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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用红笔书写名字引发的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对簿公堂。事件的本身很简单，究竟是谁的原因让这个原本简单的事件变成了一个案件呢？
4月20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院开庭，再审2006年12月20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某小学学校大门口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厮打”一案。法庭上原告老师马云（化名）方和被告学生家长张玲（化名）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红笔写名字能咒死人
据学生芳芳叙说，2006年11月某周三早读的时候，她在自己练习本皮上面，用心爱的红色笔写上了“马老师和他自己的名字”，被同桌看到了，说不能用红笔写老师的名字，那样会诅咒死老师的。同桌咄咄逼人的语气让芳芳很反感，于是她不耐烦地回应了一句，“咒死就咒死！”
第一节语文课，同桌把芳芳用红笔写名字的事情告诉了马老师。马老师很生气，把芳芳揪到前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地说，“你想咒死我？小心别把你爸爸咒死了，因为你爸爸得了癌症……”
芳芳说：“这一节课，我一直站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老师几乎都在说我，就是讲课，也动不动引申到我。我满脑子在想爸爸到底得了什么绝症？妈妈为什么沒有说过？”
芳芳回忆道：“后面三节课，马老师让我在办公室里一直写检查，我不知道该怎么写，马老师就用拳头一次次地捣我，把我的胸肋骨捣得生疼。检查的内容大部分是马老师说一句，我照她说的写一句。之后，老师还在班上公开说，让同学们离我远点，小心我诅咒他们，从此同学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
芳芳家长张玲说，“那天芳芳回来哭着问爸爸得病的事情，我很郁闷，孩子怎么知道的？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隐瞒着她爸爸得病的事。”
据张玲介绍，开学时马老师曾向她借五万元钱，马老师说她买新房子时借了钱，现在需要还钱。以前张玲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但一年前，丈夫被诊断患有肠癌，手术治疗花销很大。张玲如实给马老师说了家里的难处，但并没有马上回绝马老师，说回家跟爱人商量一下。张玲认为马老师为此事迁怒芳芳。更让她生气的是，从那天起，芳芳经常喊她的肋骨疼，还常常夜里被噩梦惊醒，出虚汗，并变得胆小寡言了。
矛盾升级
为了和老师好好沟通好这件事情，张玲专门让从事教育工作的姐姐送芳芳去学校。
芳芳姨妈对记者说：“见到老师的时候孩子紧抓着我的手，身子瑟瑟发抖。孩子妈妈向我叙述了事情经过，我想跟老师交谈一下，希望她善待孩子。可是她爱理不理的态度，让人很不舒服。在办公室里，马老师拿出芳芳的检查给我看，这上面都是芳芳骂她的话，因为知道这份检查是在马老师逼迫下写出来的，我没仔细看就撕了。”
张玲说，芳芳姨妈走后，芳芳根本没有上成课，而是被马老师叫到办公室，又照原来的样子写了一份检查，后面专门注明，第一份检查被姨妈撕了。
从那以后，芳芳开始央求妈妈，说她怕，不愿去学校了。为了缓和孩子的惊恐情绪，张玲托别人向马老师请了假，带着孩子跟自己出差去了北京。
一周后，孩子情绪稍有好转，才怯怯地返回了学校。可是，老师依然没有让她上课，而是把孩子交给了校长，芳芳又被校长批评了，对学生而言，这是一件无地自容的事情。芳芳哭着回到了家。张玲觉得老师有些过分，当即拨通了马老师的电话质问了她……
双方在电话中的对话越说越难听，后来简直就是出言不逊。
气愤之下张玲开着车和姐姐来到了学校。
张玲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车一到校门口，就见马云在门卫室门口冲里面喊：来了！来了！我没有理会她，径直朝校长办公室楼走去，可没想到校长突然从门卫室里冲出来，大声对我呵斥道：你滚！我蒙了，我就是来找校长评理的，校长的态度让我震惊更让我失望。校长情绪激动地冲我咆哮，根本不听我说什么，而此时的马云却站在门卫室门口幸灾乐祸地嘲笑。我冲向她，要拉她去校长那里理论，可我刚抓到她胳膊时她就顺手给了我脸上一巴掌，血从我的嘴角流了出来，我气愤地抓住了她的马尾头发，和她厮打了起来……”
芝麻大的事就这样越闹越大。事后，马云和张玲分别对自己的伤情做了法医鉴定，两人均为轻微伤。
2007年3月，马云一纸诉状递到法院，向张玲提出包括误工费、门诊费、住院费、营养费、伤情鉴定费、法医鉴定费、陪护费、交通费在内的2.5万元和1000元精神赔偿费的赔偿要求。
经过两次庭审，双方僵持不下，都拒绝调解解决。
求证得不到统一的口径
事情的导火线就是“红笔写了名字”，用红笔写名字能咒死人，这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在校园这样一个崇尚科学和追求客观真理的领地，怎么会因此引发了治安事件？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芳芳先前就读的学校，先后接触了六·三班的十来个学生。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说到了“红笔写名字咒人”这个话题。许多学生都义愤填膺地说：“芳芳用红笔写老师的名字，诅咒老师就是不对！”
因为考虑到被采访学生会有思想压力，记者特意没有问他们的姓名，只要求说说他们亲眼所见的相关镜头。
关于“红笔事件”，记者听到了几个版本：有的说是芳芳已经用红笔写好了马老师三个字，然后特意给同桌说，知道用红笔写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有的说是芳芳知道红笔可以咒死人的信息后，故意在一张纸上写了好多“马云”。
也有的说，芳芳只用红笔写了马老师，而自己的名字是用黑色笔写的。可至今，这些都是学生们所说，谁也没有拿出实物证据。
关于马老师在操场向张玲借钱的事，马老师坚决否认。
2006年12月20日，张玲到底带来多少人到学校闹事，也是口径不一。校方说是五六个人，还有男人，而张玲说就她和姐姐。一个当时在现场的学生描述了当时他看到的一切：“我看到芳芳妈妈拽着马老师的头发不放，被其他老师拉开了，马老师被拉了出去。当时我只看到了芳芳妈妈和她的姨妈，车上是否有人，我没有看到。”
至于是否当众说了关于芳芳爸爸得癌症的事，一些同学坚决否认，一些同学沉默，还有一些同学说是同学们在底下传开来的。可张玲说，她是在马老师向她借钱，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给老师说出丈夫病情的，而对自己的孩子一直都是守口如瓶，又怎么可能给孩子的同学说？
大部分被采访同学的口径和马老师一样，就是没有亲眼看到的场景他们也说得极为一致，记者问他们这些消息的来源，一个学生抢先回答：无可奉告。
大家看事
整个采访中，张玲也好，马老师也好，她们说到悲愤时，都会伤心地痛哭，但从他们对同一件事描述的多个版本来看，就说明其中一定有人说了谎话。
该学校张校长颇有感触地说：“家长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校领导解决，我们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还有我们的上级，如果牵扯到法律问题，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怎么能用这么粗鲁的手段解决问题呢？这么一来，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了。”
据悉，事发后，天山区教育局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派专人对事情的经过进行了调查核实，其态度也很明确，如果是老师的问题决不姑息，严肃处理；如果是老师无辜受辱，要坚决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家长，有的家长认为老师教育学生，规范学生的行为是天经地义，但也许是沟通方法出了问题；有的家长则认为老师有些小题大做了，首先要教育学生的应该是反对迷信。
在马老师的办公室里，几个女老师谈起此事时，表情中充满了无奈和失望：“我们心凉极了，芳芳可是马老师带了四年的学生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感觉一下子没有了安全感，老师以后还要不要管学生？管了会不会也遭到辱骂和殴打？”
如今，芳芳已经转学，记者到了芳芳所在的新学校了解到，芳芳的同学夸她团结同学，样样要求进步，这和先前所在学校听到的一些同学所描述的那个“爱骂人、脾气坏、不交作业……”的芳芳判若两人。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老师？家长？还是学生自己？
后记：
记者多次和芳芳交谈，她的眼神总是忧郁的，这件事让她变成了一只惊弓之鸟，显得非常敏感和脆弱。记者原本想拍一张芳芳的图片，芳芳本人拒绝了，她说，“我刚来的这个学校非常好，同学们都跟我玩，老师对我也很好，如果同学们知道我是因为这件事转学的，会不会也像那个学校的同学一样，都不再理我？”
芳芳还担心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会影响上小学的弟弟小虎（化名）。
孰是孰非？目前双方主观的描述难以让人看清事件客观的一面，记者调查也好，相关部门的调查也罢，其信息来源都是一致的，正如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我们把这个事件呈现给读者，并不是关注这场官司的输赢，而更加关注的是整个事件背后的那些无法拿到法庭上论证是非的东西。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老师、家长、学校、家庭又该给孩子传输些什么呢？
4月20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法院开庭，再审2006年12月20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市某小学学校大门口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厮打”一案。法庭上原告老师马云（化名）方和被告学生家长张玲（化名）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红笔写名字能咒死人
据学生芳芳叙说，2006年11月某周三早读的时候，她在自己练习本皮上面，用心爱的红色笔写上了“马老师和他自己的名字”，被同桌看到了，说不能用红笔写老师的名字，那样会诅咒死老师的。同桌咄咄逼人的语气让芳芳很反感，于是她不耐烦地回应了一句，“咒死就咒死！”
第一节语文课，同桌把芳芳用红笔写名字的事情告诉了马老师。马老师很生气，把芳芳揪到前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地说，“你想咒死我？小心别把你爸爸咒死了，因为你爸爸得了癌症……”
芳芳说：“这一节课，我一直站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老师几乎都在说我，就是讲课，也动不动引申到我。我满脑子在想爸爸到底得了什么绝症？妈妈为什么沒有说过？”
芳芳回忆道：“后面三节课，马老师让我在办公室里一直写检查，我不知道该怎么写，马老师就用拳头一次次地捣我，把我的胸肋骨捣得生疼。检查的内容大部分是马老师说一句，我照她说的写一句。之后，老师还在班上公开说，让同学们离我远点，小心我诅咒他们，从此同学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
芳芳家长张玲说，“那天芳芳回来哭着问爸爸得病的事情，我很郁闷，孩子怎么知道的？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隐瞒着她爸爸得病的事。”
据张玲介绍，开学时马老师曾向她借五万元钱，马老师说她买新房子时借了钱，现在需要还钱。以前张玲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但一年前，丈夫被诊断患有肠癌，手术治疗花销很大。张玲如实给马老师说了家里的难处，但并没有马上回绝马老师，说回家跟爱人商量一下。张玲认为马老师为此事迁怒芳芳。更让她生气的是，从那天起，芳芳经常喊她的肋骨疼，还常常夜里被噩梦惊醒，出虚汗，并变得胆小寡言了。
矛盾升级
为了和老师好好沟通好这件事情，张玲专门让从事教育工作的姐姐送芳芳去学校。
芳芳姨妈对记者说：“见到老师的时候孩子紧抓着我的手，身子瑟瑟发抖。孩子妈妈向我叙述了事情经过，我想跟老师交谈一下，希望她善待孩子。可是她爱理不理的态度，让人很不舒服。在办公室里，马老师拿出芳芳的检查给我看，这上面都是芳芳骂她的话，因为知道这份检查是在马老师逼迫下写出来的，我没仔细看就撕了。”
张玲说，芳芳姨妈走后，芳芳根本没有上成课，而是被马老师叫到办公室，又照原来的样子写了一份检查，后面专门注明，第一份检查被姨妈撕了。
从那以后，芳芳开始央求妈妈，说她怕，不愿去学校了。为了缓和孩子的惊恐情绪，张玲托别人向马老师请了假，带着孩子跟自己出差去了北京。
一周后，孩子情绪稍有好转，才怯怯地返回了学校。可是，老师依然没有让她上课，而是把孩子交给了校长，芳芳又被校长批评了，对学生而言，这是一件无地自容的事情。芳芳哭着回到了家。张玲觉得老师有些过分，当即拨通了马老师的电话质问了她……
双方在电话中的对话越说越难听，后来简直就是出言不逊。
气愤之下张玲开着车和姐姐来到了学校。
张玲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车一到校门口，就见马云在门卫室门口冲里面喊：来了！来了！我没有理会她，径直朝校长办公室楼走去，可没想到校长突然从门卫室里冲出来，大声对我呵斥道：你滚！我蒙了，我就是来找校长评理的，校长的态度让我震惊更让我失望。校长情绪激动地冲我咆哮，根本不听我说什么，而此时的马云却站在门卫室门口幸灾乐祸地嘲笑。我冲向她，要拉她去校长那里理论，可我刚抓到她胳膊时她就顺手给了我脸上一巴掌，血从我的嘴角流了出来，我气愤地抓住了她的马尾头发，和她厮打了起来……”
芝麻大的事就这样越闹越大。事后，马云和张玲分别对自己的伤情做了法医鉴定，两人均为轻微伤。
2007年3月，马云一纸诉状递到法院，向张玲提出包括误工费、门诊费、住院费、营养费、伤情鉴定费、法医鉴定费、陪护费、交通费在内的2.5万元和1000元精神赔偿费的赔偿要求。
经过两次庭审，双方僵持不下，都拒绝调解解决。
求证得不到统一的口径
事情的导火线就是“红笔写了名字”，用红笔写名字能咒死人，这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在校园这样一个崇尚科学和追求客观真理的领地，怎么会因此引发了治安事件？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芳芳先前就读的学校，先后接触了六·三班的十来个学生。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说到了“红笔写名字咒人”这个话题。许多学生都义愤填膺地说：“芳芳用红笔写老师的名字，诅咒老师就是不对！”
因为考虑到被采访学生会有思想压力，记者特意没有问他们的姓名，只要求说说他们亲眼所见的相关镜头。
关于“红笔事件”，记者听到了几个版本：有的说是芳芳已经用红笔写好了马老师三个字，然后特意给同桌说，知道用红笔写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有的说是芳芳知道红笔可以咒死人的信息后，故意在一张纸上写了好多“马云”。
也有的说，芳芳只用红笔写了马老师，而自己的名字是用黑色笔写的。可至今，这些都是学生们所说，谁也没有拿出实物证据。
关于马老师在操场向张玲借钱的事，马老师坚决否认。
2006年12月20日，张玲到底带来多少人到学校闹事，也是口径不一。校方说是五六个人，还有男人，而张玲说就她和姐姐。一个当时在现场的学生描述了当时他看到的一切：“我看到芳芳妈妈拽着马老师的头发不放，被其他老师拉开了，马老师被拉了出去。当时我只看到了芳芳妈妈和她的姨妈，车上是否有人，我没有看到。”
至于是否当众说了关于芳芳爸爸得癌症的事，一些同学坚决否认，一些同学沉默，还有一些同学说是同学们在底下传开来的。可张玲说，她是在马老师向她借钱，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给老师说出丈夫病情的，而对自己的孩子一直都是守口如瓶，又怎么可能给孩子的同学说？
大部分被采访同学的口径和马老师一样，就是没有亲眼看到的场景他们也说得极为一致，记者问他们这些消息的来源，一个学生抢先回答：无可奉告。
大家看事
整个采访中，张玲也好，马老师也好，她们说到悲愤时，都会伤心地痛哭，但从他们对同一件事描述的多个版本来看，就说明其中一定有人说了谎话。
该学校张校长颇有感触地说：“家长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校领导解决，我们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还有我们的上级，如果牵扯到法律问题，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怎么能用这么粗鲁的手段解决问题呢？这么一来，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了。”
据悉，事发后，天山区教育局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派专人对事情的经过进行了调查核实，其态度也很明确，如果是老师的问题决不姑息，严肃处理；如果是老师无辜受辱，要坚决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家长，有的家长认为老师教育学生，规范学生的行为是天经地义，但也许是沟通方法出了问题；有的家长则认为老师有些小题大做了，首先要教育学生的应该是反对迷信。
在马老师的办公室里，几个女老师谈起此事时，表情中充满了无奈和失望：“我们心凉极了，芳芳可是马老师带了四年的学生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感觉一下子没有了安全感，老师以后还要不要管学生？管了会不会也遭到辱骂和殴打？”
如今，芳芳已经转学，记者到了芳芳所在的新学校了解到，芳芳的同学夸她团结同学，样样要求进步，这和先前所在学校听到的一些同学所描述的那个“爱骂人、脾气坏、不交作业……”的芳芳判若两人。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老师？家长？还是学生自己？
后记：
记者多次和芳芳交谈，她的眼神总是忧郁的，这件事让她变成了一只惊弓之鸟，显得非常敏感和脆弱。记者原本想拍一张芳芳的图片，芳芳本人拒绝了，她说，“我刚来的这个学校非常好，同学们都跟我玩，老师对我也很好，如果同学们知道我是因为这件事转学的，会不会也像那个学校的同学一样，都不再理我？”
芳芳还担心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后，会影响上小学的弟弟小虎（化名）。
孰是孰非？目前双方主观的描述难以让人看清事件客观的一面，记者调查也好，相关部门的调查也罢，其信息来源都是一致的，正如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我们把这个事件呈现给读者，并不是关注这场官司的输赢，而更加关注的是整个事件背后的那些无法拿到法庭上论证是非的东西。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老师、家长、学校、家庭又该给孩子传输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