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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我们回顾建党前后的史实，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结论，那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不懈奋斗的百年伟大历程。而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一个从零星介绍到大众化传播的过程。
“西学东渐”下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立之际也恰逢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之时，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国度的大门，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
随着西学东渐的开展，中国人开始慢慢接触到近代西方的各种科学技术以及思想。随使法国的翻译张德彝于1871年所著的《随使法国史》，生动描述了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情况。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彷徨的时代窥见了真理的微光。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群体。《万国公报》1899年第121期刊登了由李提摩太节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文中首次出现了“马克思”之名。原文为“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弄错了马克思的国籍。在这一时期，传播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西方众多思潮中的一种，因此所谓的传播也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零星介绍，而且不免漏洞百出。
中国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
初步传播
此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曾撰文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被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的人”。研读他的著作可以看到，他从经濟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得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并没有理解马克思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得出的结论。而由于阶级立场的问题，当他们意识到革命派将社会主义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武器时，改良派又转向反对社会主义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等，大多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来自日语文本的译作，而日语本文的特点在于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作用，却忽视了阶级斗争等政治理论。因此，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目的更多地体现在补正“三民主义”，并尝试规避、预防中国社会未来的一些弊病。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旧三民主义”思想向“新三民主义”思想的飞跃，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由于阶级立场和思想起点的不同，注定了思想改造的不彻底性，也为后面的国共合作破裂埋下了伏笔。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引领的
大众化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力量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核心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使中国革命的局面焕然一新。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传播方式主要通过各种刊物发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特别是论述唯物史观的文章。同时，利用出版社等资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完整翻译，例如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青年社，翻译出版了《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毛泽东曾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及三本书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便是这两本以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无独有偶，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均在不同场合提及经典革命文本对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指引力量。由此可见，翻译及出版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之大。同时，进步人士组建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团队在全国各地发展壮大，继而成立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能够大众化传播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客观性。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兼容并包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传统均平思想代表之一的孔子“大同社会”的构想与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契合;“以民为本”“家国一体”的传统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集体主义原则的契合;经世重教、敢于斗争的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契合。同时，20世纪以来国内外激荡的时局变幻，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起到了催化作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新文化运动的空前发展、中国工人群体的壮大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这个改变是在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前赴后继穷尽各种方法、试尽各种方案、历尽各种挫折，均偃旗息鼓、折戟沉沙之际，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带来的。
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相继发表了《沙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并且在北京大学组织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他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在北京蓬勃开展并随后席卷全国，接着是上海的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反帝反封建的罢工。
至大革命失败前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传播都是公开进行的，而且国民党内也有不少进步人士同样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孙中山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飞跃。同一时期的黄埔军校中以及国民党队伍里也存在数量极多的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政工作者。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被迫转移到地下，大众化的传播近乎停滞。值得庆幸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摸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最终让革命的星星之火燎遍神州大地。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学东渐”下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立之际也恰逢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之时，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国度的大门，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
随着西学东渐的开展，中国人开始慢慢接触到近代西方的各种科学技术以及思想。随使法国的翻译张德彝于1871年所著的《随使法国史》，生动描述了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情况。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彷徨的时代窥见了真理的微光。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群体。《万国公报》1899年第121期刊登了由李提摩太节译、中国教士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文中首次出现了“马克思”之名。原文为“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弄错了马克思的国籍。在这一时期，传播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西方众多思潮中的一种，因此所谓的传播也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零星介绍，而且不免漏洞百出。
中国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
初步传播
此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曾撰文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被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的人”。研读他的著作可以看到，他从经濟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得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并没有理解马克思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得出的结论。而由于阶级立场的问题，当他们意识到革命派将社会主义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武器时，改良派又转向反对社会主义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等，大多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来自日语文本的译作，而日语本文的特点在于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作用，却忽视了阶级斗争等政治理论。因此，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目的更多地体现在补正“三民主义”，并尝试规避、预防中国社会未来的一些弊病。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旧三民主义”思想向“新三民主义”思想的飞跃，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由于阶级立场和思想起点的不同，注定了思想改造的不彻底性，也为后面的国共合作破裂埋下了伏笔。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引领的
大众化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力量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核心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使中国革命的局面焕然一新。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传播方式主要通过各种刊物发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特别是论述唯物史观的文章。同时，利用出版社等资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完整翻译，例如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青年社，翻译出版了《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毛泽东曾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及三本书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便是这两本以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无独有偶，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均在不同场合提及经典革命文本对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指引力量。由此可见，翻译及出版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之大。同时，进步人士组建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团队在全国各地发展壮大，继而成立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能够大众化传播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客观性。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兼容并包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传统均平思想代表之一的孔子“大同社会”的构想与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契合;“以民为本”“家国一体”的传统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集体主义原则的契合;经世重教、敢于斗争的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契合。同时，20世纪以来国内外激荡的时局变幻，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起到了催化作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新文化运动的空前发展、中国工人群体的壮大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这个改变是在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前赴后继穷尽各种方法、试尽各种方案、历尽各种挫折，均偃旗息鼓、折戟沉沙之际，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带来的。
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相继发表了《沙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并且在北京大学组织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在他的领导下，学生运动在北京蓬勃开展并随后席卷全国，接着是上海的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反帝反封建的罢工。
至大革命失败前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传播都是公开进行的，而且国民党内也有不少进步人士同样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孙中山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飞跃。同一时期的黄埔军校中以及国民党队伍里也存在数量极多的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政工作者。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被迫转移到地下，大众化的传播近乎停滞。值得庆幸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摸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最终让革命的星星之火燎遍神州大地。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