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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称“皇帝”始，到1912年溥仪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宣布退位止，我国封建王朝有着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而邮驿的存在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历史，素以“通远迩于一脉，继往来以不穷”著称。虽然王朝交替、政权更迭，但邮驿通信不仅从未断绝，还每每在前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并逐步走向规范。
1 驿站之兴
“古之设驿递也，所以通往来，劳行役，而将王命也”，鸦片战争前，驿站作为政府唯一通信机构，主要负责官方文书的传递、官役公务往来的食宿交通及军事物资的运送，起着联络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重要作用，是信息传输的大动脉、总枢纽。
1.1 统一于秦
中国古代国家通信起源非常早，周代“置邮传命”就已创造了最初的驿传形制，但是真正徹底、有效的驿站制度，可以说是统一于秦。秦第一个建立起高度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并将列国的邮传机构进行合并，将邮驿通信的不同名目统一为“邮”，负责距离较远的公文书信的长途传递。其建立的一套邮传制度，如组织管理、文书传递、典章制度、通信法令等，也为后世所借鉴、传承。秦以后，历代相因，一脉相承。
1.2 盛于隋唐
隋唐结束了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邮驿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隋朝在交通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举国之力修运河和驰道。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4000华里，北抵涿州，南到余杭，极大地便利了南北通信条件。唐代则是将驿与传合一，驿站不止传递紧急文书，业务还扩大到通信、接待、运输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系统。唐还改变了历代由法曹兼管邮驿的体制，改由兵部专门负责，提高了管理效率。
1.3 著称于元
元朝是蒙古统治者结束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疆域最广，军事繁盛，故驿站较之以往又有不同。元的驿站被称为“站赤”，马匹众多，邮驿规模庞大，陆路可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欧洲各国;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其纵横中外、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在当时称雄于东方，闻名于世界。元以前，只有简单的邮驿律，元则专门将驿站相关事务，如马匹管理、约束驰驿使臣等基本内容作了规定，写成条文、载入法律，保证了驿站的运作。
1.4 臻于清代
1644年，八旗军入关，定都北京，是为清王朝的开端。清代版图辽阔，中央集权的程度很高，驿路四通八达，邮驿发展达到封建王朝的顶峰。清朝统治者在前朝的基础上对邮驿的管理作出改革与创新，将邮与驿合而为一，并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制度，加强邮驿管理;按照地方繁简冲僻，调整邮驿网路;加强巡查，严禁私票;改革驿银支付办法等，以整顿驿务，严控驿递，使驿站组织和管理更加严密，邮驿规模和覆盖范围远超从前，臻于完备。
清代除了在广大内地设置众多驿站外，还在辽阔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多种形式的邮驿组织，还普遍设立“县递”以补充地方交通联系，扩大了通邮面，使邮驿通信网络更加稠密、快捷，是我国邮驿史上的一个创举。清代还将驿递速度提高到一昼夜跑行600里甚至800里，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快速度。
由历代驿站的发展可以看出，各朝政府均十分重视驿站的建设与管理，这与它日渐增强的军事作用有关，其由兼管到兵部主管，管理逐步军事化也佐证了这一点。总之，驿站作为兼具军政职能的交通运输组织，经过不断改良与创新，规模逐步扩大、功能逐渐清晰，在维护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上功不可没。
2 驿站之功
经过历代王朝的发展，驿站的机构日渐简化，职能逐步统一，最终形成军政两用的驿传体系。
2.1 传递信息
在信息传递方式十分原始的封建社会，才会诞生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样的诗句，而驿站在当时无异于信息传递的高速公路。驿路以首都中央为中心向各地辐射延伸，相隔一定距离设置驿站，配备驿官、站丁、额马等，采取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地传递信息，使信息传递更加便捷，上情下达，下情上知，保证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联系，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国土的管辖。康熙年间平定三藩叛乱，从西南至京师5000余里，军报九天可达，其迅捷可见一斑。
2.2 官员接待
驿站还负责官员奉差出行时的接待，包括廪给和夫马车船、草料等各方面的物质供给。以清代为例：“各以其等，颁其禁令”，就是按照官品高低，享受不同的驰驿待遇。如勘合廪给标准，一品官给银二钱，二品官一钱八分，三品官一钱六分，四五品官一钱四分，六七品官一钱二分，八九品官一钱。从顺治时期到康雍乾时期，官员出行的待遇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总的趋势是待遇规格不断降低，夫马车船的配置逐渐减少，以图减少国家开支。
2.3 转运物资
自明设递运所以来，就有了专门运输货物的组织，及至清代，递运所逐渐裁撤，驿站就更多地承担起物资转运的任务，国家的军需、地方贡赋及财政拨款等都通过驿站递送。如军粮运输除大规模使用漕运外，陆路和边远地区则大量使用驿站运输;黑龙江为皇宫进贡东北的貂皮、蜂蜜等物品;直隶还要为皇帝每年的出巡、围猎等事务服务，通过驿站为皇室运送各种物资。杜牧诗中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正是驿站快速递运物资的功能，若无飞马接力快传，华清宫的杨玉环怎么能吃上南国的新鲜荔枝呢？皇帝将驿站用作取悦妃子的手段，践踏着驿路飞骑们的热血忠骨，这荒淫无道的画面被永远地雕刻在历史的廊柱上，述说着唐代宫廷生活之奢侈、腐朽。
2.4 巩固边防
驿站战时还需负责前线军队的通信、物资和官兵招待事宜，因此边防地区的驿站往往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如清代征讨准噶尔时，建立起新疆地区的台站，后为维持其军事职能改为常设驿站，以确保边防稳定。
在东北，驿站巩固边防的作用更加凸显。清初，皇帝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以“首崇满洲”，禁止百姓移入，因而驿站较少，驿务相对较轻。17世纪末以来为了防御沙俄，保护清朝的肇兴之地，清政府在东北重兵布防、增开驿站，以确保边防巩固、军报畅通，一旦发动战争，也避免了劳师袭远的被动局面。以吉林为例，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驿站已从康熙朝的22个发展至大小正站52处、分站多处，西、北两路驿程4000余里，站丁1480人、额牛额马各1480头、站地47000余晌之规模，这样，清政府凭借着邮驿系统，可以及时得到边防信息，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布防。 3 驿站之困
纵观历朝历代，前期大多励精图治，政治较为清明，而中后期则政治日益腐败，驿站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驿务废弛不可避免。
3.1 耗费庞大
中国是一个土地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的国家，通信难度极大，为维持全国邮驿网路的安全畅通，政府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顺治三年，清政府户部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当时核定全国驿站经费每年为3429030.42两，数目相当可观。此后驿站经费虽时有增减，但仍保持在每年二百万两左右，载沣主张裁驿时也曾说“何故必须设此驿站，岁费数百万金”，可见每年用于维持驿站的经费甚巨，给政府帶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为了节省开支，自秦至清，各个朝代对驿站的支出标准都有明文规定，但实际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驿站实际运转中，地方官吏占据绝对的主动权，他们将驿站视为“利薮”，驿站经费成为其贪污中饱的财源。而官员滥行驰驿，例外需索也加重了驿递系统财政混乱的状况。
3.2 效率低下
文报传输是驿递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随着政治的腐败，文报传输的效率逐渐无法保障，文报丢失、延误甚至被拆阅的情况经常发生，其支撑政情流通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至光绪朝末期，甚至出现了“限行文报，稽延压搁，随地皆然，至寻常公文，各站更视为无关紧要，无不待前等后，任意搁延”的恶劣局面。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军机处从浙江石门镇往库伦发报匣，却被错递到吐鲁番，驿递系统可谓混乱不堪。此案涉及江西、湖南、陕西、甘肃、新疆五省的驿递系统，可见，驿务废弛、效率低下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3.3 骚扰民间
驿站官员中饱私囊、用驿人员越数多索的恶果，最终还是落到百姓的头上。《驿递议》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邮驿弊端给民生带来的疾苦：“驿中浮费日甚一日，正供不足，不得不出于借支，借支不足，不得不出于佥派，船之官僱矣，车马之官办者则民办矣，骚扰搜括，膏血为枯，则病在民”，“至于折乾之弊，非摊派平民亦必无自而起。……此国计所以日蠧，而民生所以瘵也”。驿站官员例支了买补驿马的费用，却从中渔利，上下分肥。驿马经常不足数量，倒毙马匹的数量也经常虚报，以克扣银两。为侵吞草料银，仅存的驿马也都疏于管理、不肯精心喂养，导致驿马疲瘦，不堪驱使。支应差使时，经常只能强征民间马匹或强留前站驿马，有时甚至会拦截过路车辆，将客商行李抛掷道旁，驱车径去，百姓不堪其苦。
实际上，驿递冗滥、支出繁多是封建邮驿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政府裁减驿银也只是将本已疲敝的驿传系统推向瘫痪：驿银不敷使用，地方官便将压力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赤贫如洗，驿站“马死夫逃”，不倒自倒。
4 驿站之败
清后期，官场风气渐坏，官员到达驿站后，倚仗权势，威胁司驿官员多索取驿马、夫役，有些官员甚至于勘合之外滥用至一二倍、三四倍不等，且稍不如意动辄鞭挞，可谓是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寒。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吉林将军长顺上奏朝廷，折中详述了由黑龙江解到释回太监董双福等四名，带领三十余人在伯都讷站不遵规章，恣意嚷骂驿站官员，并越级逼要供给、勒索银钱的凶暴行径。针对吉林将军的奏折，光绪皇帝在十二月初六、十七日接连下达严惩的旨意，说明朝廷加强驿站管理的意图与决心。但无论怎样整饬，驿传体系仍然是大势已去，不见起色。
在驿传系统运转日渐艰难之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中国却对驿传系统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边防危机接连出现，通商、谈判等各种新的军政事务纷至沓来，刻不容缓。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瓦解，随着封建制度发展起来的旧式邮驿，更是江河日下、千疮百孔，已经无力担负起邮驿通信的重要职责。“夫驿站之在今日，除糜国币外，有何效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新的交通、通信方式与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一起，被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的洋务派看重、接受，并力图效仿：轮船航运诞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开办;电报则是清朝政府在光绪五年（1879年）开设;而光绪七年（1881年）唐山到胥各庄铁路的建成是为铁路史的开端。在新式交通及通信方式的冲击下，驿站早已没了生存空间，裁驿的呼声也愈发高涨。正如郑观应所言：“盖电报设而驿差轻其半，轮船通而驿差轻其七八，若铁路之干枝渐次告成，而驿传势难再留。”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清王朝的衰亡如期而至。1912年，溥仪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五月，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这种跨越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的古老邮驿制度在新的交通、通信网络渐臻成熟时，寿终正寝。旧式邮驿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逐渐被近代邮政所取代，这条古代交通线千年的兴衰、沉浮、消亡不仅仅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还从一个侧面述说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迁。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04-01-01-1000-063.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05-13-002-000932-0041.
[3]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修订版.
（作者单位：吉林省档案馆研究室）
1 驿站之兴
“古之设驿递也，所以通往来，劳行役，而将王命也”，鸦片战争前，驿站作为政府唯一通信机构，主要负责官方文书的传递、官役公务往来的食宿交通及军事物资的运送，起着联络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重要作用，是信息传输的大动脉、总枢纽。
1.1 统一于秦
中国古代国家通信起源非常早，周代“置邮传命”就已创造了最初的驿传形制，但是真正徹底、有效的驿站制度，可以说是统一于秦。秦第一个建立起高度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并将列国的邮传机构进行合并，将邮驿通信的不同名目统一为“邮”，负责距离较远的公文书信的长途传递。其建立的一套邮传制度，如组织管理、文书传递、典章制度、通信法令等，也为后世所借鉴、传承。秦以后，历代相因，一脉相承。
1.2 盛于隋唐
隋唐结束了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邮驿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隋朝在交通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举国之力修运河和驰道。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4000华里，北抵涿州，南到余杭，极大地便利了南北通信条件。唐代则是将驿与传合一，驿站不止传递紧急文书，业务还扩大到通信、接待、运输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系统。唐还改变了历代由法曹兼管邮驿的体制，改由兵部专门负责，提高了管理效率。
1.3 著称于元
元朝是蒙古统治者结束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疆域最广，军事繁盛，故驿站较之以往又有不同。元的驿站被称为“站赤”，马匹众多，邮驿规模庞大，陆路可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欧洲各国;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其纵横中外、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在当时称雄于东方，闻名于世界。元以前，只有简单的邮驿律，元则专门将驿站相关事务，如马匹管理、约束驰驿使臣等基本内容作了规定，写成条文、载入法律，保证了驿站的运作。
1.4 臻于清代
1644年，八旗军入关，定都北京，是为清王朝的开端。清代版图辽阔，中央集权的程度很高，驿路四通八达，邮驿发展达到封建王朝的顶峰。清朝统治者在前朝的基础上对邮驿的管理作出改革与创新，将邮与驿合而为一，并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制度，加强邮驿管理;按照地方繁简冲僻，调整邮驿网路;加强巡查，严禁私票;改革驿银支付办法等，以整顿驿务，严控驿递，使驿站组织和管理更加严密，邮驿规模和覆盖范围远超从前，臻于完备。
清代除了在广大内地设置众多驿站外，还在辽阔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多种形式的邮驿组织，还普遍设立“县递”以补充地方交通联系，扩大了通邮面，使邮驿通信网络更加稠密、快捷，是我国邮驿史上的一个创举。清代还将驿递速度提高到一昼夜跑行600里甚至800里，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快速度。
由历代驿站的发展可以看出，各朝政府均十分重视驿站的建设与管理，这与它日渐增强的军事作用有关，其由兼管到兵部主管，管理逐步军事化也佐证了这一点。总之，驿站作为兼具军政职能的交通运输组织，经过不断改良与创新，规模逐步扩大、功能逐渐清晰，在维护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上功不可没。
2 驿站之功
经过历代王朝的发展，驿站的机构日渐简化，职能逐步统一，最终形成军政两用的驿传体系。
2.1 传递信息
在信息传递方式十分原始的封建社会，才会诞生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样的诗句，而驿站在当时无异于信息传递的高速公路。驿路以首都中央为中心向各地辐射延伸，相隔一定距离设置驿站，配备驿官、站丁、额马等，采取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地传递信息，使信息传递更加便捷，上情下达，下情上知，保证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联系，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国土的管辖。康熙年间平定三藩叛乱，从西南至京师5000余里，军报九天可达，其迅捷可见一斑。
2.2 官员接待
驿站还负责官员奉差出行时的接待，包括廪给和夫马车船、草料等各方面的物质供给。以清代为例：“各以其等，颁其禁令”，就是按照官品高低，享受不同的驰驿待遇。如勘合廪给标准，一品官给银二钱，二品官一钱八分，三品官一钱六分，四五品官一钱四分，六七品官一钱二分，八九品官一钱。从顺治时期到康雍乾时期，官员出行的待遇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总的趋势是待遇规格不断降低，夫马车船的配置逐渐减少，以图减少国家开支。
2.3 转运物资
自明设递运所以来，就有了专门运输货物的组织，及至清代，递运所逐渐裁撤，驿站就更多地承担起物资转运的任务，国家的军需、地方贡赋及财政拨款等都通过驿站递送。如军粮运输除大规模使用漕运外，陆路和边远地区则大量使用驿站运输;黑龙江为皇宫进贡东北的貂皮、蜂蜜等物品;直隶还要为皇帝每年的出巡、围猎等事务服务，通过驿站为皇室运送各种物资。杜牧诗中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正是驿站快速递运物资的功能，若无飞马接力快传，华清宫的杨玉环怎么能吃上南国的新鲜荔枝呢？皇帝将驿站用作取悦妃子的手段，践踏着驿路飞骑们的热血忠骨，这荒淫无道的画面被永远地雕刻在历史的廊柱上，述说着唐代宫廷生活之奢侈、腐朽。
2.4 巩固边防
驿站战时还需负责前线军队的通信、物资和官兵招待事宜，因此边防地区的驿站往往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如清代征讨准噶尔时，建立起新疆地区的台站，后为维持其军事职能改为常设驿站，以确保边防稳定。
在东北，驿站巩固边防的作用更加凸显。清初，皇帝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以“首崇满洲”，禁止百姓移入，因而驿站较少，驿务相对较轻。17世纪末以来为了防御沙俄，保护清朝的肇兴之地，清政府在东北重兵布防、增开驿站，以确保边防巩固、军报畅通，一旦发动战争，也避免了劳师袭远的被动局面。以吉林为例，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驿站已从康熙朝的22个发展至大小正站52处、分站多处，西、北两路驿程4000余里，站丁1480人、额牛额马各1480头、站地47000余晌之规模，这样，清政府凭借着邮驿系统，可以及时得到边防信息，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布防。 3 驿站之困
纵观历朝历代，前期大多励精图治，政治较为清明，而中后期则政治日益腐败，驿站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驿务废弛不可避免。
3.1 耗费庞大
中国是一个土地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的国家，通信难度极大，为维持全国邮驿网路的安全畅通，政府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顺治三年，清政府户部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当时核定全国驿站经费每年为3429030.42两，数目相当可观。此后驿站经费虽时有增减，但仍保持在每年二百万两左右，载沣主张裁驿时也曾说“何故必须设此驿站，岁费数百万金”，可见每年用于维持驿站的经费甚巨，给政府帶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为了节省开支，自秦至清，各个朝代对驿站的支出标准都有明文规定，但实际执行起来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驿站实际运转中，地方官吏占据绝对的主动权，他们将驿站视为“利薮”，驿站经费成为其贪污中饱的财源。而官员滥行驰驿，例外需索也加重了驿递系统财政混乱的状况。
3.2 效率低下
文报传输是驿递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随着政治的腐败，文报传输的效率逐渐无法保障，文报丢失、延误甚至被拆阅的情况经常发生，其支撑政情流通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至光绪朝末期，甚至出现了“限行文报，稽延压搁，随地皆然，至寻常公文，各站更视为无关紧要，无不待前等后，任意搁延”的恶劣局面。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军机处从浙江石门镇往库伦发报匣，却被错递到吐鲁番，驿递系统可谓混乱不堪。此案涉及江西、湖南、陕西、甘肃、新疆五省的驿递系统，可见，驿务废弛、效率低下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3.3 骚扰民间
驿站官员中饱私囊、用驿人员越数多索的恶果，最终还是落到百姓的头上。《驿递议》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邮驿弊端给民生带来的疾苦：“驿中浮费日甚一日，正供不足，不得不出于借支，借支不足，不得不出于佥派，船之官僱矣，车马之官办者则民办矣，骚扰搜括，膏血为枯，则病在民”，“至于折乾之弊，非摊派平民亦必无自而起。……此国计所以日蠧，而民生所以瘵也”。驿站官员例支了买补驿马的费用，却从中渔利，上下分肥。驿马经常不足数量，倒毙马匹的数量也经常虚报，以克扣银两。为侵吞草料银，仅存的驿马也都疏于管理、不肯精心喂养，导致驿马疲瘦，不堪驱使。支应差使时，经常只能强征民间马匹或强留前站驿马，有时甚至会拦截过路车辆，将客商行李抛掷道旁，驱车径去，百姓不堪其苦。
实际上，驿递冗滥、支出繁多是封建邮驿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政府裁减驿银也只是将本已疲敝的驿传系统推向瘫痪：驿银不敷使用，地方官便将压力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赤贫如洗，驿站“马死夫逃”，不倒自倒。
4 驿站之败
清后期，官场风气渐坏，官员到达驿站后，倚仗权势，威胁司驿官员多索取驿马、夫役，有些官员甚至于勘合之外滥用至一二倍、三四倍不等，且稍不如意动辄鞭挞，可谓是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寒。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吉林将军长顺上奏朝廷，折中详述了由黑龙江解到释回太监董双福等四名，带领三十余人在伯都讷站不遵规章，恣意嚷骂驿站官员，并越级逼要供给、勒索银钱的凶暴行径。针对吉林将军的奏折，光绪皇帝在十二月初六、十七日接连下达严惩的旨意，说明朝廷加强驿站管理的意图与决心。但无论怎样整饬，驿传体系仍然是大势已去，不见起色。
在驿传系统运转日渐艰难之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中国却对驿传系统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边防危机接连出现，通商、谈判等各种新的军政事务纷至沓来，刻不容缓。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瓦解，随着封建制度发展起来的旧式邮驿，更是江河日下、千疮百孔，已经无力担负起邮驿通信的重要职责。“夫驿站之在今日，除糜国币外，有何效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新的交通、通信方式与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一起，被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的洋务派看重、接受，并力图效仿：轮船航运诞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开办;电报则是清朝政府在光绪五年（1879年）开设;而光绪七年（1881年）唐山到胥各庄铁路的建成是为铁路史的开端。在新式交通及通信方式的冲击下，驿站早已没了生存空间，裁驿的呼声也愈发高涨。正如郑观应所言：“盖电报设而驿差轻其半，轮船通而驿差轻其七八，若铁路之干枝渐次告成，而驿传势难再留。”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清王朝的衰亡如期而至。1912年，溥仪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五月，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这种跨越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的古老邮驿制度在新的交通、通信网络渐臻成熟时，寿终正寝。旧式邮驿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逐渐被近代邮政所取代，这条古代交通线千年的兴衰、沉浮、消亡不仅仅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还从一个侧面述说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迁。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04-01-01-1000-063.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05-13-002-000932-0041.
[3]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修订版.
（作者单位：吉林省档案馆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