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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前夕，新郎抛下已有身孕的新娘离家出走。四年后，他归来时，竟发现女儿被登记为他人的孩子。虽然通过法律途径可以解除其女儿的被收养关系，但作为生父，他能够夺回监护权吗？
新郎在婚礼时失踪
张刚，江苏省丹阳市人。2009年8月的一天，37岁的他在朋友的聚会中认识了文静端庄的黄秋。他施尽浑身解数，端茶、倒酒、夹菜，大献殷勤。黄秋已28岁，仍待字闺中。席终人散后，黄秋应张刚的要求留下了联系方式。此后，黄秋在张刚猛烈的追求攻势下，与他确立了恋爱关系。
黄秋的终身大事有了眉目，本是桩开心的事，但她的父母越来越愁眉不展。黄秋的父亲通过走访了解到，张刚不仅家境极差，还曾因两次入狱，便坚决反对这桩婚姻。黄秋却认为这些都不是事，“二进宫”已成过往，完全可以通过小两口的共同努力改变生活，她执意与张刚租房同居。
几个月后，黄秋发现有了身孕。当她忐忑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刚时，不想一瓢“冷水”让她从头凉到脚。张刚声称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坚决要求她去医院流产。黄秋哭哭啼啼跑回家要寻死觅活，老黄夫妇不得不放低姿态，主动找张刚协商。张刚则借机摊牌，结婚、生小孩可以，但他没钱没房。黄秋的父母委曲求全，表示两人先领证，再择期举行婚礼，新房就布置在女方家，酒席费用也由女方出。不久，两人领取了结婚证。
择定的2010年“五一”结婚典礼日期就快到了，黄家人紧张地张罗着，发请柬、包喜糖、布置新房。此时，张刚却连续提出不近情理的要求。婚礼前一天，张刚突然要同住在黄家的黄秋的姐姐黄芬和她老公搬出去，否则他将不出席婚礼。老黄以为张刚说的是一时气话，没有理睬。婚礼当日，张刚果真不见了踪影，手机也关了。之后，黄秋从新房中找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你和孩子，我都不要了。”面对张刚的出走，黄秋心灰意冷，决定离婚并打掉胎儿。
女儿被大姨“收养”
2010年6月，黄秋一面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一面在姐姐的陪同下去医院引产。医生告知她，因她的体质问题，不宜做此类手术。回到家里，黄秋彻夜难眠，她既无力抚养孩子，又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孩子生下来怎么办？万般无奈之际，她想到姐姐婚后一直没有生养，如果把孩子送给姐姐收养既放心，她还能经常看到孩子，姐姐一家也有了天伦之乐，岂不两全其美？
打定主意后，黄秋便征求父母的意见。二老连连赞同，急忙找黄芬夫妇商量。见黄芬夫妇犹豫不定，黄秋跪在地上，说姐姐若不答应，她就和未出生的孩子一起去跳江。最终，黄芬夫妇应承下来。
预产期前一天，黄秋带上黄芬的身份证、户籍资料、结婚证，在父母、姐夫的陪同下，借用黄芬的名义住到医院待产。当晚，黄秋顺利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菲菲， 出生证父母一栏写上了黄芬夫妇姓名。在此期间，黄芬的丈夫充当孩子父亲的角色，和老黄夫妇在医院照顾黄秋母女，而黄芬自始至终没有露面。由于黄秋与黄芬长得极像，所以工作人员在核对证件和填写材料时均未发现破绽。
按照当地的习俗，新生儿出院当天，关系较近的亲戚要放鞭炮庆祝。为了不让人猜疑，黄家没有通知任何人，不声不响地从医院接黄秋母女俩回家。此后，黄芬辞去工作，和黄秋在家照顾小孩。孩子百天后，黄芬经常穿着很宽松的衣服抱着菲菲在外散步，逢人便说自己刚生了女儿。村里人之前从没听说黄芬怀孕，现在突然有了小孩，纷纷投来疑问的目光。黄芬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由于自己太胖，所以大家之前没看出她怀孕。
菲菲在温馨的大家庭里一天天长大，聪明伶俐，乖巧懂事，她管黄芬夫妇叫爸爸妈妈，管黄秋叫小姨。每当听到菲菲叫自己小姨时，黄秋便很伤心，但是看到女儿健康成长，又很欣慰。
在此期间，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缺席判决了黄秋与张刚离婚。黄秋希望从此不再与张刚有一丝瓜葛，默默地守着女儿过日子。
前夫归来争夺抚养权
2014年9月16日，黄家给4岁的小菲菲过生日时，黄秋及黄芬夫妇均收到了一封信件。她们打开一看，均是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的传票和诉讼材料，三人同时成了被告，而原告是张刚。
原来，张刚于春节前从外地回来后，直向黄秋追问孩子的下落，黄秋回答孩子已经按照他的吩咐作了人流。他从黄秋躲躲闪闪的眼神中，发现其中另有蹊跷，便展开调查。
当他了解到黄芬生了一个女儿时，顿时疑窦丛生：黄芬因不能生育曾多次求医问药也没有治愈，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孩子呢？而当他查找出孩子的出生记录后，对菲菲是自己和黄秋共同的女儿这一事实就确信无疑。年过四十，仍孑然一身的他，心里涌起了与骨肉团聚的强烈冲动。
9月8日，张刚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法院判决黄芬夫妇的收养行为无效，菲菲由他监护和抚养，黄秋承担抚养费10万元，并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
10月17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张刚诉称：黄秋未经其同意，私自将双方孩子交与他人收养，违背了他的意志，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且其在女儿出生后，将孩子送养他人，丧失了抚养人的资格；黄芬夫妇伪造医学出生证明等材料，骗得小孩的户籍登记，是恶意收养行为，且不符合收养程序，该收养行为无效。
黄秋及黄芬夫妇则辩称：张刚之前逼迫黄秋打胎，并在婚礼时出走且明确表示不要小孩，存在对母女两人的遗弃行为；在黄秋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黄芬夫妇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善意收养小孩；张刚无正当职业，又有赌博嗜好，并且有两次入狱经历，小孩又是女孩，不适合由张刚抚养；如果法院认为收养关系不成立，为了小孩的成长，仍应该由黄秋抚养。
2015年4月23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认定，根据我国《收养法》第十条规定，判决被告黄秋及黄芬夫妇对菲菲的送收养行为无效。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菲菲随被告黄秋共同生活，由黄秋抚养成人；判决被告黄秋、黄芬夫妇赔偿原告张刚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驳回张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被告均没有提出上诉。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同时涉及送收养未成年人和离婚当事人的监护权问题的家事纠纷。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等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送养人一般为：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等。同时，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本案中，黄秋及黄芬夫妇未经张刚同意，将张刚与黄秋的女儿登记为被告黄芬夫妇的女儿，侵害了张刚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规定，且该收养行为也不可能取得民政部门的合法登记，故收养关系不成立。菲菲应重新变更登记为张刚与黄秋的女儿。
但是，女儿的被收养关系解除后，张刚能够取得对她的监护权吗？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的，需考虑各自的经济状况、个人素质、生活环境、对子女的责任感以及与子女的感情亲密程度等，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本案中，菲菲出生后，虽登记为黄芬夫妇的女儿，但一直与生母黄秋和黄芬夫妇及其外公外婆共同生活在一起，家庭关系也和睦，考虑其为年幼女孩，维持其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将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故其更宜随生母黄秋共同生活。
此外，因被告方在菲菲出生后宣称孩子已流产，未生育，并未经张刚同意，将孩子登记为黄芳的女儿，此行为侵害了张刚作为孩子生父的知情权，对其精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应给予其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
钱宏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高级法官）
新郎在婚礼时失踪
张刚，江苏省丹阳市人。2009年8月的一天，37岁的他在朋友的聚会中认识了文静端庄的黄秋。他施尽浑身解数，端茶、倒酒、夹菜，大献殷勤。黄秋已28岁，仍待字闺中。席终人散后，黄秋应张刚的要求留下了联系方式。此后，黄秋在张刚猛烈的追求攻势下，与他确立了恋爱关系。
黄秋的终身大事有了眉目，本是桩开心的事，但她的父母越来越愁眉不展。黄秋的父亲通过走访了解到，张刚不仅家境极差，还曾因两次入狱，便坚决反对这桩婚姻。黄秋却认为这些都不是事，“二进宫”已成过往，完全可以通过小两口的共同努力改变生活，她执意与张刚租房同居。
几个月后，黄秋发现有了身孕。当她忐忑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刚时，不想一瓢“冷水”让她从头凉到脚。张刚声称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坚决要求她去医院流产。黄秋哭哭啼啼跑回家要寻死觅活，老黄夫妇不得不放低姿态，主动找张刚协商。张刚则借机摊牌，结婚、生小孩可以，但他没钱没房。黄秋的父母委曲求全，表示两人先领证，再择期举行婚礼，新房就布置在女方家，酒席费用也由女方出。不久，两人领取了结婚证。
择定的2010年“五一”结婚典礼日期就快到了，黄家人紧张地张罗着，发请柬、包喜糖、布置新房。此时，张刚却连续提出不近情理的要求。婚礼前一天，张刚突然要同住在黄家的黄秋的姐姐黄芬和她老公搬出去，否则他将不出席婚礼。老黄以为张刚说的是一时气话，没有理睬。婚礼当日，张刚果真不见了踪影，手机也关了。之后，黄秋从新房中找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你和孩子，我都不要了。”面对张刚的出走，黄秋心灰意冷，决定离婚并打掉胎儿。
女儿被大姨“收养”
2010年6月，黄秋一面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一面在姐姐的陪同下去医院引产。医生告知她，因她的体质问题，不宜做此类手术。回到家里，黄秋彻夜难眠，她既无力抚养孩子，又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孩子生下来怎么办？万般无奈之际，她想到姐姐婚后一直没有生养，如果把孩子送给姐姐收养既放心，她还能经常看到孩子，姐姐一家也有了天伦之乐，岂不两全其美？
打定主意后，黄秋便征求父母的意见。二老连连赞同，急忙找黄芬夫妇商量。见黄芬夫妇犹豫不定，黄秋跪在地上，说姐姐若不答应，她就和未出生的孩子一起去跳江。最终，黄芬夫妇应承下来。
预产期前一天，黄秋带上黄芬的身份证、户籍资料、结婚证，在父母、姐夫的陪同下，借用黄芬的名义住到医院待产。当晚，黄秋顺利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菲菲， 出生证父母一栏写上了黄芬夫妇姓名。在此期间，黄芬的丈夫充当孩子父亲的角色，和老黄夫妇在医院照顾黄秋母女，而黄芬自始至终没有露面。由于黄秋与黄芬长得极像，所以工作人员在核对证件和填写材料时均未发现破绽。
按照当地的习俗，新生儿出院当天，关系较近的亲戚要放鞭炮庆祝。为了不让人猜疑，黄家没有通知任何人，不声不响地从医院接黄秋母女俩回家。此后，黄芬辞去工作，和黄秋在家照顾小孩。孩子百天后，黄芬经常穿着很宽松的衣服抱着菲菲在外散步，逢人便说自己刚生了女儿。村里人之前从没听说黄芬怀孕，现在突然有了小孩，纷纷投来疑问的目光。黄芬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由于自己太胖，所以大家之前没看出她怀孕。
菲菲在温馨的大家庭里一天天长大，聪明伶俐，乖巧懂事，她管黄芬夫妇叫爸爸妈妈，管黄秋叫小姨。每当听到菲菲叫自己小姨时，黄秋便很伤心，但是看到女儿健康成长，又很欣慰。
在此期间，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缺席判决了黄秋与张刚离婚。黄秋希望从此不再与张刚有一丝瓜葛，默默地守着女儿过日子。
前夫归来争夺抚养权
2014年9月16日，黄家给4岁的小菲菲过生日时，黄秋及黄芬夫妇均收到了一封信件。她们打开一看，均是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的传票和诉讼材料，三人同时成了被告，而原告是张刚。
原来，张刚于春节前从外地回来后，直向黄秋追问孩子的下落，黄秋回答孩子已经按照他的吩咐作了人流。他从黄秋躲躲闪闪的眼神中，发现其中另有蹊跷，便展开调查。
当他了解到黄芬生了一个女儿时，顿时疑窦丛生：黄芬因不能生育曾多次求医问药也没有治愈，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孩子呢？而当他查找出孩子的出生记录后，对菲菲是自己和黄秋共同的女儿这一事实就确信无疑。年过四十，仍孑然一身的他，心里涌起了与骨肉团聚的强烈冲动。
9月8日，张刚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法院判决黄芬夫妇的收养行为无效，菲菲由他监护和抚养，黄秋承担抚养费10万元，并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
10月17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张刚诉称：黄秋未经其同意，私自将双方孩子交与他人收养，违背了他的意志，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且其在女儿出生后，将孩子送养他人，丧失了抚养人的资格；黄芬夫妇伪造医学出生证明等材料，骗得小孩的户籍登记，是恶意收养行为，且不符合收养程序，该收养行为无效。
黄秋及黄芬夫妇则辩称：张刚之前逼迫黄秋打胎，并在婚礼时出走且明确表示不要小孩，存在对母女两人的遗弃行为；在黄秋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黄芬夫妇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善意收养小孩；张刚无正当职业，又有赌博嗜好，并且有两次入狱经历，小孩又是女孩，不适合由张刚抚养；如果法院认为收养关系不成立，为了小孩的成长，仍应该由黄秋抚养。
2015年4月23日，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认定，根据我国《收养法》第十条规定，判决被告黄秋及黄芬夫妇对菲菲的送收养行为无效。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原则，菲菲随被告黄秋共同生活，由黄秋抚养成人；判决被告黄秋、黄芬夫妇赔偿原告张刚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驳回张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被告均没有提出上诉。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同时涉及送收养未成年人和离婚当事人的监护权问题的家事纠纷。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等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送养人一般为：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等。同时，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本案中，黄秋及黄芬夫妇未经张刚同意，将张刚与黄秋的女儿登记为被告黄芬夫妇的女儿，侵害了张刚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规定，且该收养行为也不可能取得民政部门的合法登记，故收养关系不成立。菲菲应重新变更登记为张刚与黄秋的女儿。
但是，女儿的被收养关系解除后，张刚能够取得对她的监护权吗？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的，需考虑各自的经济状况、个人素质、生活环境、对子女的责任感以及与子女的感情亲密程度等，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本案中，菲菲出生后，虽登记为黄芬夫妇的女儿，但一直与生母黄秋和黄芬夫妇及其外公外婆共同生活在一起，家庭关系也和睦，考虑其为年幼女孩，维持其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将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故其更宜随生母黄秋共同生活。
此外，因被告方在菲菲出生后宣称孩子已流产，未生育，并未经张刚同意，将孩子登记为黄芳的女儿，此行为侵害了张刚作为孩子生父的知情权，对其精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应给予其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
钱宏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高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