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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审美文化主要受到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网络文化三大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消费主义文化过于重视文化的商品属性和商品价值,而忽视了文化的审美属性和人文属性,使审美文化回归感性生活的同时又在挪用与改造中使其走向浅薄与庸俗;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专制主义、一元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和可能性;网络文化张扬个性自由,悬置人文理性,使审美文化缺少应有的价值判断。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克服和纠正这些消极负面影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的积极导向作用。
关键词:审美文化;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 网络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233—05
我国当代审美文化主要受到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网络文化三大思潮的冲击与影响。这三大思潮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重新塑造着当前的审美文化品格,同时也给当前的审美文化建设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给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 消费主义对审美文化的冲击
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的开篇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①鲍德里亚这里所说的“物的包围”就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普遍景观。虽然消费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它以市场逻辑为运作规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区域之间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消费主义已经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文化。消费主义文化促进了中国审美文化的世俗化,使国人的生活从过去的激进革命政治文化氛围中走出来,重新回归感性的日常生活。但是,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在市场法则的驱使下过于重视文化的商品属性和商品价值,而忽视了文化的审美属性和人文属性,片面地倡导“感官至上”、“消费至上”和“娱乐至上”,刺激人的单一的欲望需求,放弃高尚的道德理性,消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人引向单面的人,导致道德和操守的沦落,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消费主义文化常常借助审美文化的包装来装点门面,逐步达到对审美文化的挪用与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传统美学逐渐走出了以现代主义艺术为范本的审美自律的经典模式,投入到感性与视觉的欲望叙事中。我们从对具体的消费主义文化文本的美学细节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代审美文化已经从超功利化和精神升华(净化)的传统模式里走出来,转而满足人们日常的欲望释放和快感追逐,短暂性、平面化和时尚化代替了韵味悠长、意境幽远和个性独特。周小仪指出:“如今审美已不再具有当年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功能。它曾经具有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涵已经变质。在资本的扩张使我们的日常感性生活纳入市场的运作过程之后,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②
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文学艺术在经济利润和市场法则的驱使下,一味追求卖点,走向平面化、低俗化和粗制滥造。某时尚杂志封面的导读文字竟这样介绍:“物欲、爱欲、成功欲、完美欲、没有尽头的幸福欲;占有欲、出位欲、贪欲,欲壑难填。”南方某城市的楼盘广告语赫然写着:“再低就不可能了”,画面上是一位身着低胸薄纱的性感女子,以女性胸部衣服的“低”来暗示房子价格的“低”,其露骨可见一斑。这些充斥大众耳目的审美文化在使人得到瞬间快感、满足人们眼球猎艳的同时,钝化了人们的艺术感觉力和审美想象力,并直接导致审美疲劳、艺术疲劳甚至情感疲劳、心灵疲劳。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一切必须是当下的满足,精神生活已变成了飘忽而过的快感。随笔式的文章已成为合适的文学形式,报纸取代书籍,花样翻新的读物取代了伴随生命历程的著作。人们草草地阅读,追求简短的东西,但不是那种能引起反思的东西,而是那种快速告诉人们消息而又立刻被遗忘的东西。人们不再能真正地阅读,并与他所读的著作结成精神的同盟。”③
媚俗之风愈演愈烈,庸俗、浅薄取代了幽默和韵味,这成为当前审美文化的一个普遍征象。虽然娱乐也是文艺作品的一种功能,但是娱乐中应该蕴涵人性的善良与美好,而不是单纯浅薄的轻飘,一味的轻飘是生命不能承受的,它会导致社会中的个体无法承担崇高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如果到处都充满轻飘飘的情调,那将无法担当把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软实力都搞上去的重任。在娱乐和享受中不能放弃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不能缺少精神力量和理性思考。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一些生活类电视剧屡屡突破观众的道德底线,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和阴谋诡计充斥荧屏,婚外恋、一夜情、不伦之恋也并不少见,这些电视剧为追求所谓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对人性私欲和恶的一面过分展示,一味渲染而不加理性的揭露和批判,严重误导了观众。“在这个片面发展的时代,无论是貌似激进前卫的先锋艺术还是摹拟集体狂欢的明星崇拜与形象消费,在现代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先导下,在货币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双重护航下,打着自由快乐的大旗,正热热闹闹地涤荡着文化的批判反省立场与自由解放品质!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力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④
令人欣慰的是,江西电视台推出的“中国红歌会”,自2006年举办以来,共有13多万人次报名参加,3000多名普通群众通过荧屏吟唱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红歌”。这些反映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历史进程,题材健康、昂扬向上、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红歌”为什么会这么红火?就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民群众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需要。这些“红歌”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植根于火热的生活,表达了对红色历史的缅怀,对革命英雄的敬仰,对幸福生活的赞美,传递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方向,能够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和信心,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因此,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抵制和纠正消费主义文化给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带来的个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颓废特征。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适应人民群众对于先进文化的需求而提出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因而必然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民族成员广泛认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等,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持,是时代精神的精神资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发展和继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交汇融合能增强社会个体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向心力,能为他们提供滋润心灵和安身立命的强大精神支撑。
二、后现代主义对审美文化的冲击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所受的第二个冲击来自后现代主义。关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哪些特征,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审美文化无疑是阐释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丹尼斯•麦奎尔曾指出:“要归纳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文化的角度比从社会的角度简单些,因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当前仍然很明显,甚至这种特征还可能更强化。假如考虑到这个世界仍受到在势不可挡的、统一的逻辑之下营运的全球性财务市场统治的话。后现代的概念更多地指向当前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和精神,以及特定的美学和文化倾向。”⑤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家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即消除了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的对立,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深层走向表层;第二,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从而不再有历史和未来,只留下现在一个时间维度;第三,零散化,主体的消失,即主体开始零散成碎片,世界是物化的世界,而不再是人的世界或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第四,复制,距离感消失,机械复制的结果是文化的衰败和世界的物化。笔者认为,杰姆逊的概括是准确恰当的,并且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原本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涌入中国,并对我国当代审美文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从价值取向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消解伪崇高、专制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同时,也造成了历史观念的迷失与混乱,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和可能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存方式,淡化了人们对国家、社会的感情,弱化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后现代主义对审美文化的影响,以“红色经典”改编最为突出,主要表现为解构历史,消解崇高。例如在一些人的改编下,《红岩》中的江姐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白毛女》中的大春爱上地主黄世仁的千金,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脱不了身,黄继光是自己一不小心摔倒才堵住了枪眼,雷锋是因为傻乎乎地帮人太多而累死的……渗透在“红色经典”中的信仰情怀、理想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都成为被戏谑、调侃和嘲讽的对象。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仿真世界。传统上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功能的连接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表现为符号抛弃了对外部现实的指称,不再同外部指涉物相联系,而是符号之间相互指涉,并建构一种拟像的世界。“红色经典”中的英雄被影视改编戏说之后就成了这里所说的“符号”,已经失去了历史深度。
从后现代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语境看,西方的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站在大众和底层的立场,以一种批判性、反思性的眼光剖析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弊病,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充满着消解、颠覆的怀疑精神,这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更加科学合理地设计人类社会的未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后现代主义所极力倡导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往往把人们的精神世界导向空虚与困惑,甚至逐渐演变为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坚定地推进,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中,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和衷共济。因此,一味地消解而不重构是无益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形成和激励全国人民朝着共同目标努力奋斗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提供坚固的思想纽带,能够有力地纠正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消解意义、消解理想、消解价值标准等不良倾向。
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影视作品中的人性与阶级性的复杂关系,是当前审美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内容。但遗憾的是,当前,有的影视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浅层次地表现革命战争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的“中性”和“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战争的性质,不去关心战争的人心向背、正义与否,不讲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把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都消解虚无化了。更有甚者,把建立在人民立场上的高尚、正义、奉献等情感、观念和选择“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⑥。在他们那里,无论是战士还是懦夫,民族英雄还是汉奸,都是受人性本能驱使的动物。“这种作品不仅是对历史和人性的虚假反映与表现,更是对革命价值传统的严重扭曲和颠覆。”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观总是渗透在对历史事件的把握中。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是被历史证明的科学发现。卡尔•曼海姆说过,在与资产阶级对手进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在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中不可能有“纯理论”。在每一种理论的背后,都隐伏着集团的观点。集团思维这种现象依照利益以及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现象称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主心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是正确对待“红色经典”的前提。我们决不能受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反历史、反主体等思潮的影响,采取一种错误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近代中国革命历史采取虚无态度,否定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对待“红色经典”改编,我们必须坚持阶级性、党性和人性的历史统一,应当防止和克服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批判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⑧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其背景和依据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传统。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前提和保障,如果历史观被颠覆了,那么,与这一历史观相适应的特定价值观念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此,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抵制文艺作品中的价值虚无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科学总结和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规律性提升,它明确揭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能够引领人民在情感上对社会、对国家产生认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如广大人们群众看到“历史丰碑”、“感动中国”、“红色记忆”、“时代先锋”、“劳动者之歌”对历史和现实生活里的先进人物的英雄业绩的写实性宣传时,就能激起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燃起理想精神,积极投身到变革现实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去。
三、网络文化对审美文化的冲击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所受的第三个影响来自网络文化。网络文化是一种技术文化,是新媒介技术与文化主体交融的结晶。从人类文化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来看,网络文化突破了现实既定规则的束缚,张扬了社会个体的自由与创造精神,使得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文化水平的个体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表达自己的情感与体验,激发社会底层的创造热情与智慧。网络文化消解了精英知识分子在审美创造中的话语霸权与垄断地位,为普通个体自由平等地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可贵的平台,使得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但是,在网络文化中,因特网技术能将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通过虚拟的空间潜移默化地渗入大众的心灵。由于这种工具理性非但不受传统的主体性原则和审美表现理性的制约,反而压制着审美表现理性,这就使得大众在审美活动中又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想象性自由与价值理性。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化,大众无意识中往往容易被其感染,一部分人甚至失去了价值选择上的方向感,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由于网络技术的新奇和玄妙,又可能使人们陷入技术工具的黑洞而不能自拔,进而迷失艺术的本性,使虚假的读屏符号成为普遍的价值出发点,使人们面临意义和价值虚无的危机。”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极容易放纵自己,冲破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枷锁,在网络中毫无节制地发泄自己的反叛与愤懑。更严重的是,受网络不良影响而诱发的青少年犯罪及妇女儿童遭受侵害的案件越来越多。来自公安部门的消息显示,被破获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有近80%的犯罪青少年通过网络受到诱惑。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近公布的《中国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网络的出现,使得普通民众能参与到文化创建与传播的过程中来,使得文化更加多元化。但是网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如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张扬个性、反讽社会。这其中,最流行的表征之一就是恶搞文化。恶搞文化在传播中,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反讽和批判体现了一种责任,如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无极》的伪传统和伪崇高进行了绝妙的批判;“知音体标题”、“梨花体诗歌”等恶搞现象的出现,也是恶搞对恶俗文化的另类反击、反讽;《我不想说我是鸡》讲述了一只小鸡在禽流感中的辛酸无奈,体现了珍爱生命、祈求健康的人文精神;《春运帝国》将春运困难、“黄牛党”猖獗等社会现象解析得淋漓尽致。但一些逞一时之快的恶搞作品往往挑战道德底线、公共信息安全等,又反映了责任意识的淡薄。网络文化并不绝对排斥恶搞文化,但网络也不应该放任恶搞文化的泛滥,应努力避免使恶搞文化走向恶俗文化。虽然“恶搞作为一种无根状态下的自由发泄,迎合了人们享受轻松、自由的文化心理,但无节制的自由,又会反噬自身,使人在快乐之中麻木,在愉悦之中迷失”⑩。
网络主体张扬感官与悬置理性的价值定位,使网络空间呈现出去理性、去历史、重娱乐的文化倾向。因为传播的娱乐信息越多,其意义就越少。因而,丧失人文价值的网络行为,难以建构一种媒介文化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著名思想家齐奥尔格•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指出:“哲学史上所有的伟大概念都是把绝对的整体带进琐碎喧闹的多样化生活中……我们不会简单满足对众多事物印象毫无关联的多元性,而是努力寻求把它们维系为一个统一体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确,为了透过诸多现象寻求出路,我们事实上假想了更高的统一体合作为个别现象的中心的存在。”(11)西美尔认为,文化“最极端的内在危险”在于,“人们在根本不存在的个人价值的层面上寻找个人价值”,“目的与目标的地位正在逐渐被手段与方法所篡夺”(12)。网络作为以个体为指向的分众传媒,网络中每个人、每一次的选择,都会成为网络文化的构成因子。网络主体娱乐化的文化取向,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将人文价值理性排斥在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淡化甚至丧失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的能力。(13)因为那些“最直观、最隐秘的信息”、各种形式的游戏、流行偶像、网络真人秀等,本来就与精神、意义无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确保自己核心地位的同时,虽然能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是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并且这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决不是允许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更不允许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14)。因此,面对网络文化的多元混杂和良莠不齐,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领并加以引导规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众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恢复大众的价值理性,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引领大众的政治价值观,关注民生和民情,解释社会热点和焦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大众的人生价值观,使大众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看法融入到共同理想之中;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领大众精神生活,使之成为大众支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大众道德价值观,帮助人们判断行为得失,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审美文化主要受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网络文化三大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消费主义文化过于重视文化的商品属性和欲望刺激,而忽视了文化的审美属性和道德提升功能;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专制主义、一元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和可能;网络文化张扬个性自由,忽视人文理性,使审美文化缺少应有的价值判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告诉我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借助于经济的力量获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但是不是通过强制和威胁,而是通过认同与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活的紧密联系主要是通过审美文化实践来起作用。因此,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克服和纠正这些消极负面影响。
注释
①[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
③[德] 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宋祖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④傅守祥:《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⑤[美]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⑦马建辉:《评文艺中的价值虚无主义思潮》,《求是》2009年第3期。
⑧陆贵山:《文艺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⑨欧阳友权:《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
⑩邓亦林:《“恶搞”与网络文化的价值选择》,《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1)(12)[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吴晏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61、82页。
(13)付丽:《网络泛娱乐倾向的文化反思》,《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
(14)李长春:《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精神文明导刊》2007年第12期。
责任编辑:采 薇
关键词:审美文化;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 网络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233—05
我国当代审美文化主要受到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网络文化三大思潮的冲击与影响。这三大思潮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重新塑造着当前的审美文化品格,同时也给当前的审美文化建设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给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 消费主义对审美文化的冲击
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的开篇写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①鲍德里亚这里所说的“物的包围”就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普遍景观。虽然消费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它以市场逻辑为运作规则,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区域之间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较大,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消费主义已经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文化。消费主义文化促进了中国审美文化的世俗化,使国人的生活从过去的激进革命政治文化氛围中走出来,重新回归感性的日常生活。但是,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在市场法则的驱使下过于重视文化的商品属性和商品价值,而忽视了文化的审美属性和人文属性,片面地倡导“感官至上”、“消费至上”和“娱乐至上”,刺激人的单一的欲望需求,放弃高尚的道德理性,消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人引向单面的人,导致道德和操守的沦落,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消费主义文化常常借助审美文化的包装来装点门面,逐步达到对审美文化的挪用与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传统美学逐渐走出了以现代主义艺术为范本的审美自律的经典模式,投入到感性与视觉的欲望叙事中。我们从对具体的消费主义文化文本的美学细节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代审美文化已经从超功利化和精神升华(净化)的传统模式里走出来,转而满足人们日常的欲望释放和快感追逐,短暂性、平面化和时尚化代替了韵味悠长、意境幽远和个性独特。周小仪指出:“如今审美已不再具有当年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功能。它曾经具有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涵已经变质。在资本的扩张使我们的日常感性生活纳入市场的运作过程之后,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②
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文学艺术在经济利润和市场法则的驱使下,一味追求卖点,走向平面化、低俗化和粗制滥造。某时尚杂志封面的导读文字竟这样介绍:“物欲、爱欲、成功欲、完美欲、没有尽头的幸福欲;占有欲、出位欲、贪欲,欲壑难填。”南方某城市的楼盘广告语赫然写着:“再低就不可能了”,画面上是一位身着低胸薄纱的性感女子,以女性胸部衣服的“低”来暗示房子价格的“低”,其露骨可见一斑。这些充斥大众耳目的审美文化在使人得到瞬间快感、满足人们眼球猎艳的同时,钝化了人们的艺术感觉力和审美想象力,并直接导致审美疲劳、艺术疲劳甚至情感疲劳、心灵疲劳。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一切必须是当下的满足,精神生活已变成了飘忽而过的快感。随笔式的文章已成为合适的文学形式,报纸取代书籍,花样翻新的读物取代了伴随生命历程的著作。人们草草地阅读,追求简短的东西,但不是那种能引起反思的东西,而是那种快速告诉人们消息而又立刻被遗忘的东西。人们不再能真正地阅读,并与他所读的著作结成精神的同盟。”③
媚俗之风愈演愈烈,庸俗、浅薄取代了幽默和韵味,这成为当前审美文化的一个普遍征象。虽然娱乐也是文艺作品的一种功能,但是娱乐中应该蕴涵人性的善良与美好,而不是单纯浅薄的轻飘,一味的轻飘是生命不能承受的,它会导致社会中的个体无法承担崇高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如果到处都充满轻飘飘的情调,那将无法担当把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软实力都搞上去的重任。在娱乐和享受中不能放弃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不能缺少精神力量和理性思考。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一些生活类电视剧屡屡突破观众的道德底线,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和阴谋诡计充斥荧屏,婚外恋、一夜情、不伦之恋也并不少见,这些电视剧为追求所谓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对人性私欲和恶的一面过分展示,一味渲染而不加理性的揭露和批判,严重误导了观众。“在这个片面发展的时代,无论是貌似激进前卫的先锋艺术还是摹拟集体狂欢的明星崇拜与形象消费,在现代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先导下,在货币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双重护航下,打着自由快乐的大旗,正热热闹闹地涤荡着文化的批判反省立场与自由解放品质!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力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④
令人欣慰的是,江西电视台推出的“中国红歌会”,自2006年举办以来,共有13多万人次报名参加,3000多名普通群众通过荧屏吟唱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红歌”。这些反映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历史进程,题材健康、昂扬向上、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红歌”为什么会这么红火?就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民群众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需要。这些“红歌”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植根于火热的生活,表达了对红色历史的缅怀,对革命英雄的敬仰,对幸福生活的赞美,传递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方向,能够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和信心,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因此,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抵制和纠正消费主义文化给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带来的个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颓废特征。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适应人民群众对于先进文化的需求而提出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因而必然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民族成员广泛认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等,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持,是时代精神的精神资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新时期的发展和继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交汇融合能增强社会个体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向心力,能为他们提供滋润心灵和安身立命的强大精神支撑。
二、后现代主义对审美文化的冲击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所受的第二个冲击来自后现代主义。关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哪些特征,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审美文化无疑是阐释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丹尼斯•麦奎尔曾指出:“要归纳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文化的角度比从社会的角度简单些,因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当前仍然很明显,甚至这种特征还可能更强化。假如考虑到这个世界仍受到在势不可挡的、统一的逻辑之下营运的全球性财务市场统治的话。后现代的概念更多地指向当前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和精神,以及特定的美学和文化倾向。”⑤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家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即消除了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的对立,从本质走向现象,从深层走向表层;第二,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从而不再有历史和未来,只留下现在一个时间维度;第三,零散化,主体的消失,即主体开始零散成碎片,世界是物化的世界,而不再是人的世界或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第四,复制,距离感消失,机械复制的结果是文化的衰败和世界的物化。笔者认为,杰姆逊的概括是准确恰当的,并且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原本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涌入中国,并对我国当代审美文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从价值取向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消解伪崇高、专制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同时,也造成了历史观念的迷失与混乱,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和可能性。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生存方式,淡化了人们对国家、社会的感情,弱化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后现代主义对审美文化的影响,以“红色经典”改编最为突出,主要表现为解构历史,消解崇高。例如在一些人的改编下,《红岩》中的江姐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白毛女》中的大春爱上地主黄世仁的千金,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脱不了身,黄继光是自己一不小心摔倒才堵住了枪眼,雷锋是因为傻乎乎地帮人太多而累死的……渗透在“红色经典”中的信仰情怀、理想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都成为被戏谑、调侃和嘲讽的对象。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仿真世界。传统上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功能的连接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表现为符号抛弃了对外部现实的指称,不再同外部指涉物相联系,而是符号之间相互指涉,并建构一种拟像的世界。“红色经典”中的英雄被影视改编戏说之后就成了这里所说的“符号”,已经失去了历史深度。
从后现代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语境看,西方的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站在大众和底层的立场,以一种批判性、反思性的眼光剖析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弊病,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的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充满着消解、颠覆的怀疑精神,这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更加科学合理地设计人类社会的未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后现代主义所极力倡导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往往把人们的精神世界导向空虚与困惑,甚至逐渐演变为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坚定地推进,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小康社会中,更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和衷共济。因此,一味地消解而不重构是无益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形成和激励全国人民朝着共同目标努力奋斗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提供坚固的思想纽带,能够有力地纠正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消解意义、消解理想、消解价值标准等不良倾向。
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影视作品中的人性与阶级性的复杂关系,是当前审美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内容。但遗憾的是,当前,有的影视作品在表现人民革命战争时,只是浅层次地表现革命战争的残酷,把战争和牺牲都描写成所谓的“中性”和“客观”的表象事实,而不去深入挖掘战争的性质,不去关心战争的人心向背、正义与否,不讲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把人民为社会进步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正义性和崇高性都消解虚无化了。更有甚者,把建立在人民立场上的高尚、正义、奉献等情感、观念和选择“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⑥。在他们那里,无论是战士还是懦夫,民族英雄还是汉奸,都是受人性本能驱使的动物。“这种作品不仅是对历史和人性的虚假反映与表现,更是对革命价值传统的严重扭曲和颠覆。”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观总是渗透在对历史事件的把握中。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是被历史证明的科学发现。卡尔•曼海姆说过,在与资产阶级对手进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在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中不可能有“纯理论”。在每一种理论的背后,都隐伏着集团的观点。集团思维这种现象依照利益以及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现象称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主心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是正确对待“红色经典”的前提。我们决不能受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反历史、反主体等思潮的影响,采取一种错误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近代中国革命历史采取虚无态度,否定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对待“红色经典”改编,我们必须坚持阶级性、党性和人性的历史统一,应当防止和克服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批判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⑧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其背景和依据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传统。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前提和保障,如果历史观被颠覆了,那么,与这一历史观相适应的特定价值观念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此,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抵制文艺作品中的价值虚无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科学总结和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规律性提升,它明确揭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能够引领人民在情感上对社会、对国家产生认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如广大人们群众看到“历史丰碑”、“感动中国”、“红色记忆”、“时代先锋”、“劳动者之歌”对历史和现实生活里的先进人物的英雄业绩的写实性宣传时,就能激起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燃起理想精神,积极投身到变革现实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去。
三、网络文化对审美文化的冲击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所受的第三个影响来自网络文化。网络文化是一种技术文化,是新媒介技术与文化主体交融的结晶。从人类文化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来看,网络文化突破了现实既定规则的束缚,张扬了社会个体的自由与创造精神,使得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文化水平的个体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表达自己的情感与体验,激发社会底层的创造热情与智慧。网络文化消解了精英知识分子在审美创造中的话语霸权与垄断地位,为普通个体自由平等地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可贵的平台,使得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但是,在网络文化中,因特网技术能将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通过虚拟的空间潜移默化地渗入大众的心灵。由于这种工具理性非但不受传统的主体性原则和审美表现理性的制约,反而压制着审美表现理性,这就使得大众在审美活动中又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想象性自由与价值理性。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化,大众无意识中往往容易被其感染,一部分人甚至失去了价值选择上的方向感,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由于网络技术的新奇和玄妙,又可能使人们陷入技术工具的黑洞而不能自拔,进而迷失艺术的本性,使虚假的读屏符号成为普遍的价值出发点,使人们面临意义和价值虚无的危机。”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极容易放纵自己,冲破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枷锁,在网络中毫无节制地发泄自己的反叛与愤懑。更严重的是,受网络不良影响而诱发的青少年犯罪及妇女儿童遭受侵害的案件越来越多。来自公安部门的消息显示,被破获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有近80%的犯罪青少年通过网络受到诱惑。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近公布的《中国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网络的出现,使得普通民众能参与到文化创建与传播的过程中来,使得文化更加多元化。但是网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如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张扬个性、反讽社会。这其中,最流行的表征之一就是恶搞文化。恶搞文化在传播中,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反讽和批判体现了一种责任,如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无极》的伪传统和伪崇高进行了绝妙的批判;“知音体标题”、“梨花体诗歌”等恶搞现象的出现,也是恶搞对恶俗文化的另类反击、反讽;《我不想说我是鸡》讲述了一只小鸡在禽流感中的辛酸无奈,体现了珍爱生命、祈求健康的人文精神;《春运帝国》将春运困难、“黄牛党”猖獗等社会现象解析得淋漓尽致。但一些逞一时之快的恶搞作品往往挑战道德底线、公共信息安全等,又反映了责任意识的淡薄。网络文化并不绝对排斥恶搞文化,但网络也不应该放任恶搞文化的泛滥,应努力避免使恶搞文化走向恶俗文化。虽然“恶搞作为一种无根状态下的自由发泄,迎合了人们享受轻松、自由的文化心理,但无节制的自由,又会反噬自身,使人在快乐之中麻木,在愉悦之中迷失”⑩。
网络主体张扬感官与悬置理性的价值定位,使网络空间呈现出去理性、去历史、重娱乐的文化倾向。因为传播的娱乐信息越多,其意义就越少。因而,丧失人文价值的网络行为,难以建构一种媒介文化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著名思想家齐奥尔格•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指出:“哲学史上所有的伟大概念都是把绝对的整体带进琐碎喧闹的多样化生活中……我们不会简单满足对众多事物印象毫无关联的多元性,而是努力寻求把它们维系为一个统一体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确,为了透过诸多现象寻求出路,我们事实上假想了更高的统一体合作为个别现象的中心的存在。”(11)西美尔认为,文化“最极端的内在危险”在于,“人们在根本不存在的个人价值的层面上寻找个人价值”,“目的与目标的地位正在逐渐被手段与方法所篡夺”(12)。网络作为以个体为指向的分众传媒,网络中每个人、每一次的选择,都会成为网络文化的构成因子。网络主体娱乐化的文化取向,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将人文价值理性排斥在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淡化甚至丧失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的能力。(13)因为那些“最直观、最隐秘的信息”、各种形式的游戏、流行偶像、网络真人秀等,本来就与精神、意义无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确保自己核心地位的同时,虽然能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是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并且这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决不是允许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滋长,更不允许动摇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14)。因此,面对网络文化的多元混杂和良莠不齐,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领并加以引导规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众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恢复大众的价值理性,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引领大众的政治价值观,关注民生和民情,解释社会热点和焦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大众的人生价值观,使大众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看法融入到共同理想之中;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领大众精神生活,使之成为大众支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大众道德价值观,帮助人们判断行为得失,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审美文化主要受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网络文化三大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消费主义文化过于重视文化的商品属性和欲望刺激,而忽视了文化的审美属性和道德提升功能;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专制主义、一元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和可能;网络文化张扬个性自由,忽视人文理性,使审美文化缺少应有的价值判断。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告诉我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借助于经济的力量获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但是不是通过强制和威胁,而是通过认同与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活的紧密联系主要是通过审美文化实践来起作用。因此,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克服和纠正这些消极负面影响。
注释
①[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
③[德] 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宋祖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④傅守祥:《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⑤[美]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⑦马建辉:《评文艺中的价值虚无主义思潮》,《求是》2009年第3期。
⑧陆贵山:《文艺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⑨欧阳友权:《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
⑩邓亦林:《“恶搞”与网络文化的价值选择》,《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1)(12)[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吴晏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61、82页。
(13)付丽:《网络泛娱乐倾向的文化反思》,《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
(14)李长春:《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精神文明导刊》2007年第12期。
责任编辑:采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