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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秋园》，是一位老奶奶写的。开篇的序就吸引了我，叫做《厨房里的写作》。原来，老奶奶是在厨房里挤出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写下的这本书，关于她母亲一生的故事。
这位厨房女作家所写的女人秋园，生于1914年，死于2003年，出生时她算是个古代人，死的时候她是个百分百的现代人。
这本书之所以让人如此有代入感，正是因为，女主人公比传奇里的人普通很多。
她没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没有受过新式教育，没有剪去长发，没有参加革命，裹过小脚又放开了；她是一个洛阳中药铺店主的女儿，普通中产阶级的后代，成人后婚配给了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军官，过着普通的中产阶级生活。
抛开战乱的背景，这对夫妻很像今天居住在一二线城市的普通年轻人，有和我们一样的烦恼和挣扎。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与我们相似的普通人，却在抗战胜利前便一步步“凭本事”成了赤贫，最后再在一次次运动中一步步输光了所有。
可以说，他们的一辈子过得和《活着》里的福贵一样，只有沉沦再沉沦。
但话说回来，福贵年少时挥霍成性、五毒俱全，而这对夫妇，没有什么错，却也过成了这样的田地，这让我不禁想来总结一下，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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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头还是美好的。1932年，秋园的未婚夫，国民党少校参谋仁受来到洛阳，看病时偶遇18岁的秋园，便请领导夫人为他出面求亲。秋园少年丧父，没有继续读书，心中遗憾，于是仁受承诺送秋园读书，并会一直在洛阳定居。
我查了这段历史：1932年，受战事影响，国民政府确实曾短暂地迁都洛阳。但秋园和仁受不知道的是，政府很快就将迁回南京。
为读书而答应婚事的秋园，在嫁过去之后，对丈夫很满意。当政府回都后，她别无选择地随丈夫迁到了南京。
故事讲到这里，“钱”这个角色尚未正式出现。尽管秋园少年丧父，长兄抽鸦片，但家境始终尚可。秋园在离开洛阳老家前，即使是在婚后，都对钱没有很深刻的领悟。
小两口到南京后，“钱”正式登场。“九十银元”频繁地出现在叙事中，这是丈夫担任军官的月俸。秋园离开了有漂亮院落的娘家，到了南京，两人租房居住。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每人一个鸡蛋一个饼，白天丈夫上班，妻子去上妇女补习班。晚上丈夫教妻子读书写字，像教一个小妹妹。这九十元除了吃饭付房租还可以养养花，日子节俭而平静。
仁受是独子，一位由挑货郎担的父亲独自抚养大的“小镇做题家”。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多岁，后来母亲早逝，父亲挑担卖货送他读书，才有了仁受今天的军官身份。仁受与父亲感情深厚，到南京安定下来后，他从湖南接来84岁的老父亲，只不过老父亲怕客死异乡，闹着回去，他只好又将老人家送回家乡。
这位任性的老父亲，负担起了他们后面命运转折的一大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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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年轻的一家三口也登上了去重庆的船，数月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轮船在汉口临时靠岸时，仁受犹豫了，他担心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老父亲了。轮船遇上大雾，整整三小时未能靠岸，这三小时中，仁受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决定回湖南看老父亲。
整艘船只有他们一家三口在汉口下了船。
秋园到了丈夫老家湖南湘阴后才知道，夫家并非求婚时号称的有田有屋的小康人家，而完全是赤贫状态，老父亲既没有田，也没有屋。一家三口只好寄住在先前照顾老父亲的堂弟家。
“钱”这个角色的戏份越来越重了。此时的小家庭，有三十银元的积蓄，和每月九十银元的薪水。仁受把堂弟一家的生活费也全包了，权当房费。
哪知道这位堂弟好赌，被堂弟哄走过几次巨额粮食后，仁受终于决定买屋。
结果，堂弟为还赌债，用一张假房契，骗走了仁受全部的积蓄。
此时，夫妻俩在家乡没有屋也没有地，好在还能从银行领取每个月九十银元的薪水（不到岗还有工资，国民政府的待遇有点迷）。重庆政府时常催仁受去复职，结果每次出发前，都遇到父亲生病，如此延宕了两年，仁受终于被除名，领不到薪水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在洛阳时还是个资产阶级，秋园和仁受的婚礼，在当地是大场面，女方家有房有产业，过得不错。到南京后，他们成为体制内打工人——这也还好，今天大多数年轻人都这么过的。可是当他们回到湘阴，继而丈夫被政府除名时，两人则空有知识文化，生存状态已接近赤贫了。
两人落到这副田地，我姑且认为是丈夫的愚孝导致的。在汉口下船，原本是担心见不到老父最后一面，但见面之后，无論如何就应到单位报到了，老父亲不愿随同，那是他的选择。就算是对战事悲观，要解甲归田，湘阴也是一个并不肥沃的地方。后文可知，三年自然灾害时，此地伤亡惨重，女主只得出走湖北。
然而，我们又能责怪他们什么呢？这一对夫妇性格都比较被动，丈夫走一步看一步，秋园则是传统女性，从下船起就是听命，在湘阴依然听命，最终一步步沦落到了几乎饿死的地步，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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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民政府除名后，仁受毕竟还是当地“名流”。于是经乡贤举荐，他出任了附近一个乡的乡长。他们举家赴任，住的是乡公所的房子。
我们可以看到，在“钱”这个角色登场后，“房子”这个重要角色在回到湖南湘阴后也频频出场，住房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当遇到的房东越来越恶，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经不住考验时，他们也渐渐失去了最基本的人道生活。
当乡长期间，仁受第一次接触基层，心肠显然还没有练硬。他为了救济穷人，有时连秋园的嫁妆、金银首饰也拿去变卖。本就不多的家当渐渐被贴得精光，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成了穷光蛋——“穿在身上，吃在嘴里”。在乡公所，副乡长与乡丁惯于欺压乡民、作威作福，日子久了，仁受干得不舒坦，遂辞去职务，赋闲在家。 从前文可知，这位丈夫，错在过于孝顺。看到这里，我们发现他又是过于正直与善良。他的这三大优良品质，没有换来“感动中国”的奖章，反倒把这个家庭彻底拖入了绝境。
赋闲后的仁受再度没有了收入，又被介绍到别处去当田粮局的局长。当地田粮局是个清水衙门，常常连工资都发不出。仁受有了点钱便去救济别人，半年没往家寄一分钱。
那年恰逢干旱，丈夫一直无钱寄回，只有信还照常来。秋园领着三个孩子生活，每日都有四张嘴要填。长子考取了湘阴一中，暑假一过就要开学了，需要钱。南京带来的皮夹子里存放的四块银元是四口人最后的希望，但如果花完了，可能之后就没饭吃了。
谁料这时候，秋园绝境逢生。附近村子里突然来了几个人拜访秋园，想聘请她去小学当先生，薪水是每学年稻谷二十担。秋园连忙答应。
丈夫听说秋园有了职业后，还拒绝回家，称大男人应该有个事做（不论有无收入），直到秋园谎称自己重病，才被骗回来了。仁受此后也开始在乡中学教书。
这时候我们看到，大概是由于太没有谋生的能力了，这位当年在南京时教妻子写字、陪妻子逛街的中国好丈夫，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逃避责任，不顾家人死活的奇葩了。
这种情况终于激发了秋园的主观能动性。从这一年开始，她从被动等钱来的妻子，变成了养家糊口的顶梁柱，而孝顺、正直而善良的丈夫也逐渐完成“政府官员——乡长——空壳局长兼赤贫——教书先生——不成功的农民——软饭男”的蜕变。
两个老师的生活极为清贫，他们的孩子们过着边读书，边打猪草的生活。他们的长女，也就是本书作者，厨房写作的老奶奶，直到12岁都没读上书。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被划为赤贫，分了田地和屋。这是他们唯一幸运的地方。
结果，丈夫看到田地，再度奇葩附体，立马辞了教师的工作，决心当农民。但因为他是个五谷不分的人，从地里什么都没刨出来，反而累出了疝气，不再能干活儿。疝气发作时痛不欲生，秋园就让他能躺则躺着。
从此之后，这家就靠秋园白天教书，晚上做针线供养。长女也承担了这类工作。当她终于被父母送去上学的时候，白天上课，晚上做活儿，冬天没有棉袄，把弟弟的尿布裹在外套里出门，因为饿，只得倚着墙上课，在春游爬山时，还因为一天没吃东西，饿晕了过去。
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母女俩都不忍心责怪这位爹，因为他非常斯文、温柔，从不打老婆孩子，之前教书时，每周回家一次，每次都给孩子们讲故事，还教长女学习。这种男德，在当下也是比较稀罕的了。
仁受过去的善良，终于还是为这个家积累了一些福报。1953年土改，仁受的身份被查出，被划为旧官吏，家里连锅碗瓢盆都被没收，秋园失去了教职。眼见着一家人就要饿死，秋园只好带着孩子去讨饭。但还轮不到他们开口，过去的学生家长，就会把满满的米悄悄给他们扛到家里去。丈夫做乡长时帮过的人，也悄悄往他们院子里扔一个“垃圾筐”，里面是衣服和吃的。
大概也有赖于仁受的往日善行，于是他尽管曾经入狱，遗言都留好了，却还是被放了回来。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凡是涉及到社会交往层面的，都是负能量满满，甜的部分只来自于家庭内部；而这一部分则让人看到世上还是有善良人的，不全然是被私欲迷了心智的鬼。
看到这里，我也看不清了，当外界以痛吻你，你到底是应该扇他巴掌，还是报之以歌呢？
这期间，在外地当教师的长子子恒不时寄钱来贴补。然而有一年发大水，子恒四个月没有钱和信来，秋园便决定去找儿子。
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秋园却还在意形象，她找不到一件没有打补丁的衣服，于是借钱做了一件衣服去找儿子。她找到了儿子，是虚惊一场。可这次她新做的对襟褂子引来啧啧惊奇，从此之后秋园开始做这种新样式的衣服，并开始可以用这个手艺换些钱。
如此挨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仁受因为长年营养不良，病弱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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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了丈夫后，秋园痛下决心，要离开眼前这个极度贫困的地方去谋生路。
她终于放手了一直作为自己帮手的长女，让她去读外省的师范，自己独自带着三子与四子离开湘阴。
自然而然地，她想着回到无论如何也更为殷实的洛阳娘家。她到洛阳找到长兄，家里的药店早已经公司合营了，家里的粮食都是按人头分配的。住了十多天后，她不愿意再麻烦兄嫂，于是只得迷茫无着地往不毛之地的湘阴返回。而那时湖南已经饿死不知道多少人了。
途径武汉中转时，她遇到一位湖南老乡，老乡极力阻止她回到湘阴，说好不容易出来了，怎可以再回去。老乡告诉她，可以找事做。当时秋园刚好穿着自己做的对襟褂子，便问要不要做衣服的。
在湖北，秋园的衣服样式果然受到青睐，如此她就靠做衣服留了下来。起初她上门做衣，不要钱，只要管母子三人的饭就行。再之后，她渐渐攒了些现钱，竟然还能送老三老四去读书。
秋园竟然就靠着做衣服的手艺将日子渐渐挺了过来，一年后，清理外来人口，她听从老乡的建议，再嫁了当地的村书记，这次再婚的男人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她来到湖北时，带在身边的是三子和四子。再嫁后她就把三子送到长子身边受教育，只留下年幼的四子。
结果，一个夏天，四子在游泳时溺水身亡。
十四年后，秋园的第二任丈夫去世。
这十四年的笔墨很少，在湖北改嫁后的秋园，过的仿佛是恍如隔世一般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亲生小孩在她身边。她在一个新的家庭中，继续生活、劳作，抚养继子，如此度过了二十年。
送走第二任丈夫后，她回到湖南，与长子和三子会合。他们仍旧住在老屋，秋园自己请人种了两丘田，种了菜，自给自足，最终活到了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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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尾，作者在去世后的秋园的衣服里翻出一张纸，发现那是她的自传：
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
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
一九六○年，从湖南到湖北
一九八○年，从湖北到湖南
看到的时候我脑海空白了一下，这体验很像是听五条人的一首歌《陈先生》，里面也是只有三句词：
1878年，伊生于海丰
1933年，佢死于香港
1934年，其葬于惠州
这样的年份划分，常常被我们赋予历史人物，殊不知也可以赋予平凡的人。不仅可以赋予男人，也可以赋予女人。不仅可以被他人赋予，也可以由自己赋予自己。
——可这又算是个什么故事呢？
秋园从嫁人开始，因为丈夫的清高和时代的特殊性，每况愈下，越活越“苟”，在她离开湖南前，这一家人简直低到了尘埃里。
她一点点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时，也谈不上什么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只不过是为了一口饭吃而已。
但是，之所以看到最后却生出一股敬意，原因是，这两个当初的年轻人这一生真的是把尊严拉满格了，一个至死是少年，一个出走半生，66岁归来也还是少年。
我想，这本书如此吸引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很想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己的本性，到底会惨到什么地步？
这样的两个年轻人如果在今天会过怎样？以男主人公的性格，他会是那种“fire”一族，职场倾轧他干不来，合作谈判也不愿意玩阴的，每天拿着死工资，最终他会到一种退无可退的境地，而某一天因为什么意气用事的原因，就辞职不干了，开始数着积蓄过活。也许秋园会和他离婚，让他自己一个人“苟”着；如果秋园还爱他，也许她会养着他，也许会和他一起机智地节俭地过生活。
——看起来很惨，其实也还好。
现在市面上的大多数的女性文艺作品，表面上标榜着要女性独立自强，实则是一面激发着人们内心对贫瘠的恐惧，一面挑唆着人们去贪财好物。
有時候真想知道，如果不按照这一套规则生活，会怎么样。这本书告诉你，叠加上某种时代背景，的确会很惨。但另一方面，却真的有人这么刚又这么“苟”地活过。
——很辛苦，但也就这么过来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刘土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