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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南京即将沦陷之际，国立中央大学奉命撤往重庆。
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是罗家伦。罗家伦指挥中央大学撤退，很多教学器材需要运往重庆，但由于道路遥远、路途艰辛，所以运输起来非常困难。中央大学有个农学院，农学院有个农场，农场里养了些供教學研究用的牲畜，如荷兰猪、美国牛等等，因为运输困难，罗家伦就对农场场长吩咐说：“这些猪啊牛啊的，没办法运，能杀的就杀，能卖的就卖掉吧！”但农场职工和教授们都不同意，他们说，人在学校在，东西也一定要在。
于是，这些教授和职工就赶着这些猪、牛、羊等往西南撤退，往重庆走。旅途的艰难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天上还不时有日寇的轰炸机。但即使是这样，这些职工和教授也没有动摇，坚定地向着重庆进发。
整整走了一年多，他们才到达重庆。那一天，已经到达重庆一年多的罗家伦校长在重庆郊外看到一群人赶着一群猪、牛、羊，有人告诉罗校长说“那些猪、牛、羊好像是我们学校的”。罗家伦走近一看，赶猪、牛、羊的人果然是学校的职工和教授，他们的胡子都很长了，像一群野人。罗家伦当时就哭了，抱住那些职工和教授哭，然后又抱住那些猪、牛、羊哭，大家也都抱住那些牲畜哭，哭成了一片……
1931年，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在教学过程中，卢瑟福被赵忠尧的勤奋求学精神所感动，所以，在赵忠尧学成归国时，特意将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赠送给他。
赵忠尧特别感动。虽然这种镭在全世界都禁运，但他还是历经千难万险将这50毫克镭带回中国，存放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保险柜中，供研究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数日后，战火逼近北平。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号令，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将平津的几所高校迁往上述两地。师生们开始撤离平津地区，赵忠尧也准备撤离，前往长沙。
但赵忠尧没有马上走，因为他惦记着一件事，就是卢瑟福赠送给他的那50毫克镭还保存在清华大学实验室中。那时，北平已经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华园，返回清华园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但赵忠尧担心这50毫克镭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这份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珍宝。
赵忠尧想到梁思成先生有一辆小轿车，就急匆匆地来到梁思成家，请他帮忙一同去清华园取镭，梁思成一听，立即答应。于是，他们在黄昏时分开车出城，冒着随时被日本士兵抓住的危险，悄悄潜入清华园，进入实验室，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50毫克镭，趁着夜色，再悄悄驶出清华园，千方百计躲过日军的盘查，返回城中。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赵忠尧与梁思成握别，然后便带着这份珍宝上路了。天亮以后，他找到一个咸菜坛子，把镭放在咸菜坛子中，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起向长沙进发。
一路上，为了躲避日军的盘查、保护这50毫克镭，赵忠尧白天藏起来，天黑了才敢上路。他也不敢走大路，只挑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小路走。这样，赵忠尧差不多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却从未让那个咸菜坛子离开过自己。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走，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原本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衣服破烂、蓬头垢面、拄着一根棍子的乞丐。当赵忠尧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门前，看到飘扬的国旗时，眼泪瞬间扑簌而下。恰好此时梅贻琦校长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用沙哑的声音喊了声“梅校长”！然后放声痛哭起来。梅贻琦起初没有认出这个“乞丐”，再细看，才发现是赵忠尧教授，便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泪水也夺眶而出……
（苏童荐自《大江晚报》 图：蒋齐生/新华社）
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是罗家伦。罗家伦指挥中央大学撤退，很多教学器材需要运往重庆，但由于道路遥远、路途艰辛，所以运输起来非常困难。中央大学有个农学院，农学院有个农场，农场里养了些供教學研究用的牲畜，如荷兰猪、美国牛等等，因为运输困难，罗家伦就对农场场长吩咐说：“这些猪啊牛啊的，没办法运，能杀的就杀，能卖的就卖掉吧！”但农场职工和教授们都不同意，他们说，人在学校在，东西也一定要在。
于是，这些教授和职工就赶着这些猪、牛、羊等往西南撤退，往重庆走。旅途的艰难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天上还不时有日寇的轰炸机。但即使是这样，这些职工和教授也没有动摇，坚定地向着重庆进发。
整整走了一年多，他们才到达重庆。那一天，已经到达重庆一年多的罗家伦校长在重庆郊外看到一群人赶着一群猪、牛、羊，有人告诉罗校长说“那些猪、牛、羊好像是我们学校的”。罗家伦走近一看，赶猪、牛、羊的人果然是学校的职工和教授，他们的胡子都很长了，像一群野人。罗家伦当时就哭了，抱住那些职工和教授哭，然后又抱住那些猪、牛、羊哭，大家也都抱住那些牲畜哭，哭成了一片……
1931年，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在教学过程中，卢瑟福被赵忠尧的勤奋求学精神所感动，所以，在赵忠尧学成归国时，特意将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赠送给他。
赵忠尧特别感动。虽然这种镭在全世界都禁运，但他还是历经千难万险将这50毫克镭带回中国，存放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保险柜中，供研究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数日后，战火逼近北平。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号令，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将平津的几所高校迁往上述两地。师生们开始撤离平津地区，赵忠尧也准备撤离，前往长沙。
但赵忠尧没有马上走，因为他惦记着一件事，就是卢瑟福赠送给他的那50毫克镭还保存在清华大学实验室中。那时，北平已经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华园，返回清华园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但赵忠尧担心这50毫克镭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这份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珍宝。
赵忠尧想到梁思成先生有一辆小轿车，就急匆匆地来到梁思成家，请他帮忙一同去清华园取镭，梁思成一听，立即答应。于是，他们在黄昏时分开车出城，冒着随时被日本士兵抓住的危险，悄悄潜入清华园，进入实验室，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50毫克镭，趁着夜色，再悄悄驶出清华园，千方百计躲过日军的盘查，返回城中。
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赵忠尧与梁思成握别，然后便带着这份珍宝上路了。天亮以后，他找到一个咸菜坛子，把镭放在咸菜坛子中，自己打扮成老百姓，随着逃难的人群一起向长沙进发。
一路上，为了躲避日军的盘查、保护这50毫克镭，赵忠尧白天藏起来，天黑了才敢上路。他也不敢走大路，只挑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小路走。这样，赵忠尧差不多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却从未让那个咸菜坛子离开过自己。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走，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原本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变成了一个衣服破烂、蓬头垢面、拄着一根棍子的乞丐。当赵忠尧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办事处门前，看到飘扬的国旗时，眼泪瞬间扑簌而下。恰好此时梅贻琦校长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用沙哑的声音喊了声“梅校长”！然后放声痛哭起来。梅贻琦起初没有认出这个“乞丐”，再细看，才发现是赵忠尧教授，便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泪水也夺眶而出……
（苏童荐自《大江晚报》 图：蒋齐生/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