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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2月起，我着手撰写《寻找理性的足迹》一书。我这个十二岁离开母亲，十五岁进入社会的少年，因为家庭的变故，早年独立处事，养成了遇事终想寻根索源的思考习惯。到了老年，放下各项事务，一个心愿就是把思考社会的结果整理出来，经历了十年琢磨，终于把自己认为的“耄耋之悟”奉献给了读者（2012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吐露了自己对亲历的政治运动和当前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想法。
2002年3月，我的母亲金志新在加拿大温哥华逝世。和她朝夕相处的幼时往事呈现眼前，犹如昨日。母亲是我童年的唯一依靠。她性格温和，对我既不溺爱，也极少叱斥。不管她经历多大情感沧桑，从不迁怪于我。她对人友善柔弱，但遇大事总是独立承受，坚定地寻找出路，从不依赖外力。在遭受几乎不能承受的经济压力面前，她从不出现要我弃学的念头，即使不得已把我托养人家，也要以我能继续上学为首要条件。她的期盼鼓励着我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不算长的十二年和母亲的共同生活是我奋力立足社会的基石，也是我真诚思考社会动力的源泉。在她离去之际，我决心要记载下我们的母子情缘，但初稿写出后，自己并不满意，直到2010年我随中旅总社首个个人旅行团到温哥华给母亲扫墓回来，才完成《迟到的祭奠》一稿。
1947年，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出现了重大变化。有亲戚介绍母亲到上海袁仰安先生家去做专带孩子的保姆。母亲决定把我寄养在四舅父家，只身前往上海。父亲得知此事后，和他一起在南京做事的四姑父来信，内容如下：
志新舅嫂妆次：
久未见面谅定安好，根据雍伯兄来称嫂有函至彼处，云及以生活关系拟赴他处就事，小儿亦拟寄养人家，彼以自身力量不足，亦未便阻止，惟望将行止告知，小儿寄置何处，彼意能稍得意当再函告知，又房中钥匙交十梓街，因雍伯稍空即拟返家一行，其意设非高尚职业切勿去做。设生活实有问题将鸿仪寄养他家，尽可来京住，大家苦吃苦过，亦不致有严重问题，且终有绒线可结亦不无小补，还望考虑，勿负多年对程氏之苦心，专此盼复即请
妆安
董复始九月二十五日
估计此信由父亲授意四姑父写成，口气婉转并有邀母亲去南京的意思，实质是试图阻止母亲赴沪独立谋生。回忆往事我要佩服母亲这个弱女子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决定，摆脱对不可靠丈夫的依附，毅然赴沪就职，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8年寒假前，舅母称需回娘家办事，要我白己设法到别的亲戚家里去过年，我着了急，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母亲大人：
前奉一函想已收到，儿体尚健勿念。现离大考仅有二日之余。近因舅母之弟有病，因此舅母至他家照顾小孩，家中无人煮饭，所以舅父叫我即日往伯伯家中，但伯伯亦不肯。近因儿之餐宿已发生问题，望大人接到此函即速速返苏切勿延误为要，特此备函以奉告。
敬祝
安康
儿：鸿仪上 元月十八日
1949年初袁先生一家去了香港，辞退了多名佣人，唯带照顾他幼女经怡的我母亲同去。母亲临走时和我谈话：时局动荡，其他亲戚自身难保，帮不了我们，即使有人收留我们母子，但不可能供我上学。袁先生答应他们承担费用，由其在上海的亲戚照顾我，还供我读书，也只能走这条路了。
时常想念母亲，多次写信到香港。母亲也有信来，但只是简单数语，她说久不写字，提笔很吃力。
时光流逝，再见母亲是在三十六年以后。母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与姚李忠先生成家，六十年代初，全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与我失去联系。八十年代初，香港的袁太太托人找到我，帮我们母子恢复了通信。1985年母亲和姚先生参加旅游团来大陆，我们全家三人到广西桂林和他们相聚。母亲问我：“你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回答是：“没有生大病，没有交坏朋友。”我体会到了妈妈对我数十年的牵挂。
1989年春，母亲和姚先生曾到武汉我家小住。看到继父对母亲十分体贴，很感宽慰。庆幸妈妈的后半生摆脱了年轻时代的噩梦，终于找回了应该属于白己的幸福生活。和母亲两次相见，我们谈了一些往事，但言犹未尽，不知她是因为旧事记忆淡忘，还是不想重提。而我是童年记忆清晰，却怕再说伤心事，打搅了她平静的现实生活。离别以后，终还想向她诉说，但再也没有机会了。
2002年3月，我的母亲金志新在加拿大温哥华逝世。和她朝夕相处的幼时往事呈现眼前，犹如昨日。母亲是我童年的唯一依靠。她性格温和，对我既不溺爱，也极少叱斥。不管她经历多大情感沧桑，从不迁怪于我。她对人友善柔弱，但遇大事总是独立承受，坚定地寻找出路，从不依赖外力。在遭受几乎不能承受的经济压力面前，她从不出现要我弃学的念头，即使不得已把我托养人家，也要以我能继续上学为首要条件。她的期盼鼓励着我直面社会，直面人生。不算长的十二年和母亲的共同生活是我奋力立足社会的基石，也是我真诚思考社会动力的源泉。在她离去之际，我决心要记载下我们的母子情缘，但初稿写出后，自己并不满意，直到2010年我随中旅总社首个个人旅行团到温哥华给母亲扫墓回来，才完成《迟到的祭奠》一稿。
1947年，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出现了重大变化。有亲戚介绍母亲到上海袁仰安先生家去做专带孩子的保姆。母亲决定把我寄养在四舅父家，只身前往上海。父亲得知此事后，和他一起在南京做事的四姑父来信，内容如下：
志新舅嫂妆次：
久未见面谅定安好，根据雍伯兄来称嫂有函至彼处，云及以生活关系拟赴他处就事，小儿亦拟寄养人家，彼以自身力量不足，亦未便阻止，惟望将行止告知，小儿寄置何处，彼意能稍得意当再函告知，又房中钥匙交十梓街，因雍伯稍空即拟返家一行，其意设非高尚职业切勿去做。设生活实有问题将鸿仪寄养他家，尽可来京住，大家苦吃苦过，亦不致有严重问题，且终有绒线可结亦不无小补，还望考虑，勿负多年对程氏之苦心，专此盼复即请
妆安
董复始九月二十五日
估计此信由父亲授意四姑父写成，口气婉转并有邀母亲去南京的意思，实质是试图阻止母亲赴沪独立谋生。回忆往事我要佩服母亲这个弱女子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决定，摆脱对不可靠丈夫的依附，毅然赴沪就职，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8年寒假前，舅母称需回娘家办事，要我白己设法到别的亲戚家里去过年，我着了急，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母亲大人：
前奉一函想已收到，儿体尚健勿念。现离大考仅有二日之余。近因舅母之弟有病，因此舅母至他家照顾小孩，家中无人煮饭，所以舅父叫我即日往伯伯家中，但伯伯亦不肯。近因儿之餐宿已发生问题，望大人接到此函即速速返苏切勿延误为要，特此备函以奉告。
敬祝
安康
儿：鸿仪上 元月十八日
1949年初袁先生一家去了香港，辞退了多名佣人，唯带照顾他幼女经怡的我母亲同去。母亲临走时和我谈话：时局动荡，其他亲戚自身难保，帮不了我们，即使有人收留我们母子，但不可能供我上学。袁先生答应他们承担费用，由其在上海的亲戚照顾我，还供我读书，也只能走这条路了。
时常想念母亲，多次写信到香港。母亲也有信来，但只是简单数语，她说久不写字，提笔很吃力。
时光流逝，再见母亲是在三十六年以后。母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与姚李忠先生成家，六十年代初，全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与我失去联系。八十年代初，香港的袁太太托人找到我，帮我们母子恢复了通信。1985年母亲和姚先生参加旅游团来大陆，我们全家三人到广西桂林和他们相聚。母亲问我：“你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回答是：“没有生大病，没有交坏朋友。”我体会到了妈妈对我数十年的牵挂。
1989年春，母亲和姚先生曾到武汉我家小住。看到继父对母亲十分体贴，很感宽慰。庆幸妈妈的后半生摆脱了年轻时代的噩梦，终于找回了应该属于白己的幸福生活。和母亲两次相见，我们谈了一些往事，但言犹未尽，不知她是因为旧事记忆淡忘，还是不想重提。而我是童年记忆清晰，却怕再说伤心事，打搅了她平静的现实生活。离别以后，终还想向她诉说，但再也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