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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几位程序员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研发出了一套名为“团圆”的打拐系统，互联网公司与公安部打拐办合作，能否真的实现“天下无拐”？
“河北衡水火车站到了。”
列车员报站的声音叫醒了两岁彝族小女孩吉斯么吃作的父母。长距离的火车旅行，他们太过疲惫，不小心就睡过去了，醒来时发现身旁的女儿不见了。
“吉斯么吃作，吉斯么吃作……”他们呼唤女儿的名字，可人来人往的车厢并没有他们期待的那声回应，随即他们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女孩于今日（2016年5月13日）16时走失，短发，前额有小辫，或被一平头男子带走，事发衡水火车站附近。”接到报案后，当地警方立即将失踪信息和小女孩以及嫌疑人的照片发布在了“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
同一时间，衡水火车站附近100公里内的智能手机用户也收到了一条紧急推送，由此得知了小女孩被拐的消息，这条消息是通过公安部官方微博和高德地图的APP推送的。
2016年5月15日凌晨，吉斯么吃作在河南郑州被警方解救。这个名字极易让人记住的女孩也成为了“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之后，成功找回的第一名被拐儿童。从警方接到报案到成功解救孩子，整个过程不足32个小时，这多亏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重要线索。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普通民众协助警方打拐，这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用专业把公益做得更漂亮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还有一个名字叫“团圆”，它的研发团队是来自阿里巴巴集团的六名程序员，阿里巴巴安全部的程序员韩旭杰是这个团队的组建者。
吉斯么吃作的失踪信息是通过“团圆”系统发布的第一条儿童失踪信息，韩旭杰和他的小伙伴一直关注着寻找动态。5月15日早上他正在家中吃早饭，听到电视里传来孩子被解救的新闻。“警察就是通过我参与设计的系统找到了这个孩子。”韩旭杰对一旁的母亲说。这一天也恰巧是“团圆”系统正式上线的日子。
“啊？你们不是做电子商务嘛。”韩旭杰的母亲挺惊讶。
其实，韩旭杰是以志愿者的身份义务帮公安部研发了这套系统，大半年以来，他的业余时间基本都耗在了这件事情上，不过他从来没跟母亲提及。母亲今年年过七十，从来不发朋友圈，15日这一天韩旭杰刷朋友圈时却看到母亲转发了相关报道。
这个两岁的彝族小女孩让韩旭杰的母亲想起了20年前的那件往事。
1997年，河南驻马店正阳县，韩旭杰刚满一岁，父亲在上班，生病卧床的母亲独自在家照看韩旭杰。母亲实在是没有力气下床走动，留韩旭杰独自在家中玩耍，他玩着玩着跑院子里去了，过了一会，没动静了。母亲慌了。
韩旭杰后来是被父亲找到的，父亲当时还从抱走韩旭杰的人贩子身上搜到了一张第二天去武汉的车票。
如果再晚一天，韩旭杰的人生可能就此改变。
这不是母亲第一次跟韩旭杰提起这件往事，韩旭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以前他也就听听，没什么特别的感受。15日早上母亲再讲起时，他的心情突然就非同一般了。
事实上，“团圆”系统的研发源于韩旭杰所在的阿里巴巴安全部门的两位领导的推动。阿里巴巴安全部的专家魏鸿此前在央视法制频道工作，经常作为随行记者参与公安部的打拐活动，和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接触较多。2015年底，当公安部想做一个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时，孟庆甜想到了魏鸿。“我们出想法，他们来做程序。”孟庆甜说。
魏鸿随即跟阿里巴巴集团的首席风险官刘振飞提起了这件事，刘振飞很支持。孟庆甜是在后来的一次闲聊中才得知刘振飞小时候也有差点被拐卖的经历。他手臂上至今刻着自己的名字，当时他所在的河南拐卖儿童现象比较严重，母亲为了防止他再次被拐，想到了这个主意。
刘振飞和魏鸿随即找到了韩旭杰。当时公安部只是提出希望有一个办公协同的系统，具体的想法并不明确。韩旭杰听得迷迷糊糊，不过倒是答应得很爽快。研发这样一套系统，爱心远远不够，需要扎实的技术功底，韩旭杰知道这是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跟韩旭杰有相同感受的是他的搭档，同为程序员的卢一宁。“做公益不仅是去西湖边捡垃圾，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把公益做得更漂亮。”卢一宁说。他是韩旭杰为“团圆”系统组建研发团队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除了专业能力和沟通能力外，卢一宁对钉钉（阿里巴巴此前开发的企业沟通APP） 熟悉也是韩旭杰考虑的一点。“团圆”首先要解决公安部提出的“协同办公”的诉求，韩旭杰立即想到了钉钉，后来他们就是在钉钉的界面上增添了一个微应用，解决了这个問题。
以往，出现儿童失踪，公安部通常需要层层上报案件，打电话，发传真，走一遍程序下来，往往就错过了最佳的寻人时间。如今，来自全国的6000多名基层刑警都通过钉钉互通信息，代替了以往的对讲机、传真机，抓捕行动会第一时间通过钉钉公布，发布者可以随时跟踪大家对这条信息的获取情况，已读和未读都很清楚，至于私密的抓捕消息，可以采用钉钉上的私聊功能。这样一来，大大缩短了公安系统内部沟通的时间。
公安部门和互联网公司的思维碰撞
“如何把真实权威的信息推送给公众，让公众参与打拐？”这是公安部当时找到韩旭杰时提出的另外一个诉求。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也是“团圆”系统官方微博的管理员孟庆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上传播中国每年丢失20万儿童的谣言给老百姓带来了不小的恐慌。微信朋友圈里关于儿童失踪的信息，经过公安调查后发现不少其实是虚假信息。还有一部分走失儿童家长发布的信息，在孩子找回后没有及时更新。 而“团圆”上的儿童失踪信息都是经公安部核实后发布的，完全真实。在孟庆甜看来，“团圆”最大的优势是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些真实的孩子失踪信息推送给有效受众，激发民众参与打拐的热情。在这一点上，公安部的副巡视员陈士渠，也是公安部开启微博打拐的第一人，也给予了推动。
当年小韩旭杰能够安全回家，多亏了邻居给他父亲提供信息，他知道这份幸运降临的概率有多低。多年后，他参与设计的“团圆”系统，大大扩展了可能提供线索的民众力量。孩子走失一小时之内，附近100公里范围内的智能手机用户都会收到信息推送；走失两小时之内，范围扩展到200公里；三小时，扩展到300公里。“群众可能发挥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这关键的三小时。”孟庆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孩子找到后，收到丢失信息推送的民众也会收到一次结案信息推送。
“团圆”上线后，民众的力量开始在多个案例中凸显，这超过了公安部原有的预期。有网吧的管理员收到信息推送，竟然在网吧里发现了那个孩子，成功把孩子劝回了家。有便利店的老板发现自己的顾客就是推送信息里的走失儿童，随即报警告知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团圆”系统上线七个半月，共发布信息648条，找回儿童611名，找回率高达94.2%。“我们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想到什么，就尽量通过技术手段将其实现。”孟庆甜说。
2016年11月16日，“团圆” 2.0推出，除了新浪微博和高德地图外，新接入了支付宝、滴滴出行和今日头条等14款移动应用。孟庆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主动找到公安部提出合作意愿的APP远不止这14家，这是基于用户量和活跃度选择后的结果。
现在看来，韩旭杰的团队的确通过“团圆”系统实现了公安部当初的设想。不过，一开始韩旭杰其实没有绝对的把握，倒不是担心技术不够，主要是公安部门和互联网公司跨界合作产生的思维碰撞让他“挺发愁的”。韩旭杰去陕西给当地民警培训时，发现有些民警虽然用的是智能手机，但仅限于通话功能，甚至没有安装微信。
第一次和公安部打拐办的负责人见面，半个小时聊下来，韩旭杰有点沮丧。“大家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比如对通信方式的选择。”韩旭杰说。孟庆甜当时也感觉不对劲，“他们不太了解打拐，我们的需求他们不能立即理解，他们工程师的话语体系我们也不太明白。”
“在政府机关对互联网办公的认知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要实现一个社会公众的互联网 其实是很困难的。”韩旭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好在公安部愿意创新，“如果他们稍微封闭一点，可能就做不成了。”
2016年5月15日，“团圆”正式上线。当天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了条微博，“改变世界的不是技术，是技术背后的梦想和责任。互联网打拐，阿里巴巴为有这样的同事而骄傲。”马云这样写道。
事实上，阿里巴巴集团目前成规模的公益团体有40多个，每一个公益团体都有自己的团长，靠自驱动模式实现日常运转。通常情况下，大多数项目不会被马云知晓，更不用说被他点赞了。团圆项目进行的过程中，马云也并不知情，做成之后，大家觉得挺有意义的，就简单跟他汇报了一下。当天晚上马云发了那条微博。“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也成为了马云迄今为止唯一关注的微博。
道路漫长
有了公司层面的支持后，“团圆”很快又迎来了一大批新的志愿者。
2016年4月15日，“团圆”正式上线之前，公安部在杭州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培训课，为来自全国32个省份的近两百名一线打拐民警进行“团圆”系统的操作培训，效果倒是不错，不过跟全国6000多名一线打拐民警的总量相比，来到现场接受培训的毕竟是少数。团圆上线之后，陆续有地方公安部门邀请韩旭杰团队到当地讲课。
作为“团圆”项目早期就参与的志愿者，王倩觉得让研发团队的6个人亲自去不同的城市讲课不太现实。“技术团队就应该专心搞技术。”她找同事李若冰聊起了这件事。李若冰是阿里多个公益团体的负责人，近些年她经常以讲师的身份出现在大学课堂和阿里新员工以及高管的培训课堂上。于是，李若冰组建了2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接替了韩旭杰团队去给一线刑警讲课，并收集对方的疑问，反馈给研发团队。
“我们不需要知道后台的一串串代码是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警察作为用户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民众收到各大APP推送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李若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会跟研发团队反复聊天，把警察可能会遇到的疑问提前吃透。她发现警察们最为关心这几点：“团圆”项目会做多久？未来怎么做？公安部和阿里巴巴会不会还有更广泛的合作？
“团圆”项目也被李若冰带到了阿里高管们平均一个月一期的培训课堂上。结课后，不少高管们会主动找到李若冰，希望加入“团圆”项目。“我们把‘团圆’当做一个互联网产品在运营，里面涉及的工种其实很多，程序员做的只是一部分工作。”王倩说。
“大家在用自己最擅长的互联网思维做公益，而不是把传统的线下公益搬到线上。”李若冰坦言，她以前对公益的理解就是去孤儿院送爱心，现在她的想法完全转变了，“其实我们把本职工作做好后，把你最核心的能力赋予社会，你就是在做公益。”
“团圆”系统从筹备到2.0上线，历时一年，大家都是利用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来做，其间没有一个人掉过链子，这一点让韩旭杰颇为欣慰。他们不经常聚在一起，基本都是在钉钉群里沟通，一個任务“砸”下来后，会被迅速领走；完成之后，又被“砸”给下游的同学。韩旭杰最开始期待的“团队成员既要各抒己见，又要把不同意见聚拢在一起”的工作状态也实现了。
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平台共发布信息648条，共找回儿童611名，找回率高达94.2%，其中解救被拐儿童72名、离家出走儿童358名。后者所占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公安部门的想象。这358名孩子中很多人是因为家庭内部矛盾而离家出走的。公安部门曾接到过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位父亲的报案，说女儿被人抱走了，警方追踪到杭州后发现抱走孩子的正是孩子的生母。被拐卖的72名儿童中有些是被网友骗出去强迫卖淫，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向公众推送结案信息时通常不会写出全部实情。
韩旭杰去陕西省公安厅给民警们做培训，听当地民警提起过一起案例：一个家庭已经有六个儿子，一个闺女，还要再买一个，即便他们已经穷到连睡觉的地方都紧张的地步。人性的复杂让这位常年和计算机打交道的程序员感到困惑。“天下无拐，只是一个愿景。”说到这里，这个爱笑的程序员沉默了半晌。
“河北衡水火车站到了。”
列车员报站的声音叫醒了两岁彝族小女孩吉斯么吃作的父母。长距离的火车旅行，他们太过疲惫，不小心就睡过去了，醒来时发现身旁的女儿不见了。
“吉斯么吃作，吉斯么吃作……”他们呼唤女儿的名字，可人来人往的车厢并没有他们期待的那声回应，随即他们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女孩于今日（2016年5月13日）16时走失，短发，前额有小辫，或被一平头男子带走，事发衡水火车站附近。”接到报案后，当地警方立即将失踪信息和小女孩以及嫌疑人的照片发布在了“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
同一时间，衡水火车站附近100公里内的智能手机用户也收到了一条紧急推送，由此得知了小女孩被拐的消息，这条消息是通过公安部官方微博和高德地图的APP推送的。
2016年5月15日凌晨，吉斯么吃作在河南郑州被警方解救。这个名字极易让人记住的女孩也成为了“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之后，成功找回的第一名被拐儿童。从警方接到报案到成功解救孩子，整个过程不足32个小时，这多亏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重要线索。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普通民众协助警方打拐，这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以前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用专业把公益做得更漂亮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还有一个名字叫“团圆”，它的研发团队是来自阿里巴巴集团的六名程序员，阿里巴巴安全部的程序员韩旭杰是这个团队的组建者。
吉斯么吃作的失踪信息是通过“团圆”系统发布的第一条儿童失踪信息，韩旭杰和他的小伙伴一直关注着寻找动态。5月15日早上他正在家中吃早饭，听到电视里传来孩子被解救的新闻。“警察就是通过我参与设计的系统找到了这个孩子。”韩旭杰对一旁的母亲说。这一天也恰巧是“团圆”系统正式上线的日子。
“啊？你们不是做电子商务嘛。”韩旭杰的母亲挺惊讶。
其实，韩旭杰是以志愿者的身份义务帮公安部研发了这套系统，大半年以来，他的业余时间基本都耗在了这件事情上，不过他从来没跟母亲提及。母亲今年年过七十，从来不发朋友圈，15日这一天韩旭杰刷朋友圈时却看到母亲转发了相关报道。
这个两岁的彝族小女孩让韩旭杰的母亲想起了20年前的那件往事。
1997年，河南驻马店正阳县，韩旭杰刚满一岁，父亲在上班，生病卧床的母亲独自在家照看韩旭杰。母亲实在是没有力气下床走动，留韩旭杰独自在家中玩耍，他玩着玩着跑院子里去了，过了一会，没动静了。母亲慌了。
韩旭杰后来是被父亲找到的，父亲当时还从抱走韩旭杰的人贩子身上搜到了一张第二天去武汉的车票。
如果再晚一天，韩旭杰的人生可能就此改变。
这不是母亲第一次跟韩旭杰提起这件往事，韩旭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以前他也就听听，没什么特别的感受。15日早上母亲再讲起时，他的心情突然就非同一般了。
事实上，“团圆”系统的研发源于韩旭杰所在的阿里巴巴安全部门的两位领导的推动。阿里巴巴安全部的专家魏鸿此前在央视法制频道工作，经常作为随行记者参与公安部的打拐活动，和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接触较多。2015年底，当公安部想做一个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时，孟庆甜想到了魏鸿。“我们出想法，他们来做程序。”孟庆甜说。
魏鸿随即跟阿里巴巴集团的首席风险官刘振飞提起了这件事，刘振飞很支持。孟庆甜是在后来的一次闲聊中才得知刘振飞小时候也有差点被拐卖的经历。他手臂上至今刻着自己的名字，当时他所在的河南拐卖儿童现象比较严重，母亲为了防止他再次被拐，想到了这个主意。
刘振飞和魏鸿随即找到了韩旭杰。当时公安部只是提出希望有一个办公协同的系统，具体的想法并不明确。韩旭杰听得迷迷糊糊，不过倒是答应得很爽快。研发这样一套系统，爱心远远不够，需要扎实的技术功底，韩旭杰知道这是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跟韩旭杰有相同感受的是他的搭档，同为程序员的卢一宁。“做公益不仅是去西湖边捡垃圾，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把公益做得更漂亮。”卢一宁说。他是韩旭杰为“团圆”系统组建研发团队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除了专业能力和沟通能力外，卢一宁对钉钉（阿里巴巴此前开发的企业沟通APP） 熟悉也是韩旭杰考虑的一点。“团圆”首先要解决公安部提出的“协同办公”的诉求，韩旭杰立即想到了钉钉，后来他们就是在钉钉的界面上增添了一个微应用，解决了这个問题。
以往，出现儿童失踪，公安部通常需要层层上报案件，打电话，发传真，走一遍程序下来，往往就错过了最佳的寻人时间。如今，来自全国的6000多名基层刑警都通过钉钉互通信息，代替了以往的对讲机、传真机，抓捕行动会第一时间通过钉钉公布，发布者可以随时跟踪大家对这条信息的获取情况，已读和未读都很清楚，至于私密的抓捕消息，可以采用钉钉上的私聊功能。这样一来，大大缩短了公安系统内部沟通的时间。
公安部门和互联网公司的思维碰撞
“如何把真实权威的信息推送给公众，让公众参与打拐？”这是公安部当时找到韩旭杰时提出的另外一个诉求。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也是“团圆”系统官方微博的管理员孟庆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上传播中国每年丢失20万儿童的谣言给老百姓带来了不小的恐慌。微信朋友圈里关于儿童失踪的信息，经过公安调查后发现不少其实是虚假信息。还有一部分走失儿童家长发布的信息，在孩子找回后没有及时更新。 而“团圆”上的儿童失踪信息都是经公安部核实后发布的，完全真实。在孟庆甜看来，“团圆”最大的优势是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些真实的孩子失踪信息推送给有效受众，激发民众参与打拐的热情。在这一点上，公安部的副巡视员陈士渠，也是公安部开启微博打拐的第一人，也给予了推动。
当年小韩旭杰能够安全回家，多亏了邻居给他父亲提供信息，他知道这份幸运降临的概率有多低。多年后，他参与设计的“团圆”系统，大大扩展了可能提供线索的民众力量。孩子走失一小时之内，附近100公里范围内的智能手机用户都会收到信息推送；走失两小时之内，范围扩展到200公里；三小时，扩展到300公里。“群众可能发挥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这关键的三小时。”孟庆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孩子找到后，收到丢失信息推送的民众也会收到一次结案信息推送。
“团圆”上线后，民众的力量开始在多个案例中凸显，这超过了公安部原有的预期。有网吧的管理员收到信息推送，竟然在网吧里发现了那个孩子，成功把孩子劝回了家。有便利店的老板发现自己的顾客就是推送信息里的走失儿童，随即报警告知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团圆”系统上线七个半月，共发布信息648条，找回儿童611名，找回率高达94.2%。“我们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想到什么，就尽量通过技术手段将其实现。”孟庆甜说。
2016年11月16日，“团圆” 2.0推出，除了新浪微博和高德地图外，新接入了支付宝、滴滴出行和今日头条等14款移动应用。孟庆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主动找到公安部提出合作意愿的APP远不止这14家，这是基于用户量和活跃度选择后的结果。
现在看来，韩旭杰的团队的确通过“团圆”系统实现了公安部当初的设想。不过，一开始韩旭杰其实没有绝对的把握，倒不是担心技术不够，主要是公安部门和互联网公司跨界合作产生的思维碰撞让他“挺发愁的”。韩旭杰去陕西给当地民警培训时，发现有些民警虽然用的是智能手机，但仅限于通话功能，甚至没有安装微信。
第一次和公安部打拐办的负责人见面，半个小时聊下来，韩旭杰有点沮丧。“大家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比如对通信方式的选择。”韩旭杰说。孟庆甜当时也感觉不对劲，“他们不太了解打拐，我们的需求他们不能立即理解，他们工程师的话语体系我们也不太明白。”
“在政府机关对互联网办公的认知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要实现一个社会公众的互联网 其实是很困难的。”韩旭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好在公安部愿意创新，“如果他们稍微封闭一点，可能就做不成了。”
2016年5月15日，“团圆”正式上线。当天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了条微博，“改变世界的不是技术，是技术背后的梦想和责任。互联网打拐，阿里巴巴为有这样的同事而骄傲。”马云这样写道。
事实上，阿里巴巴集团目前成规模的公益团体有40多个，每一个公益团体都有自己的团长，靠自驱动模式实现日常运转。通常情况下，大多数项目不会被马云知晓，更不用说被他点赞了。团圆项目进行的过程中，马云也并不知情，做成之后，大家觉得挺有意义的，就简单跟他汇报了一下。当天晚上马云发了那条微博。“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也成为了马云迄今为止唯一关注的微博。
道路漫长
有了公司层面的支持后，“团圆”很快又迎来了一大批新的志愿者。
2016年4月15日，“团圆”正式上线之前，公安部在杭州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培训课，为来自全国32个省份的近两百名一线打拐民警进行“团圆”系统的操作培训，效果倒是不错，不过跟全国6000多名一线打拐民警的总量相比，来到现场接受培训的毕竟是少数。团圆上线之后，陆续有地方公安部门邀请韩旭杰团队到当地讲课。
作为“团圆”项目早期就参与的志愿者，王倩觉得让研发团队的6个人亲自去不同的城市讲课不太现实。“技术团队就应该专心搞技术。”她找同事李若冰聊起了这件事。李若冰是阿里多个公益团体的负责人，近些年她经常以讲师的身份出现在大学课堂和阿里新员工以及高管的培训课堂上。于是，李若冰组建了2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接替了韩旭杰团队去给一线刑警讲课，并收集对方的疑问，反馈给研发团队。
“我们不需要知道后台的一串串代码是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警察作为用户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民众收到各大APP推送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李若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会跟研发团队反复聊天，把警察可能会遇到的疑问提前吃透。她发现警察们最为关心这几点：“团圆”项目会做多久？未来怎么做？公安部和阿里巴巴会不会还有更广泛的合作？
“团圆”项目也被李若冰带到了阿里高管们平均一个月一期的培训课堂上。结课后，不少高管们会主动找到李若冰，希望加入“团圆”项目。“我们把‘团圆’当做一个互联网产品在运营，里面涉及的工种其实很多，程序员做的只是一部分工作。”王倩说。
“大家在用自己最擅长的互联网思维做公益，而不是把传统的线下公益搬到线上。”李若冰坦言，她以前对公益的理解就是去孤儿院送爱心，现在她的想法完全转变了，“其实我们把本职工作做好后，把你最核心的能力赋予社会，你就是在做公益。”
“团圆”系统从筹备到2.0上线，历时一年，大家都是利用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来做，其间没有一个人掉过链子，这一点让韩旭杰颇为欣慰。他们不经常聚在一起，基本都是在钉钉群里沟通，一個任务“砸”下来后，会被迅速领走；完成之后，又被“砸”给下游的同学。韩旭杰最开始期待的“团队成员既要各抒己见，又要把不同意见聚拢在一起”的工作状态也实现了。
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平台共发布信息648条，共找回儿童611名，找回率高达94.2%，其中解救被拐儿童72名、离家出走儿童358名。后者所占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公安部门的想象。这358名孩子中很多人是因为家庭内部矛盾而离家出走的。公安部门曾接到过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位父亲的报案，说女儿被人抱走了，警方追踪到杭州后发现抱走孩子的正是孩子的生母。被拐卖的72名儿童中有些是被网友骗出去强迫卖淫，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向公众推送结案信息时通常不会写出全部实情。
韩旭杰去陕西省公安厅给民警们做培训，听当地民警提起过一起案例：一个家庭已经有六个儿子，一个闺女，还要再买一个，即便他们已经穷到连睡觉的地方都紧张的地步。人性的复杂让这位常年和计算机打交道的程序员感到困惑。“天下无拐，只是一个愿景。”说到这里，这个爱笑的程序员沉默了半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