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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想要融入世界，千方百计与世界接轨。此时，经济迅速发展后，文化产业的发展却相对落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一度不被重视。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如今，大家又开始重视传统节日而不是只盯着洋节，《百家讲坛》《中国诗词大会》等一系列节目的热播也验证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和向往，改革开放给了中国弘扬传统文化以巨大的空间，传统文化迎来了大发展的最佳时机。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对中国传统文脉的梳理
“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造成了文化的断裂，而在打开国门之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中外文学、艺术、学术名著大量系统重印，至八十年代，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文青们开口闭口的是萨特、加缪、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这些思潮一方面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藏书家韦力在办杂志、复原古纸、刻印孤本等诸种延续传统文化的努力之外，开始了他的文化寻踪之旅。十多年来，他辗转各地，访藏书楼，寻诗人、词人、理学名家故地，觅佛教遗踪……以寻访的方式触摸历史、与历史对话，将那些几近隐没于岁月烟尘的历史碎片捡拾起来，一一记录，勾勒出他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史”。
西方文化热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像韦力这样开始为中国传统文化着迷。余秋雨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于1992年结集为《文化苦旅》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九十年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究其原因，还是《文化苦旅》这本书正好契合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究欲望，此书的出现可谓恰当其时。
3年之后，三联书店出版了陆键东先生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本书详尽描绘了陈寅恪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陈寅恪，一个旧派知识分子，他的风骨，他的坚守，令人动容。随后，他的作品集系列也由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用文言文写就的学术著作，并非一般人可以读通读懂，却也成了常销书。以陈寅恪为契机，一批国学大师重新进入人们的眼帘。新儒学三圣——熊十力、马一浮和梁漱溟——思想的深邃和高尚的品格都为人津津乐道。打开国门后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新儒家在学界引起了很多人思想上的共鸣，终成儒学研究热。
1989年，台湾省的《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三万五千字的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臨的问题》。1994年，李泽厚也在《原道》辑刊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中说：“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儒学复兴论”，这较早可追溯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到九十年代，各种各样的“复兴儒学”的观点纷纷发表出来。有人认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与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虽然有的观点有些偏颇，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脉的梳理和正视得以开展。
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三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出版工程相继启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于1995年正式启动。《大中华文库》从我国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力图将东方文化全面系统地撰写成书传之于世的文化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于1996年也正式启动。丛书分10编，共约500种。学术意义上前所未有的《儒藏》工程也于2003年得以启动。
《儒藏》包括收入近500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大全本（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把佛教经典及其注疏编纂为《佛藏》，同样，也曾多次把道教经典及其注疏编纂为《道藏》。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又编纂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初编》《中华大藏经·续编》，使佛教典籍的集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国道教协会也编纂出版了标点本《道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便于利用的文本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可是千百年来，我国有《大藏经》和《道藏》，却没有《儒藏》，始终没能把儒家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儒藏》的编纂工作。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决定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启动《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一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对中国传统文脉的梳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文化自信，知行合一
文化自信，知行合一，这是以德育育人。《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传统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而知与行的结合，则让我们的学生从小树立基本的规范意识，以此滋养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琴台楼阁、诗词歌赋，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总是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但国家两办以文件的形式发布传达，这还是第一次。中华传统美德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需要薪火相传;中华人文精神则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也需要大力弘扬。不要小看了这些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不光在国内呈现出勃兴之态势，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文化也受到国外的热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热播带动了普通民众对古诗词、传统文化的热议、热爱和学习，促进了民众当前学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火了，“飞花令”火遍全国，成为一种文化新风尚。这档以诗词知识竞赛为主的电视综艺节目为何受到热捧？最大的原因，恐怕不只是因为“网红才女”的出现，而在于国人精神中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唤与眷恋。
中华民族的诗词歌赋源远流长，在灿烂的文明史中，历代诗人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简直美到哭。这么美的诗词被束之高阁，实在是浪费。由央视推出这么一档知识类节目推波助澜让年轻人爱上古诗词，节目邀请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等观众喜爱的文化专家担任嘉宾，或巧妙地把每道题目引申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或深刻解读诗人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生动再现诗词背后的故事，引导观众真正感悟到中华诗词的美好精髓，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说：“做了节目后发现，中国人血脉里就有传统文化存在，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只需要用很真诚的态度和生活化的语言去解读诗词就够了。而那些选手，他们都是特别热爱古诗词的素人，没有任何的矫情和装饰，却展现出每个人心里的世界。”
从《百家讲坛》到《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综艺清流”火爆荧屏，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学习和书写的淡漠似乎从根本上改变了。《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百家讲坛》捧红了易中天、于丹、王立群、蒙曼、钱文忠、纪连海等一批学术明星，而他们主要讲述的，都是中国传统典籍。《史记》《论语》《水浒》《三国志》《大唐西域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典籍，在易中天、于丹、鲍鹏山、钱文忠等人深入浅出的讲解中为观众所喜闻乐见。
缺乏历史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自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拥有了对整个世界文化的话语霸权。在一个世界秩序重建的时代，中国需要一场全球化的文化叙述，需要重新构建全球化下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文化史中的位置，以此来找回中国文化该有的地位。这就需要树立文化自信，从而为今天的全球化新秩序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文化不光在国内呈现出勃兴之态势，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文化也受到国外的热捧，官方也不失时机，为这种国外中文热推波助澜，旨在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
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马里兰孔子学院、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内罗毕孔子学院、塔什干孔子学院……全球范围里一百所这样的孔子学院陆续建立。这是官方为全球范围里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举措。
孔子学院，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文化一定会走出去，一定会在全球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