派出了督查组，希望了解民间投资受阻的原因，督促地方政府落实有关民间投资的政策。
民间投资其实是个老问题。大概七八年前，中企联领导就发现中国最大的100名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少，直观上就能看出，大型民营企业的成长遇到了“天花板”。在后来的调研中，有些企业家提出一个很敏感、很尖锐的问题：不能把民营企业、民间投资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就放到犄角旮旯。这就是说，国家政策对待民间投资不能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否则民间投资也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投资态度和行为。
为什么民营企业家会提出“夜壶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2003年前后，一方面我国加入WTO，另一方面国内开始了以满足消费者“住、行”需求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民间投资在这个过程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大量中国民营企业以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也有许多民营企业在国内进入钢铁、煤炭、有色等重化工领域，国内民间投资的热情和动力被大幅度激发了出来。当然这种投资热情的结果，就是国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过热和能源短缺，于是政府开始对民间投资的不规范行为进行规范，民间投资有所降温。但是后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国内经济面临整体失速的危险，国家一方面启动大规模刺激政策，另一方面也出台了“民间投资36条”，希望通过引导民间投资进入过去长期很难进入的投资领域，来改善民间投资“被挤出”、增长面临“天花板”的困境。政府政策这种对待民间投资的态度和行为，被部分民营企业家视为机会主义。
对待民间投资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缺乏总体的法律框架，政府政策有很强的随意性和调整性，民间投资因而很难形成长期预期。改革开放后，政府政策对待民间资本的态度和待遇一步一步改变好转，对待民间投资的领域范围不断“放松管制”，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意见”和承诺，比如两个“毫不动摇”。但是，民间资本最关心的私有产权安全性问题却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几乎所有关于民间投资安全性和范围领域的保证都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相比仍然有较强的政治不平等待遇。
孟子有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一旦政府政策以机会主义态度对待民间资本，那么民间资本也会有较强的机会主义态度和预期。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最典型的投资行为都是短期行为，因为从长期看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改变。所以，企业宁愿在“短、平、快”的投资项目上多花时间精力，追求“落袋为安”；而在需要长期研发、创新的项目投资上往往动力不足。5月9日新华社公布的对任正非专访中，任正非再三表示，国家在引导企业投资上并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做到“法治化、市场化，把堤坝管好，让企业在里面跳舞”，就可以了。所谓法治化，就是要把有关政府政策形成法律，做到长期化和可预期化，政府政策不因为决策人的改变而变化，杜绝政策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这是中国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对我国政策的建议，也是对当前我国解决民间投资失速的“忠言”。
今年以来的民间投资数据太难看了。1—4月份民间投资增速才只有5.2%，而在2015年这一数据还是10%以上，实实在在的属于“腰斩”。其实有的人可能过去不关注，在2013年之前，这一数据基本都在20%以上，这么说，今年的数据是“腰斩”之后的再次“腰斩”。要知道，民间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约占2/3，国有投资约占1/4，剩下不足1/10是外来投资。如果民间投资出问题，那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必然出问题，最终对投资高度依赖的国民经济也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正因为这样，国务院在紧急分析研究了民间投资“失速”的形势后，向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派出了督查组，希望了解民间投资受阻的原因，督促地方政府落实有关民间投资的政策。
民间投资其实是个老问题。大概七八年前，中企联领导就发现中国最大的100名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少，直观上就能看出，大型民营企业的成长遇到了“天花板”。在后来的调研中，有些企业家提出一个很敏感、很尖锐的问题：不能把民营企业、民间投资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就放到犄角旮旯。这就是说，国家政策对待民间投资不能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否则民间投资也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投资态度和行为。
为什么民营企业家会提出“夜壶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2003年前后，一方面我国加入WTO，另一方面国内开始了以满足消费者“住、行”需求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民间投资在这个过程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大量中国民营企业以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也有许多民营企业在国内进入钢铁、煤炭、有色等重化工领域，国内民间投资的热情和动力被大幅度激发了出来。当然这种投资热情的结果，就是国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投资过热和能源短缺，于是政府开始对民间投资的不规范行为进行规范，民间投资有所降温。但是后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国内经济面临整体失速的危险，国家一方面启动大规模刺激政策，另一方面也出台了“民间投资36条”，希望通过引导民间投资进入过去长期很难进入的投资领域，来改善民间投资“被挤出”、增长面临“天花板”的困境。政府政策这种对待民间投资的态度和行为，被部分民营企业家视为机会主义。
对待民间投资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缺乏总体的法律框架，政府政策有很强的随意性和调整性，民间投资因而很难形成长期预期。改革开放后，政府政策对待民间资本的态度和待遇一步一步改变好转，对待民间投资的领域范围不断“放松管制”，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意见”和承诺，比如两个“毫不动摇”。但是，民间资本最关心的私有产权安全性问题却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几乎所有关于民间投资安全性和范围领域的保证都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相比仍然有较强的政治不平等待遇。
孟子有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一旦政府政策以机会主义态度对待民间资本，那么民间资本也会有较强的机会主义态度和预期。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最典型的投资行为都是短期行为，因为从长期看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改变。所以，企业宁愿在“短、平、快”的投资项目上多花时间精力，追求“落袋为安”；而在需要长期研发、创新的项目投资上往往动力不足。5月9日新华社公布的对任正非专访中，任正非再三表示，国家在引导企业投资上并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做到“法治化、市场化，把堤坝管好，让企业在里面跳舞”，就可以了。所谓法治化，就是要把有关政府政策形成法律，做到长期化和可预期化，政府政策不因为决策人的改变而变化，杜绝政策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这是中国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对我国政策的建议，也是对当前我国解决民间投资失速的“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