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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战胜艰难险阻、经受考验的强大支撑。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无论斗争如何艰巨、情况怎样复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始终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渝、执着追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捍卫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并在实践中升华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共产主义斗争的道路
“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
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练塘镇的一个贫苦农家，幼年时父母便已故去，由舅舅、舅妈带大。陈云自幼饱尝艰辛，从懂事时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强盗行径。那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中国许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还在小学读书的少年陈云朴素的爱国情感。后来，陈云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经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陈云懂得了许多国家大事，获得了新的力量。
1919年夏，陈云以优异的成绩从颜安小学毕业。为了不加重家中的负担，他放弃继续求学的念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了份学徒的工作；两年后，店方提前一年将陈云升为店员。这时，陈云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思想和政治主张，曾“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1925年，陈云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和罢工运动。陈云第一次得到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的实际锻炼，大革命潮流的影响使陈云更接近了党。陈云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读书，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籍。对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陈云来说，像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那样的书，据他自己说，在这个时候“还看不懂”。但他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
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陈云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他对共产主义的选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比较后才确定的。多年后，陈云在回忆入党前后的思想变化过程时指出：“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同年8月中旬，经馆内早期共产党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为共产主义斗争的道路，“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从此，陈云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把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1927年九十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动员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到外县去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陈云被分派到青浦组织农民运动。他对朝夕相处的商务工友说：“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是为了群众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职业”。陈云的舅父得知此消息后，在陈云面前哭着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将来不知道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陈云“当时矛盾的思想又起来了”，“犹豫三天，决然离家到农民家准备暴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7年间，陈云完成了从学徒、店员到一名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
“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
1933年1月，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陈云秘密离开上海，踏上前往中央苏区的路程。陈云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在全总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和工会队伍中许多人叛变时，指出：“他们的叛变是对于阶级的动摇，这一点要使下边知道，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假使懂得共产主义的ABC，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的要坍台，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地推动这一过程。我们是为阶级牺牲的，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这种教育目前是很重要的，要使他们的革命的人生观坚定起来。”
1937年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决定陈云担任组织部部长，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组织工作上，达7年之久。当时，全国党员人数只有4万多，显然难以同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任务相适应。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3月上中旬，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在中共中央及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全国的党员人数就增加到50多万。在党的大发展时期，党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很自然地也比过去变得更为复杂。陈云清楚看到：“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但是，“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因此，要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習惯。
1938年6月，陈云在撰写的瞿秋白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纪念烈士首先应该学习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到死了为止”。陈云分析，这里头有三件事情：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也就是：（一）把握客观的真理；（二）为客观真理而奋斗；（三）这个奋斗要有决心，一往直前。他指出，中国有不少懂得共产主义的人，承认会实现，但不愿不敢奋斗。也有人模糊知道共产主义而且能奋斗，但不能到底。真正共产党员要三者俱备。无论新党员还是老党员都应该着重地想一想：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已经相信？临时干一下还是干到底？能否确定自己应该成为创造共产主义新时代的一个牺牲者？陈云把这些问题看成试金石，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既是对共产党员标准的考验，更是对共产主义战士的宣传。而一旦想明白，就要坚持。
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陈云指出，共产党员的标准第一条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1年，作为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先后多次应邀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青年干校等单位作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培养革命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等问题的报告。他常常紧扣当时抗日形势的最新发展和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倡导坚持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仅仅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
1951年7月1日，陈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一文。在文中，陈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奋斗历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新中国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后目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我国人民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家政权的掌握，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它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而社会主义社会正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1952年，陈云接见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不要认为一解放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解放仅仅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从起点到终点，中间有个距离，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一步到达。我们这一代人还要苦一苦。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不种树，后人难乘凉。这一阶段，在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陈云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陈云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1956年3月30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大规模的建设。我们国家的财富，不是哪一个人的，是全国人民的，并且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把它集中使用在建设上。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大家富裕的可能”，“在从前的剥削制度下，多数人贫穷，少数人发财，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我们要有志气，要同心协力，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
“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文革”中，陈云身处逆境，仍坚信共产主义，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1969年10月，陈云赴江西“蹲点”，除常用的被褥和衣服外，还有3箱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鲁迅的书。陈云的子女等回忆他在江西读书的情景时说：“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用《列宁全集》中的例子说明党内政治生活应当民主、应当正常的道理。这就是他在江西读书时，联系实际反复思考而得出的结论。“文革”中，陈云一家人分散各地，儿女们先后到青云谱探望父亲。陈云讲得最多的就是要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学好哲学。1973年，陈云在给张子宏的信中说：“自科学共产主义创立以来，不过一百三十年，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的世界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对这一点愈来愈多的人深信不疑了。我对世界革命的胜利，完全乐观的。”
1972年，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这时，世界形势、国际经济关系和进出口贸易对象的迅速发展变化，许多全新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也进一步好转。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也由原来主要面向苏联和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国家。陈云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1973年5月5日，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汇报时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外贸，“对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占了75%，对资本主义国家只占25%”，“现在，正好是倒了一个个儿”。他要求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6月7日，陈云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定了，再次强调“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陈云批评了那种以臆想代替现实的“左”的观点，他说：“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陈云不但要求外贸部门的同志注意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非常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他特地向银行的同志提出了10个问题，并围绕这10个问题让他们帮他搜集资料，供他研究。根据银行提供的资料，陈云对当時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提纲。在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上，陈云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是为了学习、借鉴其长处，避其短处，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服务。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指导和支持下，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但是在一些重大原则的思想理论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当时，社会上主要存在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左”的思潮，即认为改革开放会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向西方学习。毋庸置疑，“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全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必然会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问题。有些问题人们一时难以看清，甚至还在党内产生不小的争论。 陈云密切关注着社会实际的发展，不时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引起全党的重视。比如，农村实行责任制后，有的地方农村党员集训，除伙食补贴以外，集训期间要给党员每天一两元的误工费，数目虽然不大，但身为共产党员，集训时间只有几天，而且是接受教育，却要拿误工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1983年10月12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他认为，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也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针对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等现象，陈云指出：“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社会上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过时的言论甚嚣尘上。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纠正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中纪委召开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陈云于1985年6月29日在闭幕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他提醒全党同志要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增强全党抵御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能力，陈云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关键是“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号召“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改革开放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1985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说：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陈云认为，民主革命时期“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因此，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而且“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9月2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才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共产主义遥遥有期”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有人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这种观点引起陈云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在历数了从191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事件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因此，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对帝国主义本质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才会做到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陈云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他还针对当时海外有的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的问题，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陈云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制定宏伟蓝图的出发点。
虽然还存在不少困難和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陈云是充满信心的。1994年2月9日，陈云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道：“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共产主义斗争的道路
“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
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练塘镇的一个贫苦农家，幼年时父母便已故去，由舅舅、舅妈带大。陈云自幼饱尝艰辛，从懂事时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强盗行径。那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中国许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还在小学读书的少年陈云朴素的爱国情感。后来，陈云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经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陈云懂得了许多国家大事，获得了新的力量。
1919年夏，陈云以优异的成绩从颜安小学毕业。为了不加重家中的负担，他放弃继续求学的念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了份学徒的工作；两年后，店方提前一年将陈云升为店员。这时，陈云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思想和政治主张，曾“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1925年，陈云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和罢工运动。陈云第一次得到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的实际锻炼，大革命潮流的影响使陈云更接近了党。陈云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读书，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籍。对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陈云来说，像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那样的书，据他自己说，在这个时候“还看不懂”。但他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
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陈云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他对共产主义的选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比较后才确定的。多年后，陈云在回忆入党前后的思想变化过程时指出：“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同年8月中旬，经馆内早期共产党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为共产主义斗争的道路，“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从此，陈云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把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1927年九十月间，中共江苏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动员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到外县去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陈云被分派到青浦组织农民运动。他对朝夕相处的商务工友说：“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是为了群众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职业”。陈云的舅父得知此消息后，在陈云面前哭着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将来不知道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陈云“当时矛盾的思想又起来了”，“犹豫三天，决然离家到农民家准备暴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7年间，陈云完成了从学徒、店员到一名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
“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
1933年1月，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陈云秘密离开上海，踏上前往中央苏区的路程。陈云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在全总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和工会队伍中许多人叛变时，指出：“他们的叛变是对于阶级的动摇，这一点要使下边知道，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假使懂得共产主义的ABC，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的要坍台，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地推动这一过程。我们是为阶级牺牲的，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这种教育目前是很重要的，要使他们的革命的人生观坚定起来。”
1937年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决定陈云担任组织部部长，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组织工作上，达7年之久。当时，全国党员人数只有4万多，显然难以同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任务相适应。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3月上中旬，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在中共中央及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全国的党员人数就增加到50多万。在党的大发展时期，党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很自然地也比过去变得更为复杂。陈云清楚看到：“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但是，“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因此，要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習惯。
1938年6月，陈云在撰写的瞿秋白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纪念烈士首先应该学习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到死了为止”。陈云分析，这里头有三件事情：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也就是：（一）把握客观的真理；（二）为客观真理而奋斗；（三）这个奋斗要有决心，一往直前。他指出，中国有不少懂得共产主义的人，承认会实现，但不愿不敢奋斗。也有人模糊知道共产主义而且能奋斗，但不能到底。真正共产党员要三者俱备。无论新党员还是老党员都应该着重地想一想：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已经相信？临时干一下还是干到底？能否确定自己应该成为创造共产主义新时代的一个牺牲者？陈云把这些问题看成试金石，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既是对共产党员标准的考验，更是对共产主义战士的宣传。而一旦想明白，就要坚持。
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陈云指出，共产党员的标准第一条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1年，作为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先后多次应邀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青年干校等单位作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培养革命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等问题的报告。他常常紧扣当时抗日形势的最新发展和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倡导坚持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仅仅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
1951年7月1日，陈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一文。在文中，陈云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奋斗历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新中国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后目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我国人民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家政权的掌握，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它作为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而社会主义社会正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1952年，陈云接见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不要认为一解放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解放仅仅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从起点到终点，中间有个距离，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一步到达。我们这一代人还要苦一苦。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不种树，后人难乘凉。这一阶段，在有步骤地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陈云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陈云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1956年3月30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大规模的建设。我们国家的财富，不是哪一个人的，是全国人民的，并且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把它集中使用在建设上。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大家富裕的可能”，“在从前的剥削制度下，多数人贫穷，少数人发财，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我们要有志气，要同心协力，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
“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文革”中，陈云身处逆境，仍坚信共产主义，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1969年10月，陈云赴江西“蹲点”，除常用的被褥和衣服外，还有3箱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鲁迅的书。陈云的子女等回忆他在江西读书的情景时说：“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用《列宁全集》中的例子说明党内政治生活应当民主、应当正常的道理。这就是他在江西读书时，联系实际反复思考而得出的结论。“文革”中，陈云一家人分散各地，儿女们先后到青云谱探望父亲。陈云讲得最多的就是要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学好哲学。1973年，陈云在给张子宏的信中说：“自科学共产主义创立以来，不过一百三十年，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的世界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对这一点愈来愈多的人深信不疑了。我对世界革命的胜利，完全乐观的。”
1972年，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这时，世界形势、国际经济关系和进出口贸易对象的迅速发展变化，许多全新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也进一步好转。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也由原来主要面向苏联和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国家。陈云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1973年5月5日，陈云在听取外贸部周化民等汇报时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外贸，“对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占了75%，对资本主义国家只占25%”，“现在，正好是倒了一个个儿”。他要求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6月7日，陈云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定了，再次强调“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陈云批评了那种以臆想代替现实的“左”的观点，他说：“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陈云不但要求外贸部门的同志注意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非常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他特地向银行的同志提出了10个问题，并围绕这10个问题让他们帮他搜集资料，供他研究。根据银行提供的资料，陈云对当時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提纲。在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上，陈云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是为了学习、借鉴其长处，避其短处，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服务。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指导和支持下，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但是在一些重大原则的思想理论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当时，社会上主要存在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左”的思潮，即认为改革开放会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向西方学习。毋庸置疑，“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全新的实践，新的实践必然会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问题。有些问题人们一时难以看清，甚至还在党内产生不小的争论。 陈云密切关注着社会实际的发展，不时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引起全党的重视。比如，农村实行责任制后，有的地方农村党员集训，除伙食补贴以外，集训期间要给党员每天一两元的误工费，数目虽然不大，但身为共产党员，集训时间只有几天，而且是接受教育，却要拿误工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1983年10月12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他认为，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也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针对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等现象，陈云指出：“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社会上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过时的言论甚嚣尘上。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纠正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中纪委召开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陈云于1985年6月29日在闭幕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他提醒全党同志要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增强全党抵御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能力，陈云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关键是“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号召“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改革开放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1985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说：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陈云认为，民主革命时期“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因此，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而且“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9月2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才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共产主义遥遥有期”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有人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这种观点引起陈云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他在历数了从191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事件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因此，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对帝国主义本质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才会做到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陈云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他还针对当时海外有的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的问题，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陈云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制定宏伟蓝图的出发点。
虽然还存在不少困難和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陈云是充满信心的。1994年2月9日，陈云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道：“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