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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针对全球发展的热点问题所提出的科学客观、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作为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工作的总目标，这一重要理念的形成有着丰富的文化源泉、坚实的理论根基以及充分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11-0030-0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了千百年的中华智慧，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思想，继承了中国历代领导人的丰富实践经验，这一理念从形成到经历时间考验日渐完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1 博大精深的“和”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源泉
任何重大思想理念的创新和发展都不是无本之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为根，结合新时代客观需求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1.1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中国人树立了“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核心，强调要待人“忠恕”，和善互助，能够推己及人，还要求人们具备“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以从人际间的“和”推动社会的“和”发展。正是传统道德与世俗社会的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尚礼贵和”的优良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1]。秉承“人心和善”的道德追求，中国不仅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更是坚定的维护者和实践者，这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珍视并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态度，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勇担国际重任的使命意识与大国风范。
1.2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在处理社会矛盾上，中国人认为应诚秉中庸之道，通过“调和”矛盾双方而达到平衡互利的状态，而不是简单地将矛盾消除掉。在古人看来，顺乎自然和社会规律就是“和”，要以包容的态度尊重共存事物间的差异性，掌握规律顺乎其应，从而达到“中”。但“中”还强调在处理矛盾时应该坚守原则，不是无原则地简单调和或是盲目地随波逐流，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2]。习近平同志表示“我们应该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3]。这不仅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尊重世界多样性发展为前提，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民主、追求“和而不同”的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勇于坚定正确立场的态度和追求。
1.3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国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如亲人一般，有矛盾坦诚协商，有困难和睦互助。儒家思想将“人和”看作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4]说明了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要素。道家思想中的社会关系主要讲求天人合一，老子从“无为”思想出发提出了“柔弱胜刚强”。习近平在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演讲时也曾引用“大邦者下流”[5]来表达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和胸怀。佛家思想主张对于民族纠葛、国家纷争采取容忍、淡化的态度以达到“和”的状态。三派思想都认为国家间亲密和睦是最有利于各国发展的状态。中华民族始终坚持 “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坚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博大胸襟，源远流长的“和”文化已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交相融合，成为中国人对外交往、面向世界的基本准则。
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凌空蹈虚，而是成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根基，是对马克思主义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美好愿景的继承与发展，并赋予其新时代的实践。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大社会阶段”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完全孤立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存在于社会中的人其实也一定存在于某个“共同体”中，并按照人的发展将社会分为“三大社会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必然经历三种社会阶段，最初的社会阶段中人类会因血缘、地域、习惯等因素而产生依赖形成联合体，即自然联合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6]是第二大社会阶段的基本特征，人类在这个社会阶段中将实现“社会转型”、“经济转向”和“历史转变”；第三阶段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将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为了“真正共同体”的实现，就要人们通过参与共同活动从而形成彼此间的某种共同利益，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有个人的自由。”[7]人类社会当前正处于“资本逻辑”下的第二大社会形式中，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生态失衡等问题笼罩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将把世界各国打造为“责任共担、利益共赢”的共同体，既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实现“真正共同体”的时代呼唤，又切实成为承接人类社会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伟大实践。
2.2 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理论和“两种制度”共处战略
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8]的理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第三国际，支持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帮助落后国家实现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世界大战过后，列宁以经济交往为切入点提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共同利益存在的，他指出，“我们俄国有小麦、亚麻、白金、钾碱和很多矿产，这些都是全世界迫切需要的。世界終究会到我们这里来要这些东西，不管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或者不是布尔什维主义。”[9]列宁认为“两制”应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和平共存，共谋发展。习近平在把握列宁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特征提出，“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为新时代“两制”共存的局面谋求和平稳定的发展道路，也为新时代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共同发展构建更加长远稳定的发展格局。 2.3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相关理论
建国初期，为了给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充足的发展空间和和平友好的外部环境，毛泽东同志多次声明：“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11]195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外交开创了和平友好的发展局面。邓小平同志在准确判断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2]随后，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加强周边区域合作等思想，更提出要“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13]。进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伟大构想，强调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14]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造良好的周边区域关系，再到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轨迹一脉相承，是结合新时代特征对历代领导人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3 新形势下国内外的发展需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依据
习近平同志曾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形容中华民族的今日之势，面对接踵而来的国内外发展挑战，中国需要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新机遇、注入新动力、营造更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国际格局。
3.1 走向发展“新常态”的中国需要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社会转型、经济换档、改革深化的关键点。国内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益增长达到了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点，但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还仍未得到解决，例如脱贫任务尚待完成、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还依然存在；国际方面，“一球两制”的共处与竞爭同样为我国的发展带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由于与我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不同，对我们的发展围追堵截，多次挑起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印度洞朗问题等一系列涉及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的争端，并经常在国际上散播“中国威胁论”、“中国控制论”等不实言论引导国际舆论风向。内外挑战任务繁重的条件下，中国要实现发展和复兴决不可能单打独斗，而要积极加强与世界的合作与联系。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的新机遇，中国唯有以实际行动促进构建新的世界关系网并融入其中，才能够为复兴大业赢得更广泛的机遇和平台。
3.2 走向国际化发展的中国需要开放新动力
如今中国迎来了综合国力大增、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崭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发展和周边伙伴提供更多更宝贵的发展契机。经济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各个行业领域；政治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声音获得越来越广泛认同；文化上，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的发展刮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风”，中华文化正在逐步崛起。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难民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等都是时刻威胁着世界的安全、稳定和和平的切实问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如何以国际化创新的形式向世界发出和谐信号也关系着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另外，中国作为不断崛起中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发展责任，当下的中国，是最渴望国际化注入新动力的时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注入以双赢、多赢为基础的国际化正能量，这既是中国在大国崛起时向世界发出的和平宣言，也为未来中国的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3.3 走向复杂多极化的世界需要国际合作新格局
多国崛起的局面导致如今的全球治理暴露出多种问题：全球治理边疆扩大，治理失灵状况频现；发展大国和发达国家竞争激化，共治与分治的矛盾不断深入；大国关系中对抗性因素上升，大国关系深陷“不稳定期”漩涡等等，证明如今西方倡导的“西方中心论”和所谓的“民主正义”的思想已经逐渐不能够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矛盾与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谈到构建国际合作新格局问题时，科学地指出“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15]，这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总趋势下国际社会各方渴望寻求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地顺应时代潮流推进国际新格局构建的责任与信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的外交新主张为国际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可行的“中国路径”，为国际格局的优化共建勾勒了合理的理想蓝图。
集中华智慧、科学理论、时代需求于一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引领复兴中的中华民族继续秉承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把握互利共赢的正确方向，坚持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2]韩路.四书五经（上卷）· 论语（全注全译本）[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14.
[3]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8-29.
[4]陈怡.《中庸》及参考译文[J].中国大学教学，2006，（8）：37.
[5]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4.
[9]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66-167.
[10]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
[11]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409.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6.
[14]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51.
[15]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11-0030-0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了千百年的中华智慧，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思想，继承了中国历代领导人的丰富实践经验，这一理念从形成到经历时间考验日渐完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1 博大精深的“和”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源泉
任何重大思想理念的创新和发展都不是无本之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为根，结合新时代客观需求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1.1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中国人树立了“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核心，强调要待人“忠恕”，和善互助，能够推己及人，还要求人们具备“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以从人际间的“和”推动社会的“和”发展。正是传统道德与世俗社会的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尚礼贵和”的优良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1]。秉承“人心和善”的道德追求，中国不仅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更是坚定的维护者和实践者，这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珍视并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态度，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勇担国际重任的使命意识与大国风范。
1.2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在处理社会矛盾上，中国人认为应诚秉中庸之道，通过“调和”矛盾双方而达到平衡互利的状态，而不是简单地将矛盾消除掉。在古人看来，顺乎自然和社会规律就是“和”，要以包容的态度尊重共存事物间的差异性，掌握规律顺乎其应，从而达到“中”。但“中”还强调在处理矛盾时应该坚守原则，不是无原则地简单调和或是盲目地随波逐流，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2]。习近平同志表示“我们应该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3]。这不仅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尊重世界多样性发展为前提，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民主、追求“和而不同”的多元化的社会发展，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勇于坚定正确立场的态度和追求。
1.3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国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如亲人一般，有矛盾坦诚协商，有困难和睦互助。儒家思想将“人和”看作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4]说明了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要素。道家思想中的社会关系主要讲求天人合一，老子从“无为”思想出发提出了“柔弱胜刚强”。习近平在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演讲时也曾引用“大邦者下流”[5]来表达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和胸怀。佛家思想主张对于民族纠葛、国家纷争采取容忍、淡化的态度以达到“和”的状态。三派思想都认为国家间亲密和睦是最有利于各国发展的状态。中华民族始终坚持 “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坚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博大胸襟，源远流长的“和”文化已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交相融合，成为中国人对外交往、面向世界的基本准则。
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凌空蹈虚，而是成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根基，是对马克思主义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美好愿景的继承与发展，并赋予其新时代的实践。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大社会阶段”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完全孤立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存在于社会中的人其实也一定存在于某个“共同体”中，并按照人的发展将社会分为“三大社会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必然经历三种社会阶段，最初的社会阶段中人类会因血缘、地域、习惯等因素而产生依赖形成联合体，即自然联合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6]是第二大社会阶段的基本特征，人类在这个社会阶段中将实现“社会转型”、“经济转向”和“历史转变”；第三阶段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将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为了“真正共同体”的实现，就要人们通过参与共同活动从而形成彼此间的某种共同利益，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有个人的自由。”[7]人类社会当前正处于“资本逻辑”下的第二大社会形式中，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生态失衡等问题笼罩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将把世界各国打造为“责任共担、利益共赢”的共同体，既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实现“真正共同体”的时代呼唤，又切实成为承接人类社会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伟大实践。
2.2 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理论和“两种制度”共处战略
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8]的理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第三国际，支持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帮助落后国家实现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世界大战过后，列宁以经济交往为切入点提出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共同利益存在的，他指出，“我们俄国有小麦、亚麻、白金、钾碱和很多矿产，这些都是全世界迫切需要的。世界終究会到我们这里来要这些东西，不管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或者不是布尔什维主义。”[9]列宁认为“两制”应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和平共存，共谋发展。习近平在把握列宁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特征提出，“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为新时代“两制”共存的局面谋求和平稳定的发展道路，也为新时代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共同发展构建更加长远稳定的发展格局。 2.3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相关理论
建国初期，为了给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充足的发展空间和和平友好的外部环境，毛泽东同志多次声明：“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11]195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外交开创了和平友好的发展局面。邓小平同志在准确判断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2]随后，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加强周边区域合作等思想，更提出要“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13]。进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伟大构想，强调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14]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造良好的周边区域关系，再到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轨迹一脉相承，是结合新时代特征对历代领导人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3 新形势下国内外的发展需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依据
习近平同志曾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形容中华民族的今日之势，面对接踵而来的国内外发展挑战，中国需要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新机遇、注入新动力、营造更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国际格局。
3.1 走向发展“新常态”的中国需要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社会转型、经济换档、改革深化的关键点。国内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益增长达到了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点，但许多发展不平衡问题还仍未得到解决，例如脱贫任务尚待完成、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还依然存在；国际方面，“一球两制”的共处与竞爭同样为我国的发展带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由于与我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不同，对我们的发展围追堵截，多次挑起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印度洞朗问题等一系列涉及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的争端，并经常在国际上散播“中国威胁论”、“中国控制论”等不实言论引导国际舆论风向。内外挑战任务繁重的条件下，中国要实现发展和复兴决不可能单打独斗，而要积极加强与世界的合作与联系。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的新机遇，中国唯有以实际行动促进构建新的世界关系网并融入其中，才能够为复兴大业赢得更广泛的机遇和平台。
3.2 走向国际化发展的中国需要开放新动力
如今中国迎来了综合国力大增、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崭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发展和周边伙伴提供更多更宝贵的发展契机。经济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各个行业领域；政治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声音获得越来越广泛认同；文化上，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的发展刮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风”，中华文化正在逐步崛起。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难民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等都是时刻威胁着世界的安全、稳定和和平的切实问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如何以国际化创新的形式向世界发出和谐信号也关系着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另外，中国作为不断崛起中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发展责任，当下的中国，是最渴望国际化注入新动力的时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注入以双赢、多赢为基础的国际化正能量，这既是中国在大国崛起时向世界发出的和平宣言，也为未来中国的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3.3 走向复杂多极化的世界需要国际合作新格局
多国崛起的局面导致如今的全球治理暴露出多种问题：全球治理边疆扩大，治理失灵状况频现；发展大国和发达国家竞争激化，共治与分治的矛盾不断深入；大国关系中对抗性因素上升，大国关系深陷“不稳定期”漩涡等等，证明如今西方倡导的“西方中心论”和所谓的“民主正义”的思想已经逐渐不能够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矛盾与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谈到构建国际合作新格局问题时，科学地指出“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15]，这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总趋势下国际社会各方渴望寻求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地顺应时代潮流推进国际新格局构建的责任与信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的外交新主张为国际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可行的“中国路径”，为国际格局的优化共建勾勒了合理的理想蓝图。
集中华智慧、科学理论、时代需求于一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引领复兴中的中华民族继续秉承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把握互利共赢的正确方向，坚持携手世界各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的世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2]韩路.四书五经（上卷）· 论语（全注全译本）[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14.
[3]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8-29.
[4]陈怡.《中庸》及参考译文[J].中国大学教学，2006，（8）：37.
[5]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4.
[9]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66-167.
[10]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
[11]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409.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6.
[14]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51.
[15]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