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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结束后，有记者大声问道：“总理，您对股市有信心吗？”由于现场嘈杂，李克强总理并没有听清问话。当记者问出第二遍后，总理笑着说：“只要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
在我看来，总理短短的一句回答几乎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应对策略的“点睛之笔”。因为，当前经济领域的种种现象，其背后都是一个“信心”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要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方案纵然有千万种，但其单刀切入的第一件事一定是重塑信心。
比方说，当金融危机爆发，在关系到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深陷垃圾债券、次级贷款危机的时候，一个理性的中央政府多半会以财政注资，或者中央银行放宽再贷款限制的形式来拯救危机。这种“金融救灾”模式，本质上是利用国家的信用，告诉国民和投资者：你们要有信心。
当下的中国，尽管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不可否认，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信心正变得越来越宝贵。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一次“洗礼”。不久前，股市最高监管部门长官也更换了人选。乐观些说，股市经历了“洗礼”，它的明天会更好。但不客气地讲，它也遭受了一次信心崩溃，它还需要慢慢疗伤。
有统计显示，在2015年的这轮变化中，有5.7万个500万市值以上的账户“消失”； 10万至50万账户减少了86.96万个；3周之内，持仓股民人均亏损41万。一种夸张的说法是，中国中产阶层遭到了一次财富“洗劫”。
股灾的导火索是一次信心危机，而它最后引发的，依然是另一次的信心危机。股市之所以能在2015年中冲上5000点，原因在于各路投资者对“改革牛”的信心太足，所以即便加杠杆也在所不辞。大家坚信，股市会涨到6000点。这种信心，早已超越常识。
随后，监管部门对场外配资的清查，瞬间触动了信心的“阀门”，短短3周，股市遭受了一场崩溃式的暴跌。A股大盘的曲线，从2015年6月开始到现在，半年多时间内，已经垂头向下三轮。
在楼市，同样体现了信心问题。在新一轮房价上涨中，购房者（包括刚需者和投资者）依然相信，在某些城市，房价会“永远涨”。因此，楼市去库存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一个有悖于中央精神的怪现象：在楼市库存最集中的二三四线城市，库存去除并没有想象的快，而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却涨得超乎预期。
显然，在中国的楼市，开始出现了“信心错配”。因为对通货稳定缺乏信心，所以投资者越来越相信，要保住手中资产的价值，唯一的正确方式是购买一线城市的房子。而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主群体集体沦为炒房团，这代表了他们对实业投资的信心不足。企业主群体投资信心的不足，这可能是经济体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预兆。
对于那些还没有进入楼市的年轻人，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如果任凭房价上涨，很多人可能真的无法在一线城市“立足”。如果不是创业成功、买中彩票或者通过其他机会改变命运，即便勉强购房，楼市后入者恐怕也会沦为给楼市先入者“打工”的境地。
在对外直接投资被严格管制的前提下，股票和房子，这是中国人除了人民币现金之外，可配置的最大的两个资产类别。但这两个领域的现状，却刚好体现了国民的“信心错配”。中国股市尽管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但至少也比房地产投机要密切。遗憾的是，投资者对房地产的钟情远胜过于股市。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要去杠杆、调结构的形势下，一个活跃的、稳定的股票市场，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首先，它会降低企业的负债率，通过股权资金的注入，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策略转向和技术的升级；其次，股市融资不会产生新的派生货币，而是把现有货币重新配置好，有利于稳定社会的通胀预期，这对企业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有好处。
因此，去年以来，政府部门重振股市的决心是很明显的，但投资者的信心却有待提高。那么，信心究竟应该来自于何处？
信心来自于明确的预期。未来，中国股市最大的改革是注册制的推行，这是对当前核准制的颠覆。但在全国“两会”期间，注册制到底“尽快推”还是“推迟推”，并没有明确答案。此外，注册制到底怎么推？是真正的发行自由化，还是仅仅把发审委从证监会“下放”给交易所？要给市场以信心，这些关键信息应该尽早给予明确。
与此同时，楼市同样面临预期混乱的问题。一部分人坚信，一线城市房价“永远涨”，另外的人则认为政府可能要出手调控。显然，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市场。
在世界各国，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明确的预期—比如通胀率，但虚拟经济（比如楼市投机）刚好不需要，因为预期不明确，信息不对称，投机才能赚大钱。可以说，实体经济赚的是预期明确之下，稳定状态的钱，而虚拟经济赚的是预期混乱，波动状态的钱。
重塑信心，需要从明确国民的预期开始。这也是李克强总理要求各部部长主动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意义所在。当然，这更要求，改革的进一步推动既要讲求策略和方法，也要抓住时机，快马加鞭。
在我看来，总理短短的一句回答几乎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应对策略的“点睛之笔”。因为，当前经济领域的种种现象，其背后都是一个“信心”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要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方案纵然有千万种，但其单刀切入的第一件事一定是重塑信心。
比方说，当金融危机爆发，在关系到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深陷垃圾债券、次级贷款危机的时候，一个理性的中央政府多半会以财政注资，或者中央银行放宽再贷款限制的形式来拯救危机。这种“金融救灾”模式，本质上是利用国家的信用，告诉国民和投资者：你们要有信心。
当下的中国，尽管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不可否认，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信心正变得越来越宝贵。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一次“洗礼”。不久前，股市最高监管部门长官也更换了人选。乐观些说，股市经历了“洗礼”，它的明天会更好。但不客气地讲，它也遭受了一次信心崩溃，它还需要慢慢疗伤。
有统计显示，在2015年的这轮变化中，有5.7万个500万市值以上的账户“消失”； 10万至50万账户减少了86.96万个；3周之内，持仓股民人均亏损41万。一种夸张的说法是，中国中产阶层遭到了一次财富“洗劫”。
股灾的导火索是一次信心危机，而它最后引发的，依然是另一次的信心危机。股市之所以能在2015年中冲上5000点，原因在于各路投资者对“改革牛”的信心太足，所以即便加杠杆也在所不辞。大家坚信，股市会涨到6000点。这种信心，早已超越常识。
随后，监管部门对场外配资的清查，瞬间触动了信心的“阀门”，短短3周，股市遭受了一场崩溃式的暴跌。A股大盘的曲线，从2015年6月开始到现在，半年多时间内，已经垂头向下三轮。
在楼市，同样体现了信心问题。在新一轮房价上涨中，购房者（包括刚需者和投资者）依然相信，在某些城市，房价会“永远涨”。因此，楼市去库存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一个有悖于中央精神的怪现象：在楼市库存最集中的二三四线城市，库存去除并没有想象的快，而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却涨得超乎预期。
显然，在中国的楼市，开始出现了“信心错配”。因为对通货稳定缺乏信心，所以投资者越来越相信，要保住手中资产的价值，唯一的正确方式是购买一线城市的房子。而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主群体集体沦为炒房团，这代表了他们对实业投资的信心不足。企业主群体投资信心的不足，这可能是经济体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预兆。
对于那些还没有进入楼市的年轻人，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如果任凭房价上涨，很多人可能真的无法在一线城市“立足”。如果不是创业成功、买中彩票或者通过其他机会改变命运，即便勉强购房，楼市后入者恐怕也会沦为给楼市先入者“打工”的境地。
在对外直接投资被严格管制的前提下，股票和房子，这是中国人除了人民币现金之外，可配置的最大的两个资产类别。但这两个领域的现状，却刚好体现了国民的“信心错配”。中国股市尽管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但至少也比房地产投机要密切。遗憾的是，投资者对房地产的钟情远胜过于股市。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要去杠杆、调结构的形势下，一个活跃的、稳定的股票市场，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首先，它会降低企业的负债率，通过股权资金的注入，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策略转向和技术的升级；其次，股市融资不会产生新的派生货币，而是把现有货币重新配置好，有利于稳定社会的通胀预期，这对企业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有好处。
因此，去年以来，政府部门重振股市的决心是很明显的，但投资者的信心却有待提高。那么，信心究竟应该来自于何处？
信心来自于明确的预期。未来，中国股市最大的改革是注册制的推行，这是对当前核准制的颠覆。但在全国“两会”期间，注册制到底“尽快推”还是“推迟推”，并没有明确答案。此外，注册制到底怎么推？是真正的发行自由化，还是仅仅把发审委从证监会“下放”给交易所？要给市场以信心，这些关键信息应该尽早给予明确。
与此同时，楼市同样面临预期混乱的问题。一部分人坚信，一线城市房价“永远涨”，另外的人则认为政府可能要出手调控。显然，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市场。
在世界各国，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明确的预期—比如通胀率，但虚拟经济（比如楼市投机）刚好不需要，因为预期不明确，信息不对称，投机才能赚大钱。可以说，实体经济赚的是预期明确之下，稳定状态的钱，而虚拟经济赚的是预期混乱，波动状态的钱。
重塑信心，需要从明确国民的预期开始。这也是李克强总理要求各部部长主动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意义所在。当然，这更要求，改革的进一步推动既要讲求策略和方法，也要抓住时机，快马加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