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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正午前一刻，在日本中部静冈县境内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农民的妻子正在田间劳作。这时，一个报信的人从村里飞奔而来，呼喊着天皇将在正午时进行“玉音放送”，就跑开了。
她飞快地跑回村子，村民们已经聚拢在村里惟一的一台收音机前，这台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家电台那个惟一的频道，接收质量很差。这是裕仁天皇继承皇位以来20年间第一次向他所有的臣民发表讲话。天皇的声调很高，口气拘谨而不自然，而且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讲话的内容也让人难以理解。对于天皇那种典雅的文辞，多数村民眼神中都充满困惑与不解，当人群中一个喃喃的声音说出“日本战败了”时，许多村民如遭重击，都躺倒在地上……
那位农民的妻子醒来时，沉痛的心中却又突然闪过一丝喜悦：她那被送往中国的丈夫可能就要回来了。同样，在这一天，在各地普通百姓流淌的眼泪中，在一张张混杂着苦恼、悔恨、愤怒、空虚及丧亲之痛的面孔上，那丝喜悦也成了许多人不约而同的表情：这个国家在绝望之余，终于等到了一些人的归来。
据资料统计，日本战败之后，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余下的是平民，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而与军人相比，那些平民则是“一群数量众多而且被普遍忘却了的中低阶层的人们”，作为战争的棋子，“他们曾被遣往海外协助建立强盛的帝国势力范围”，同样，战败之后，这些平民也是命途多舛，背负了整个民族的罪愆。
伪满时期，在东北土地上耕种的日本开拓团村民
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占了当时日本海外侨民的很大一部分，其中50万人滞留在台湾，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虽然，大批的日本百姓是在侵华战争前后背井离乡，移民来到中国，但是一些人来到中国的时间，则可追溯到更久之前。
1895年5月29日，日本军队登陆台湾，开始行使他们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权益。这时，日本统治下的土地足足增加了3.6万平方千米。为了“开发”这个岛屿，政府表示允许本国资本家去台湾开垦土地。
在日本做建筑生意的贺田金三郎，想把业务扩展到台湾去。按照当时政府“奖励私营移民”的政策，凡企业申请开垦，都必须附带招募日本人才予批准。为此，贺田金三郎开始在日本大量招募农工。1899年7月，贺田带着133户家庭共385人来到台湾，而他从总督府那里得到了吴全村、加礼宛、鲤鱼尾、凤林一带约一万二千多甲的土地，此后，这里也就称为贺田村。它不但是台湾的首座移民村，也是日本海外的首座移民村。
而此时，明治天皇30年前那“开拓万里波涛”的愿望才刚刚开始。经历过初期贺田村的移民试验之后，1911年，台湾第一座官营吉野移民村在花莲七角川（今吉安）设立，村子规模则有1700余人之多。此后，这种经过统一规划的官营、私营日本移民村在台湾花莲、台东及西部平原地区陆续建立起来。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明显改善。当时，日本人口出生率增长到30%以上，而死亡率则降到不足20%。明治前期，人口还维持在3000-3500万左右，到1900年时，这一数字已骤增到4400万。而日本又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岛国，人口过剩与耕地、粮食严重不足的矛盾，是经常让每一个日本天皇都痛心疾首的难题。近代日本受西方自由主义殖民思潮的影响，对外扩张、海外移民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仅在台湾，其实早在东北沦丧之前，旨在向东三省移民的“满洲移民”言论在日本官方已成为共识。1908年6月，第一任“满铁”总裁藤新平向日本内阁大臣呼吁：“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五十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一百万人以上……”
日本人的谋划很快变为行动。1912年春天，一个叫福岛安正的日本军官来到大连市金川县西郊的魏家屯，他带着一些人在村外的荒地上开始修建房屋、开挖水井，两年后，一个空荡荡的村庄初具规模。
又一年春天，福岛安正带来了四十多名日本农民，住进了新建成的村庄。这些来自日本山口县爱宕村和川下村的移民，给这里取了一个叫“爱川”的名字，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故土的怀念。在万物萌生的季节里，爱川村的新居民们最为欣慰的，也许是他们将会得到附近一万多亩的土地。
当初，日本政府为招募移民，往往作出过相当诱人的承诺。比如在早期招募去往台湾的移民时，政府许诺：旅费五折优待；迁移途中供应食物及花费；抵达目的地后，补助建房，提供免息贷款以购买农具、耕牛；第一年免费供应种苗；前3年免费就医，免费赠予药品；补助开荒费用，前13年土地免费使用……
正因如此，在家乡受尽贫苦日子的农民，才甘愿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一块陌生的土地，尝试新的生活，但新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当年一位移民到花莲丰田村的日本人曾回忆说：“火车在一小站停了下来，这里就是丰田，也将是我埋骨之处。所谓车站只不过是个名称而已，其实不过是一间像厕所或浴室的小屋，真是太意外了。……这个地方茅草漫生，连屋顶都被盖住了。官员说这是你家，我很高兴自己有了家，但是当时实在太荒凉。一切都感到不方便，物价高，台湾米味道奇差，真是不说也罢！蔬菜一棵也没有，饮水取自水井，水中石灰含量之多，我几乎要投降了……”
因为环境的不适应、耕种方式的陌生、自然灾害，以及与当地中国人的矛盾，早期的日本农业移民很快便逃回国，或另谋生计。到1930年，日本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留在东北的竟不足1000人。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能让日本政府满意。
而此时日本国内却正经历着明治维新以来最坏的一段时光，经济下降，生产停滞，城市中到处是流浪的贫民，农村更加凋敝，危急中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发展。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也更加疯狂地加快了对外扩张的进程。
如果之前的移民还只是出于解决人口问题的考虑，那么随着日本扩张野心的膨胀，移民已经被日本政府当作扩张势力范围的武器，俨然成为继日本派往海外攻城略地的陆、海、空三军种之后的“第四军种”。正如藤新平所说，“如随年积月累，得以移入大量人口，满洲则在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移民与扩张，就像交替前进的脚步，组成了日本对外殖民侵略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了东北全境。移民需求更为迫切，而此前移民失败的经历，也让他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如果说之前的移民还具有自发的性质，那么此后日本政府对移民的招募、管制则大大加强了。
1932年6月，一个叫东宫铁男的日军少佐来到关东军司令部。此人曾经在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张作霖，而此时他是为提交一份移民计划书而来。计划书中首次提出了“以在乡军人组建吉林屯垦军基干队”的建议，这一武装移民的想法不久便被日本政府采用。
1932年10月，由492名退役军人组成的移民团，在接受了加藤完治短暂的教育培训后，顺松花江而下来到佳木斯。他们先是承担了一些城市的警戒任务，第二年年初就进入桦川县永丰镇，并在那里建起了第一个定居点“弥荣村”。据资料记载，到1936年，这样的移民团先后组建过5个，人数有三千多人。
武装移民取得成功之后，紧接着迎来了大规模移民的阶段。1936年5月，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简称“百万户移民计划”），设想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8月，广田弘毅内阁随即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将作为日本国的“七大国策”之一。此时，向东北移民已成为“强化日满一体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百万户移民计划”结束的时候，东北预计5000万的人口中便有1/10是日本人，那时，大和民族自然也就成了领导“满洲国五族协和”的核心势力。此后，日本“移民”改称“开拓民”，“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在这种“开拓”的喧叫声中，日本的移民侵略活动达到高潮。
帝国的梦想，最初只不过是住在东京漂亮房子里的官老爷们所擘画的；遥远大陆上的土地，跟世代在神奈川县种地为生的农民，或是居住在北海道山林里几乎与世隔绝的贫民们，又有什么干系？生活平淡、对帝国精英们的政治打算毫无洞察的他们，被无情地卷入了这场漩涡。
当时，日本政府成立了拓务省及其下所属的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机构，专门负责开拓民的招募、训练、输送事宜。移民在全国已成为一项日常工作，为了减少本人及家属的阻力，新的移民方式如“分村分乡”形式开始被采用，这样，政府便可把农户阖家阖村整体送出。另外，16至19岁的青少年还会以“义勇队”的方式向东北移民。当时，日本连年战争，兵员不足。政府为动员青年到“满洲”去，遂以参加开拓团不当兵来款骗青年。好多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竟是为了“逃避”兵役来到东北。
这些不自觉地做了政府对外侵略武器的移民，大都来自日本偏远贫穷的县份或城市里生活并不如意的市民。由于连年的战争，他们已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迫于生计，才参加了开拓民。一些零星的资料或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当时的历史。
1945年10月，南京城墙外的临时日侨集中管理所。上方阳台为管理所中方管理人员与日侨代表讨论相关问题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普通的贫苦人家的孩子。13岁辍学，开始做些杂工，帮着父亲维持6口之家的生活。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些零活，日子很是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由于挣钱少，不能天天下饭馆，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住的程度，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当时，日本政府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求生。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听到这些话，水野百合子心里觉得到人家的土地上开荒种田总是有些不妥。但是饥饿一直折磨着这个家庭，1942年4月，无法忍受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二十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铃木五三美从惠邦郡大井町高等实科女学毕业后，家庭发生了剧变。哥哥21岁时应征去关东军当兵，那年受了伤被撵回了家。家里只剩父亲一个人干活挣钱，粮食和配给的布匹都卖了，给哥哥治病的钱还是不够。为了分担父亲的负担，母亲领着姐妹们去挖野菜、捡柴火来补贴家用。即便这样，“全家缺吃少穿，生活困难极了”。于是，铃木五三美努力说服父母，报名参加了开拓团，因为政府给的津贴是6草包大豆。“这6草包大豆，能使全家活下去，”多年以后，铃木这样回忆当时的初衷。1945年4月，她参加勤劳奉仕队来到中国桦川县。“一同而来还有五十多人，绝大多数也是女孩子。”
住在鹿儿岛县明赖市的山木濑子，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父亲是理发师，母亲和奶奶帮衬着父亲，生活虽说不富裕，倒也平安。1942年，“上边非要我们参加开拓团到满洲去不可，而且把满洲说得天花乱坠，月儿般圆……山水濒子兴高采烈地跟着家人出发了……”而当时，她才8岁，很久以后，她才明白那时为什么大人们都满面愁容。
刚开始，开拓团的生活确实给这些贫苦的人们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和幸福。每户人家都分了新房子、土地；尽管不懂这里的耕作，但依旧会有足量的大米和上等的棉布配给。水野百合子回忆道：“从日本来到中国，我们不但吃饱了肚子，还都成了人上人。”
但不安也渐渐影响着这些远道而来的淳朴百姓。“当我们一走进屯里，我觉得一切都和他们说的不一样。”水野百合子说道，“房子是哪里来的呢？一打听才知道，都是中国人流血汗盖的。我们分到的那些油黑油黑的旱田和水田，原来也都是中国人种着的土地，因为我们来，才把他们都撵走了。中国人穿的是像麻袋片一样的更生布，而且不准吃一粒大米……”
美军协助将侵华日军东北战俘由葫芦岛遣返日本
乡下的日本侨民生活境况更加困难。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6月份，男人们就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两个年龄过高的开拓团长。“家家没有了男人，咋过活呀，剩下的女人都抱着孩子泣不成声，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由于日本政府虚妄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是毫不知情。有一天水野百合子听说日本投降了，她和大家都胆战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两个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只能带一个孩子：“你扔了，中国人会捡去把他养大的……”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们突然听到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而面对即将来临的苏联红军的进攻，开拓团团民只有仓皇逃窜，而且抵抗、撤退，或者……任何事情都来不及组织，局势十分混乱。这种混乱还反映在，下面的执行者很难摸准上级的命令。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一直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以致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或死在他为的“自杀”之中。
去往伊汉通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自己4岁的女儿，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但她依然是幸运的：路上没有遇上苏联红军，更没有碰上自己人的军队。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可一来到码头，全都傻眼了。“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1946年1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4月份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最初设想大连、营口、葫芦岛3个港口同时利用，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承诺其管理区内旅顺、大连一带的日侨由苏联负责遣返。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等来回国的消息。他们开始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的路程。之前那个冬天里靠做煤球维生的15岁男孩，也来到葫芦岛。他就是后来日本有名的影视剧作家国宏威雄。1998年，他根据少年时的这段经历，拍成了影片《葫芦岛大遣返》。
1946年9月，天皇玉音放送之后已过了一年多，超过200万的日本人仍然未被遣返回国，而政府承认大约还有54万人下落不明，直到后来，这都是一个永远未曾凑齐的数字，一些人就在历史中诡异地消失了。
她飞快地跑回村子，村民们已经聚拢在村里惟一的一台收音机前，这台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家电台那个惟一的频道，接收质量很差。这是裕仁天皇继承皇位以来20年间第一次向他所有的臣民发表讲话。天皇的声调很高，口气拘谨而不自然，而且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讲话的内容也让人难以理解。对于天皇那种典雅的文辞，多数村民眼神中都充满困惑与不解，当人群中一个喃喃的声音说出“日本战败了”时，许多村民如遭重击，都躺倒在地上……
那位农民的妻子醒来时，沉痛的心中却又突然闪过一丝喜悦：她那被送往中国的丈夫可能就要回来了。同样，在这一天，在各地普通百姓流淌的眼泪中，在一张张混杂着苦恼、悔恨、愤怒、空虚及丧亲之痛的面孔上，那丝喜悦也成了许多人不约而同的表情：这个国家在绝望之余，终于等到了一些人的归来。
据资料统计，日本战败之后，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余下的是平民，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而与军人相比，那些平民则是“一群数量众多而且被普遍忘却了的中低阶层的人们”，作为战争的棋子，“他们曾被遣往海外协助建立强盛的帝国势力范围”，同样，战败之后，这些平民也是命途多舛，背负了整个民族的罪愆。
移民
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占了当时日本海外侨民的很大一部分，其中50万人滞留在台湾，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虽然，大批的日本百姓是在侵华战争前后背井离乡，移民来到中国，但是一些人来到中国的时间，则可追溯到更久之前。
1895年5月29日，日本军队登陆台湾，开始行使他们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权益。这时，日本统治下的土地足足增加了3.6万平方千米。为了“开发”这个岛屿，政府表示允许本国资本家去台湾开垦土地。
在日本做建筑生意的贺田金三郎，想把业务扩展到台湾去。按照当时政府“奖励私营移民”的政策，凡企业申请开垦，都必须附带招募日本人才予批准。为此，贺田金三郎开始在日本大量招募农工。1899年7月，贺田带着133户家庭共385人来到台湾，而他从总督府那里得到了吴全村、加礼宛、鲤鱼尾、凤林一带约一万二千多甲的土地，此后，这里也就称为贺田村。它不但是台湾的首座移民村，也是日本海外的首座移民村。
而此时，明治天皇30年前那“开拓万里波涛”的愿望才刚刚开始。经历过初期贺田村的移民试验之后，1911年，台湾第一座官营吉野移民村在花莲七角川（今吉安）设立，村子规模则有1700余人之多。此后，这种经过统一规划的官营、私营日本移民村在台湾花莲、台东及西部平原地区陆续建立起来。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明显改善。当时，日本人口出生率增长到30%以上，而死亡率则降到不足20%。明治前期，人口还维持在3000-3500万左右，到1900年时，这一数字已骤增到4400万。而日本又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岛国，人口过剩与耕地、粮食严重不足的矛盾，是经常让每一个日本天皇都痛心疾首的难题。近代日本受西方自由主义殖民思潮的影响，对外扩张、海外移民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仅在台湾，其实早在东北沦丧之前，旨在向东三省移民的“满洲移民”言论在日本官方已成为共识。1908年6月，第一任“满铁”总裁藤新平向日本内阁大臣呼吁：“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五十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一百万人以上……”
日本人的谋划很快变为行动。1912年春天，一个叫福岛安正的日本军官来到大连市金川县西郊的魏家屯，他带着一些人在村外的荒地上开始修建房屋、开挖水井，两年后，一个空荡荡的村庄初具规模。
又一年春天，福岛安正带来了四十多名日本农民，住进了新建成的村庄。这些来自日本山口县爱宕村和川下村的移民，给这里取了一个叫“爱川”的名字，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故土的怀念。在万物萌生的季节里，爱川村的新居民们最为欣慰的，也许是他们将会得到附近一万多亩的土地。
当初，日本政府为招募移民，往往作出过相当诱人的承诺。比如在早期招募去往台湾的移民时，政府许诺：旅费五折优待；迁移途中供应食物及花费；抵达目的地后，补助建房，提供免息贷款以购买农具、耕牛；第一年免费供应种苗；前3年免费就医，免费赠予药品；补助开荒费用，前13年土地免费使用……
正因如此，在家乡受尽贫苦日子的农民，才甘愿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一块陌生的土地，尝试新的生活，但新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当年一位移民到花莲丰田村的日本人曾回忆说：“火车在一小站停了下来，这里就是丰田，也将是我埋骨之处。所谓车站只不过是个名称而已，其实不过是一间像厕所或浴室的小屋，真是太意外了。……这个地方茅草漫生，连屋顶都被盖住了。官员说这是你家，我很高兴自己有了家，但是当时实在太荒凉。一切都感到不方便，物价高，台湾米味道奇差，真是不说也罢！蔬菜一棵也没有，饮水取自水井，水中石灰含量之多，我几乎要投降了……”
因为环境的不适应、耕种方式的陌生、自然灾害，以及与当地中国人的矛盾，早期的日本农业移民很快便逃回国，或另谋生计。到1930年，日本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留在东北的竟不足1000人。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能让日本政府满意。
而此时日本国内却正经历着明治维新以来最坏的一段时光，经济下降，生产停滞，城市中到处是流浪的贫民，农村更加凋敝，危急中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发展。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也更加疯狂地加快了对外扩张的进程。
开拓
如果之前的移民还只是出于解决人口问题的考虑，那么随着日本扩张野心的膨胀，移民已经被日本政府当作扩张势力范围的武器，俨然成为继日本派往海外攻城略地的陆、海、空三军种之后的“第四军种”。正如藤新平所说，“如随年积月累，得以移入大量人口，满洲则在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移民与扩张，就像交替前进的脚步，组成了日本对外殖民侵略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了东北全境。移民需求更为迫切，而此前移民失败的经历，也让他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如果说之前的移民还具有自发的性质，那么此后日本政府对移民的招募、管制则大大加强了。
1932年6月，一个叫东宫铁男的日军少佐来到关东军司令部。此人曾经在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张作霖，而此时他是为提交一份移民计划书而来。计划书中首次提出了“以在乡军人组建吉林屯垦军基干队”的建议，这一武装移民的想法不久便被日本政府采用。
1932年10月，由492名退役军人组成的移民团，在接受了加藤完治短暂的教育培训后，顺松花江而下来到佳木斯。他们先是承担了一些城市的警戒任务，第二年年初就进入桦川县永丰镇，并在那里建起了第一个定居点“弥荣村”。据资料记载，到1936年，这样的移民团先后组建过5个，人数有三千多人。
武装移民取得成功之后，紧接着迎来了大规模移民的阶段。1936年5月，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简称“百万户移民计划”），设想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8月，广田弘毅内阁随即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将作为日本国的“七大国策”之一。此时，向东北移民已成为“强化日满一体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百万户移民计划”结束的时候，东北预计5000万的人口中便有1/10是日本人，那时，大和民族自然也就成了领导“满洲国五族协和”的核心势力。此后，日本“移民”改称“开拓民”，“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在这种“开拓”的喧叫声中，日本的移民侵略活动达到高潮。
帝国的梦想，最初只不过是住在东京漂亮房子里的官老爷们所擘画的；遥远大陆上的土地，跟世代在神奈川县种地为生的农民，或是居住在北海道山林里几乎与世隔绝的贫民们，又有什么干系？生活平淡、对帝国精英们的政治打算毫无洞察的他们，被无情地卷入了这场漩涡。
当时，日本政府成立了拓务省及其下所属的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机构，专门负责开拓民的招募、训练、输送事宜。移民在全国已成为一项日常工作，为了减少本人及家属的阻力，新的移民方式如“分村分乡”形式开始被采用，这样，政府便可把农户阖家阖村整体送出。另外，16至19岁的青少年还会以“义勇队”的方式向东北移民。当时，日本连年战争，兵员不足。政府为动员青年到“满洲”去，遂以参加开拓团不当兵来款骗青年。好多刚从中学毕业的年轻人，竟是为了“逃避”兵役来到东北。
这些不自觉地做了政府对外侵略武器的移民，大都来自日本偏远贫穷的县份或城市里生活并不如意的市民。由于连年的战争，他们已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迫于生计，才参加了开拓民。一些零星的资料或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当时的历史。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普通的贫苦人家的孩子。13岁辍学，开始做些杂工，帮着父亲维持6口之家的生活。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些零活，日子很是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由于挣钱少，不能天天下饭馆，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住的程度，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当时，日本政府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求生。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听到这些话，水野百合子心里觉得到人家的土地上开荒种田总是有些不妥。但是饥饿一直折磨着这个家庭，1942年4月，无法忍受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二十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铃木五三美从惠邦郡大井町高等实科女学毕业后，家庭发生了剧变。哥哥21岁时应征去关东军当兵，那年受了伤被撵回了家。家里只剩父亲一个人干活挣钱，粮食和配给的布匹都卖了，给哥哥治病的钱还是不够。为了分担父亲的负担，母亲领着姐妹们去挖野菜、捡柴火来补贴家用。即便这样，“全家缺吃少穿，生活困难极了”。于是，铃木五三美努力说服父母，报名参加了开拓团，因为政府给的津贴是6草包大豆。“这6草包大豆，能使全家活下去，”多年以后，铃木这样回忆当时的初衷。1945年4月，她参加勤劳奉仕队来到中国桦川县。“一同而来还有五十多人，绝大多数也是女孩子。”
住在鹿儿岛县明赖市的山木濑子，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父亲是理发师，母亲和奶奶帮衬着父亲，生活虽说不富裕，倒也平安。1942年，“上边非要我们参加开拓团到满洲去不可，而且把满洲说得天花乱坠，月儿般圆……山水濒子兴高采烈地跟着家人出发了……”而当时，她才8岁，很久以后，她才明白那时为什么大人们都满面愁容。
真相
刚开始，开拓团的生活确实给这些贫苦的人们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和幸福。每户人家都分了新房子、土地；尽管不懂这里的耕作，但依旧会有足量的大米和上等的棉布配给。水野百合子回忆道：“从日本来到中国，我们不但吃饱了肚子，还都成了人上人。”
但不安也渐渐影响着这些远道而来的淳朴百姓。“当我们一走进屯里，我觉得一切都和他们说的不一样。”水野百合子说道，“房子是哪里来的呢？一打听才知道，都是中国人流血汗盖的。我们分到的那些油黑油黑的旱田和水田，原来也都是中国人种着的土地，因为我们来，才把他们都撵走了。中国人穿的是像麻袋片一样的更生布，而且不准吃一粒大米……”
乡下的日本侨民生活境况更加困难。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6月份，男人们就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两个年龄过高的开拓团长。“家家没有了男人，咋过活呀，剩下的女人都抱着孩子泣不成声，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由于日本政府虚妄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是毫不知情。有一天水野百合子听说日本投降了，她和大家都胆战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两个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只能带一个孩子：“你扔了，中国人会捡去把他养大的……”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们突然听到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而面对即将来临的苏联红军的进攻，开拓团团民只有仓皇逃窜，而且抵抗、撤退，或者……任何事情都来不及组织，局势十分混乱。这种混乱还反映在，下面的执行者很难摸准上级的命令。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一直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以致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或死在他为的“自杀”之中。
去往伊汉通码头的途中，山野百合子失去了自己4岁的女儿，天气越来越冷，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但她依然是幸运的：路上没有遇上苏联红军，更没有碰上自己人的军队。10月初，他们终于到达了方正县。可一来到码头，全都傻眼了。“根本就没有谁来接我们，听说船是来过的，但接走的都是日本军队，没人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1946年1月，中美双方在上海会晤，决定自4月份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最初设想大连、营口、葫芦岛3个港口同时利用，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不能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国际活动为由予以拒绝，承诺其管理区内旅顺、大连一带的日侨由苏联负责遣返。
就这样，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侨俘，等来回国的消息。他们开始奔向葫芦岛，经由那里开始他们返乡的路程。之前那个冬天里靠做煤球维生的15岁男孩，也来到葫芦岛。他就是后来日本有名的影视剧作家国宏威雄。1998年，他根据少年时的这段经历，拍成了影片《葫芦岛大遣返》。
1946年9月，天皇玉音放送之后已过了一年多，超过200万的日本人仍然未被遣返回国，而政府承认大约还有54万人下落不明，直到后来，这都是一个永远未曾凑齐的数字，一些人就在历史中诡异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