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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与作家萧军接触不浅。萧军不是党员，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又远非一般作家可比，再加上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深为不满，如何与之相处，如何化解其牢骚，确属棘手之事。
毛、萧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有点特别。 1938年3月22日，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想见又担心造次，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萧军询问：愿不愿去见毛泽东？萧军回答：只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这个回答似也在理，但透出的傲气容易给试探者带来心理波折。毛泽东毕竟是大政治家，你不来我就去。他专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还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相陪，一起吃了顿饭。在毛泽东心目中，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以如此礼节待萧军，自然是注重其“鲁迅弟子”的身份和影响。
萧军1940年正式到延安，对延安的氛围逐渐感到不适应，生出不少意见。一是不认同鲁迅艺术学院周扬等人的文艺观点，对周扬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他和罗烽、舒群等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作家尤为不满。二是认为延安存在着用人不公，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一些末流作家挟党自重，一些文化机构的领导不懂文化。总的来看，他认为，“党内：个性被销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
有这诸多烦心事，萧军萌生去意，决定离开延安到重庆。1941年7月15日，他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谈一次。萧军在日记中说，这样做是为了“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由此还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
毛泽东7月18日下午约谈了萧军，自然是挽留。谈话中，萧军先是表达了对周扬最近连载于《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不满，还说他和罗烽、舒群、白朗、艾青诸人，联名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寄给《解放日报》，结果被退了回来。毛泽东表示，《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们就在自己办的《文艺月报》上登。同时嘱咐萧军把发表周扬文章的报纸和他们的反批评文章都寄给他。
据萧军日记，这次谈话的范围很广，说到张作霖、张学良、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和事。说到鲁迅时，毛泽东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萧军讲，“我看你如果不是从事政治，倒很可以成为一个文艺作家”，毛泽东笑着回答，“我是很喜欢文学的”。谈到正题，萧军反映了他个人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包括和别人动刀子打架的事，还说到延安一些作家精神不安，不能工作的状态，诸如艾青的孩子死了等等。他提出的比较尖锐的意见有：党组织的纪律与边区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对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许多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的倾听，让萧军“起了好感”，在日记中说毛泽东“诚朴，人性纯厚，客观”。
这次谈话后，萧军又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情况。 8月 2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封信，直率地表达了对他的一些看法：“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这封信颇为讲究。面对萧军总说别人不是，毛泽东没有陷入具体评论，而是把化解其牢骚的钥匙，伸向为人处事之道。文辞表达既不隐晦，不躲闪，指出毛病又甚为得体。信的开头解释没有当面劝说的原因，是担心“交浅言深”，徒生拘束、尴尬乃至隔阂，这是符合常情的理由。对萧军提出的意见，则整体上做一回应，承认延安确实存在需要改正的不尽人意的坏现象，表明重视他反映的情况。接下来指明萧军不善调理人我关系的性格毛病，才是该信的重点。毛泽东直告，要“安心立命”，必须“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否则没有“出路”。话不在多，却很有分量，且也是事实，切中萧军主观上陷入痛苦的要害所在。接着评价萧军是“极坦白豪爽”之人，把萧军的弱点同他的正面性格联系在一起，由此拉近双方的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早年也属于坦白豪爽之人，他坦陈自己“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和此时的萧军并无大异，故对萧军的一些做法是能够体会的。最后话锋一转，说正因为同你“谈得来”，才做上述“提议”。
这封信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萧军当天回信毛泽东：“承您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郑重感谢的！‘缺乏耐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等等，这怕是我半生来在家庭在社会……碰钉子原因的大部分。”
毛泽东当然知道，做萧军这类文化人的工作，不能靠一封信划上句号。 8月 10日晚上，他又约萧军谈话，很自然地把沟通内容聚焦到萧军的性格上。萧军在日记中说，“我們这次谈话是比第一次更透彻和随便一些”。
由于萧军常为延安“文协”的作家们鸣不平，第二天傍晚，毛泽东特意到杨家沟半山腰“文协”住地看望他们，实际上是想深入了解萧军代表的这群作家的真实情况。由于此行没有见到罗烽和舒群这两位与萧军关系更近的作家， 8月 12日上午，毛泽东又邀约萧军夫妇、艾青夫妇，罗烽、白朗夫妇，以及舒群谈文艺界的情况，还请来中组部部长陈云一道听取反映。萧军在日记中说，“毛一直很兴奋”，“耐心地听，间或记上一笔”，大家“忘了隔阂”。中午毛泽东还留大家一起吃了顿饭。这次聚谈，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解决文艺界存在的争论，并且让这些对延安文坛有些牢骚的人代他搜集相关材料。 8月 29日，毛泽东和胡乔木又找萧军谈话，萧军日记说，毛泽东明确表示，“对于延安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作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如：‘关门主义’‘主观主义’等”。
到此，萧军大体已经服气，感到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文化人是真心的，有诚意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萧军此后不再提离开延安到重庆的事情，留下后也确实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出了力气。当然，他的有些过激观点，遭致不少批评，算是人生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吧。
（摘自《南方》）
毛、萧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有点特别。 1938年3月22日，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想见又担心造次，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萧军询问：愿不愿去见毛泽东？萧军回答：只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这个回答似也在理，但透出的傲气容易给试探者带来心理波折。毛泽东毕竟是大政治家，你不来我就去。他专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还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相陪，一起吃了顿饭。在毛泽东心目中，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以如此礼节待萧军，自然是注重其“鲁迅弟子”的身份和影响。
萧军1940年正式到延安，对延安的氛围逐渐感到不适应，生出不少意见。一是不认同鲁迅艺术学院周扬等人的文艺观点，对周扬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他和罗烽、舒群等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作家尤为不满。二是认为延安存在着用人不公，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一些末流作家挟党自重，一些文化机构的领导不懂文化。总的来看，他认为，“党内：个性被销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
有这诸多烦心事，萧军萌生去意，决定离开延安到重庆。1941年7月15日，他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谈一次。萧军在日记中说，这样做是为了“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由此还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
毛泽东7月18日下午约谈了萧军，自然是挽留。谈话中，萧军先是表达了对周扬最近连载于《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不满，还说他和罗烽、舒群、白朗、艾青诸人，联名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寄给《解放日报》，结果被退了回来。毛泽东表示，《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们就在自己办的《文艺月报》上登。同时嘱咐萧军把发表周扬文章的报纸和他们的反批评文章都寄给他。
据萧军日记，这次谈话的范围很广，说到张作霖、张学良、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和事。说到鲁迅时，毛泽东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萧军讲，“我看你如果不是从事政治，倒很可以成为一个文艺作家”，毛泽东笑着回答，“我是很喜欢文学的”。谈到正题，萧军反映了他个人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包括和别人动刀子打架的事，还说到延安一些作家精神不安，不能工作的状态，诸如艾青的孩子死了等等。他提出的比较尖锐的意见有：党组织的纪律与边区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对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许多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的倾听，让萧军“起了好感”，在日记中说毛泽东“诚朴，人性纯厚，客观”。
这次谈话后，萧军又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情况。 8月 2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封信，直率地表达了对他的一些看法：“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这封信颇为讲究。面对萧军总说别人不是，毛泽东没有陷入具体评论，而是把化解其牢骚的钥匙，伸向为人处事之道。文辞表达既不隐晦，不躲闪，指出毛病又甚为得体。信的开头解释没有当面劝说的原因，是担心“交浅言深”，徒生拘束、尴尬乃至隔阂，这是符合常情的理由。对萧军提出的意见，则整体上做一回应，承认延安确实存在需要改正的不尽人意的坏现象，表明重视他反映的情况。接下来指明萧军不善调理人我关系的性格毛病，才是该信的重点。毛泽东直告，要“安心立命”，必须“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否则没有“出路”。话不在多，却很有分量，且也是事实，切中萧军主观上陷入痛苦的要害所在。接着评价萧军是“极坦白豪爽”之人，把萧军的弱点同他的正面性格联系在一起，由此拉近双方的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早年也属于坦白豪爽之人，他坦陈自己“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和此时的萧军并无大异，故对萧军的一些做法是能够体会的。最后话锋一转，说正因为同你“谈得来”，才做上述“提议”。
这封信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萧军当天回信毛泽东：“承您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郑重感谢的！‘缺乏耐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等等，这怕是我半生来在家庭在社会……碰钉子原因的大部分。”
毛泽东当然知道，做萧军这类文化人的工作，不能靠一封信划上句号。 8月 10日晚上，他又约萧军谈话，很自然地把沟通内容聚焦到萧军的性格上。萧军在日记中说，“我們这次谈话是比第一次更透彻和随便一些”。
由于萧军常为延安“文协”的作家们鸣不平，第二天傍晚，毛泽东特意到杨家沟半山腰“文协”住地看望他们，实际上是想深入了解萧军代表的这群作家的真实情况。由于此行没有见到罗烽和舒群这两位与萧军关系更近的作家， 8月 12日上午，毛泽东又邀约萧军夫妇、艾青夫妇，罗烽、白朗夫妇，以及舒群谈文艺界的情况，还请来中组部部长陈云一道听取反映。萧军在日记中说，“毛一直很兴奋”，“耐心地听，间或记上一笔”，大家“忘了隔阂”。中午毛泽东还留大家一起吃了顿饭。这次聚谈，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解决文艺界存在的争论，并且让这些对延安文坛有些牢骚的人代他搜集相关材料。 8月 29日，毛泽东和胡乔木又找萧军谈话，萧军日记说，毛泽东明确表示，“对于延安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作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如：‘关门主义’‘主观主义’等”。
到此，萧军大体已经服气，感到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文化人是真心的，有诚意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萧军此后不再提离开延安到重庆的事情，留下后也确实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出了力气。当然，他的有些过激观点，遭致不少批评，算是人生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吧。
（摘自《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