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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复苏与新起点”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320)第四次峰会近日在多伦多落下帷幕。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改革已显示出了一种系统性变化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代表的声音明显扩大，这反映了承认发展中国家力量、强调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协调新机制的萌芽。
实际上，七国集团(G7)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或承担的功能逐渐部分地向G20转移，就是这种系统性变化的制度化表征之一。
从G20的发展轨迹看，经济或金融危机是重要的推手，发达国家危机管理和全球治理能力的相对下降是直接的原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需要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由此在1999年建立了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就改革国际金融问题进行磋商。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平复，G20在相当长时间内扮演着“非正式对话机制”的角色，直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新一轮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G20才蓦然走向全球治理的前台，并成功地在匹兹堡峰会上取得制度性突破，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成也危机，“败”也危机。如果将G20视为世界权力结构转移的结果或表现，至少表面上这种转移似乎带有明显的“利益非中性”，即，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会在转移中“受损”，而另外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则在转移中“获益”。如果没有危机这柄悬于所有国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全球经济失败这一更大规模的或有损失，很难相信G20能完成由非正式对话机制向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跃进。
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势头正炙时，国际社会能够在G20框架下采取果断、协调一致的行动，但在灾后恢复阶段的多伦多峰会上，却出现了优先刺激经济还是遏制财政赤字、支持还是反对银行税之类的分歧。这些分歧背后反映的是脱胎于危机应对的全球机制“可共苦而不能同甘”的先天缺陷，一旦风险稍歇，便有图穷匕见之谋。
对为期数日的峰会寄予过高的希望不切实际。真正的工作应落实在G20框架下各层政府部门的持续讨论、沟通、劝说，尽可能去达成全球治理纲领的新共识，这个过程应当持续、长期、不懈地进行。
如果G20能够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发祥地，那么新的共识必须对旧的治理纲领作出全面而深刻的检讨。应当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更重要的，应当让发达国家集团明确承认危机相对于旧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内生性。这是“做实”G20的必要性或合法性的第一支柱。
新的机制应当包含更多的“生产性”而非“防御性”，这要求G20框架对全球繁荣管理达成新的共识。“合作平台”固然源自“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但绝对不能固步于此。旧机制应当对过往的国际危机负责，新机制则应当对未来的全球繁荣负责。具体地说，G20机制应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挥更有力的协调作用，借助这个平台，开发一套新的发展纲领，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大程度地、而发达国家能够更为持久地获益于全球繁荣。
中国应当在G20框架内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促成新的治理机制的形成。首先，通过这个平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其次，明确全球共同繁荣的治理纲领，积极探索实现“南北”双赢的发展模式，为新的发展模式注入中国元素。第三，积极争取G20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为G20平台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作出贡献。
应当看到，中国能否通过G20框架更有成效地参与到全球规则重塑进程之中，归根鲒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中国在灾后恢复阶段，压力有增无减。为此，中国对内必须保持经济刺激、结构调整、通胀管理、金融监管等方面的政策灵活性，对外应当联合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货币汇率形成机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议题上争取足够的战略自由度。预则立、不预则废，机会能否顺利转换为收益，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
实际上，七国集团(G7)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或承担的功能逐渐部分地向G20转移，就是这种系统性变化的制度化表征之一。
从G20的发展轨迹看，经济或金融危机是重要的推手，发达国家危机管理和全球治理能力的相对下降是直接的原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需要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由此在1999年建立了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就改革国际金融问题进行磋商。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平复，G20在相当长时间内扮演着“非正式对话机制”的角色，直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新一轮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G20才蓦然走向全球治理的前台，并成功地在匹兹堡峰会上取得制度性突破，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成也危机，“败”也危机。如果将G20视为世界权力结构转移的结果或表现，至少表面上这种转移似乎带有明显的“利益非中性”，即，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会在转移中“受损”，而另外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则在转移中“获益”。如果没有危机这柄悬于所有国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全球经济失败这一更大规模的或有损失，很难相信G20能完成由非正式对话机制向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跃进。
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势头正炙时，国际社会能够在G20框架下采取果断、协调一致的行动，但在灾后恢复阶段的多伦多峰会上，却出现了优先刺激经济还是遏制财政赤字、支持还是反对银行税之类的分歧。这些分歧背后反映的是脱胎于危机应对的全球机制“可共苦而不能同甘”的先天缺陷，一旦风险稍歇，便有图穷匕见之谋。
对为期数日的峰会寄予过高的希望不切实际。真正的工作应落实在G20框架下各层政府部门的持续讨论、沟通、劝说，尽可能去达成全球治理纲领的新共识，这个过程应当持续、长期、不懈地进行。
如果G20能够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发祥地，那么新的共识必须对旧的治理纲领作出全面而深刻的检讨。应当让国际社会认识到，更重要的，应当让发达国家集团明确承认危机相对于旧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内生性。这是“做实”G20的必要性或合法性的第一支柱。
新的机制应当包含更多的“生产性”而非“防御性”，这要求G20框架对全球繁荣管理达成新的共识。“合作平台”固然源自“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但绝对不能固步于此。旧机制应当对过往的国际危机负责，新机制则应当对未来的全球繁荣负责。具体地说，G20机制应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挥更有力的协调作用，借助这个平台，开发一套新的发展纲领，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大程度地、而发达国家能够更为持久地获益于全球繁荣。
中国应当在G20框架内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促成新的治理机制的形成。首先，通过这个平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其次，明确全球共同繁荣的治理纲领，积极探索实现“南北”双赢的发展模式，为新的发展模式注入中国元素。第三，积极争取G20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为G20平台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作出贡献。
应当看到，中国能否通过G20框架更有成效地参与到全球规则重塑进程之中，归根鲒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中国在灾后恢复阶段，压力有增无减。为此，中国对内必须保持经济刺激、结构调整、通胀管理、金融监管等方面的政策灵活性，对外应当联合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在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货币汇率形成机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议题上争取足够的战略自由度。预则立、不预则废，机会能否顺利转换为收益，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