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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经典博大精深，孔子所倡导的修己以树仁心、尊礼以敬政事的思想，也是中华廉政文化的重要一脉，对于当今廉政文化建设也不失为一重要资源。
守规矩尊法度的法纪观。人类是群居动物。任何文明的圣贤都会教导人们要守规矩尊法度。守规矩尊法度是人得以立身立命的根本之道。中国轴心时代思想家孔子自然也不例外。如孔子所言：“以约失之者鲜矣。”对于“敬事”而言，以礼制法度自我约束的人出现过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身处春秋末期的孔子，在修校《春秋》时深谙春秋僭越礼制的卿大夫等一体官员的奢靡与贪得无厌，同时也深深钦佩像柳下惠等廉能大夫守规矩尊法度的君子品格。
像柳下惠这样的儒士大夫，宁可三度丢官，也不屈从而废法度。在孔子看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就是说，君子注重是非原则，不会因名利、因得罪君卿而僭越法度；小人则不然，在面对名利时，往往会不顾是非原则而奉迎君卿偏私苟合。在孔子看来：“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往往心态平和而不骄纵，小人却常常骄纵而心态不平和。“骄而不泰”的心态与作为，往往是越规愈矩、践踏法度的始端。
守规矩尊法度的反面，即不守规矩、不尊法度，与喜奢靡纵贪腐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品行之人的两个面相。二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品性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俭者未必不致贪，但奢者必致贪。奢者——未谙大道、未固仁人之心的末流士子或贵族纨绔子弟——面对名利必然会义无反顾地追逐，哪还顾得了规矩法度。因而，孔子就告诫弟子：“礼，与其奢也，宁俭。”孔子早就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奢靡之风了。吾等岂不汗颜哉！
“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职业伦理观。履职公事必忠于职守、克己奉公，这在孔子的观念中是君子的“天性”所然。对于随时准备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来说，万不可贪图舒适安逸的生活，入职后更不能贪图享乐。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这是孔子告诫士人说：如果他留恋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就不能够算个有出息的士人。因此，戒除贪图安逸、贪图享乐，是知识分子和为政士人的起码品端。所以，孔子还说，君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任职后，该何如？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在执政的岗位上，万万不可懈怠、不可滋生厌倦；施政一定要有负责任的态度。有一次学生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从政的问题，孔子说：“先之劳之。”子路继续究问，孔子说：“无倦。”工作走在下属或百姓前面，对下属或百姓要慰劳奖勉；对工作不要厌倦懈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忠于职守，体恤下属。既以身作则，又体恤下属、懂得奖掖，下属自然会尽心尽责工作。这就是孔子的工作态度，对下属、对工作的仁心道义。
“正人先正己，己正民自正”的从政观。严于律己、重道弘德、率先垂范，是为官者之为好官的根本前提。管理者、施政者万不能“屁股上挂镜子”，光能看见别人的毛病，而唯独看不见自己的缺点；万不可只正别人不正自己。否则，丢官、入狱，甚至丧命，就将不期而然。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这里孔子讲的是为官的辩证法。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符合官位的要求，但他的品德不能保住官位，即使得到了官位，也一定会再失去。聪明才智符合官位的要求，品德能保住官位，但不用严肃的态度管理民众，民众就不会认真谨慎地执行指令。聪明才智符合官位的要求，品德能保住官位，也能用严肃的态度管理民众，但不依据礼度来役使民众，还不能算做得好。
鲁国执政卿（相当于这个诸侯国的宰相）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治理问题。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的大意是说，政治的目标就是正确合理，您用正确合理的行为做出表率，鲁国上下谁的行为敢不正确合理？其实，季康子这个专权的执政卿，想问的是治理贵族和“四民”的技术或者手段。显然，孔子给出的是施政大道，而非治理技艺。孔子有的是政治治理的技艺，只是他的治理技艺都是“吾从周”礼制法度的东西，对于季康子这个僭越礼制的家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季康子的治理之下，任何治理手段都不会扭转鲁国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局面。
在孔子看来：“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你执政者如果崇尚礼仪，百姓很自然地就容易管理了。当官的只要率先垂范，世风、民风自然趋正。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单位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说：当政者如果能端正自己的行为，对于管理政事来说还有什么难的？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怎么去端正别人的行为呢？
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我们实在不能埋怨群众成天骂干部，应当反省我们自身。如孔子的意思：我们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就可以消除人们对自己的不满了。孔子的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有定力勤政为民，勇担当求真务实，重规矩严于律己，这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儒士为官之道的精华所在。
（韩斌全）
守规矩尊法度的法纪观。人类是群居动物。任何文明的圣贤都会教导人们要守规矩尊法度。守规矩尊法度是人得以立身立命的根本之道。中国轴心时代思想家孔子自然也不例外。如孔子所言：“以约失之者鲜矣。”对于“敬事”而言，以礼制法度自我约束的人出现过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身处春秋末期的孔子，在修校《春秋》时深谙春秋僭越礼制的卿大夫等一体官员的奢靡与贪得无厌，同时也深深钦佩像柳下惠等廉能大夫守规矩尊法度的君子品格。
像柳下惠这样的儒士大夫，宁可三度丢官，也不屈从而废法度。在孔子看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就是说，君子注重是非原则，不会因名利、因得罪君卿而僭越法度；小人则不然，在面对名利时，往往会不顾是非原则而奉迎君卿偏私苟合。在孔子看来：“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往往心态平和而不骄纵，小人却常常骄纵而心态不平和。“骄而不泰”的心态与作为，往往是越规愈矩、践踏法度的始端。
守规矩尊法度的反面，即不守规矩、不尊法度，与喜奢靡纵贪腐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品行之人的两个面相。二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品性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俭者未必不致贪，但奢者必致贪。奢者——未谙大道、未固仁人之心的末流士子或贵族纨绔子弟——面对名利必然会义无反顾地追逐，哪还顾得了规矩法度。因而，孔子就告诫弟子：“礼，与其奢也，宁俭。”孔子早就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奢靡之风了。吾等岂不汗颜哉！
“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职业伦理观。履职公事必忠于职守、克己奉公，这在孔子的观念中是君子的“天性”所然。对于随时准备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来说，万不可贪图舒适安逸的生活，入职后更不能贪图享乐。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这是孔子告诫士人说：如果他留恋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就不能够算个有出息的士人。因此，戒除贪图安逸、贪图享乐，是知识分子和为政士人的起码品端。所以，孔子还说，君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任职后，该何如？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在执政的岗位上，万万不可懈怠、不可滋生厌倦；施政一定要有负责任的态度。有一次学生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从政的问题，孔子说：“先之劳之。”子路继续究问，孔子说：“无倦。”工作走在下属或百姓前面，对下属或百姓要慰劳奖勉；对工作不要厌倦懈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忠于职守，体恤下属。既以身作则，又体恤下属、懂得奖掖，下属自然会尽心尽责工作。这就是孔子的工作态度，对下属、对工作的仁心道义。
“正人先正己，己正民自正”的从政观。严于律己、重道弘德、率先垂范，是为官者之为好官的根本前提。管理者、施政者万不能“屁股上挂镜子”，光能看见别人的毛病，而唯独看不见自己的缺点；万不可只正别人不正自己。否则，丢官、入狱，甚至丧命，就将不期而然。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这里孔子讲的是为官的辩证法。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符合官位的要求，但他的品德不能保住官位，即使得到了官位，也一定会再失去。聪明才智符合官位的要求，品德能保住官位，但不用严肃的态度管理民众，民众就不会认真谨慎地执行指令。聪明才智符合官位的要求，品德能保住官位，也能用严肃的态度管理民众，但不依据礼度来役使民众，还不能算做得好。
鲁国执政卿（相当于这个诸侯国的宰相）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治理问题。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的大意是说，政治的目标就是正确合理，您用正确合理的行为做出表率，鲁国上下谁的行为敢不正确合理？其实，季康子这个专权的执政卿，想问的是治理贵族和“四民”的技术或者手段。显然，孔子给出的是施政大道，而非治理技艺。孔子有的是政治治理的技艺，只是他的治理技艺都是“吾从周”礼制法度的东西，对于季康子这个僭越礼制的家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季康子的治理之下，任何治理手段都不会扭转鲁国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局面。
在孔子看来：“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你执政者如果崇尚礼仪，百姓很自然地就容易管理了。当官的只要率先垂范，世风、民风自然趋正。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单位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说：当政者如果能端正自己的行为，对于管理政事来说还有什么难的？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怎么去端正别人的行为呢？
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我们实在不能埋怨群众成天骂干部，应当反省我们自身。如孔子的意思：我们要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就可以消除人们对自己的不满了。孔子的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有定力勤政为民，勇担当求真务实，重规矩严于律己，这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儒士为官之道的精华所在。
（韩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