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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先贤中，曾子以其至孝而显于他人，他的孝行孝道也因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而得以广为传播。文章指出曾子是在孔子晚年拜入孔子门下的，他的孝道观是对孔子孝道观的继承和发展，使其成为后世一切道德和世理的基础和根本。
关键词：曾子;曾晰;孔子;孝道
中图分类号：B222.3;B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曾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上承其师孔子之学，对孔子学说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继承;孔子逝世后，又与孔子之孙子思以学同道，对思孟学派影响深远。有《孟子·离娄下》记载：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曾子以孝道著称，其说其行多见于各类儒家典籍。而当儒家成为传世教民的正统之道后，后人对曾子的记述多有矫饰，其意乃彰显孝道，但也对后人研究曾子造成了一定误区。本文从现存的各种文献史料入手，以求对曾子与其孝道观的形成作一个比较客观的概述。
一、曾子其人
曾子师承孔子，其记载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由这段记载中可知曾子出生于公元前505年，也就是鲁定公五年，时年孔子四十六岁。又《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前481年）四月巳丑卒。”即在孔子逝世之时，曾子年仅二十七岁。
曾子虽被后世尊为儒家五圣，但是《论语》的记载中，曾子作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却未被列入孔门四科十哲之中，论及孝之德行，孔子更是直言：“孝哉闵子骞！人不闻于其父母昆（兄）弟之言。” ①而记载中孔子对于曾子的评价则仅见“参也鲁”②之句，不禁让人疑问，为何是曾参这一被孔子评价为鲁钝之人全然继承了孔子的孝道理论，并予以发扬，成为了后世的孝之楷模呢？
首先，关于曾子拜师孔子的时间问题，《颜氏家训·勉学》篇记载：“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后世则以其为依托推断曾子师从孔子时间为十七岁，此说详见于钱穆先生的《孔子弟子考》《先秦诸子系年》，称“七十”为“十七”之讹传，曾子应是十七岁时拜入正离楚适卫的孔子门下的。对于此类说法，有学者认为，就《勉学》篇上下的行文相贯和文意所指来说，“七十”之称非是讹传，以此来断定曾子入学孔子门下时间并不妥当。[1]64
那么，曾子究竟是何时拜入孔子门下求学的呢？
曾子具体何时拜入孔子门下，并无文献记载，但是曾参之父曾晰也是孔门弟子，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我们可以由曾晰与孔子的生平来推断曾子拜入孔子门下的时间。
二、参父曾晰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晰：“曾点字晰。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点曰：‘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而叹曰：‘吾与点也！’”此段亦载与《论语·先进》篇，同坐有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是孔门早期弟子。
关于曾参父子的世系，《元和姓纂》的记载为：“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春秋时鄫为莒所灭，鄫太子巫仕于鲁，去邑为曾氏，巫生阜，阜生参，字子舆，父子为仲尼弟子。” 《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元和七年，即812年，在此之前的儒家典籍对于曾参世系并无具体详细记载。而据《左传》记载，鄫国国灭前后多次向鲁国寻求庇护，鄫亡后，应有不少鄫国贵族入鲁为仕，并没有史料证明曾参先祖直承于太子巫。而就《论语》、《孟子》、《礼记》等文献中所记载的曾参父子生活环境而言，他们在当时应是不离农耕的普通士人，并无具体世系传承，而后人将其与鄫太子巫世系衔接，乃是为彰显其家世之牵强附会。
关于曾晰的记载，除以上所记《史记》《论语》之外，其他记载多依托于曾子，如《说苑·建本》篇所载曾晰杖击曾参，孔子教曾参小箠则侍，大箠则走而为孝之事，此载亦见于《孔子家语·六本》篇。在这些有关曾参父子的记载中，曾晰往往是以一个暴烈的父亲的形象而为人所识，全无当初与孔子论志之时的洒脱气质。而另一有关曾晰的记载则见于《孟子·尽心下》，孟子言曾晰为孔子所谓与琴张、牧皮其名的狂放之人——“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在孟子看来曾晰这等志存高远的狂放之人，是高于不屑于做坏事的狷介之士的，至于那些八面玲珑、四方讨好而又对狂狷之士妄加评论的好好先生，才是败坏道德的人。[2]318由此可见孟子对于曾晰的评价之高，而后世《说苑》、《韩诗外传》等所记载性行暴烈怪戾的曾晰，多为衬托其子曾参之纯孝，与曾子去妻之说概同，应为后人衬托曾子孝举，宣扬孝道所伪作。
曾晰生卒年月不详。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季恒子立，而后有阳虎之乱，“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一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时年正好是曾参出生之年，曾晰业已成人，鲁国内乱孔子不仕退而广收门徒。此后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去鲁适卫，此时已经有子路随侍在侧，后适陈，亦与颜渊有对。又《孟子·尽心下》载：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这里孔子所思的“鲁之狂士”便有曾晰。再联系上文所引孔子评价曾晰为“狂”也确有论其眼高手低之嫌，我们可以推测，曾晰应是鲁定公五年孔子广收门徒后拜入孔子门下，而他在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鲁时也并未跟随其师而去，此时曾参才九岁，自然也不可能跟随孔子流离于列国。
三、曾参拜师
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十四年才得以返鲁，此时已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在这十四年中，孔子辗转于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楚诸地之间，居无定所而屡遭困厄。罗新慧教授在《曾子生平考》中认为，孔子周游各国之时，诸国战事频发，再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曾参离开鲁国去追随孔子求学的概率不大，并由此推断，曾参拜入孔子门下的时间应该是孔子回鲁之后，即孔子六十八岁、曾子二十二岁之后。而孔子终年七十三，那么就是说曾参在孔子门下学习的时间不过五年。[1]64 参照《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流亡列国之时确实是颠沛流离，先被匡人误认拘禁，又被宋人树下刺杀，与弟子离散之时更是形如“丧家之狗”，也佐证了罗教授的论断。其次，在前文已然论证曾晰并未随孔子离开鲁国，再加上《曾子·大孝》篇记载曾参对自己所尽孝道层次判定为“养”，虽然可能为自谦之词，也是说明了曾参对于养事父母之责也是尽心尽力，且《孝经》又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抛下父母而于乱世之中冒险求学，确实不像曾参所行之事。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曾参拜孔子为师时间应是孔子回鲁国之后，受孔子终年所限，他亲受教于孔子的时间也不过五年，为孔子晚期弟子。然而，曾参之父曾晰也是孔门弟子，论及志向孔子还有“吾与点也”之言，曾参受曾晰言传身教而自幼熏陶于孔门学风之下，也可谓长受其教。
孔子逝世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厮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为孔子守丧的弟子多守冢而居，聚居三年，缅怀先师之余学问交流也必然不少。孔子之子孔鲤早逝，曾参于其孙子思又亦师亦父亦兄，可以说，曾参所有学说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孔子直接间接的教导，曾参也全然接纳了这些教导并予以发展传承，而有“宗圣”之名。
那么，曾参对于孔子的学说，尤其是他为后人所称道的孝道学说又是如何继承发展的呢？
四、孔子治孝
孔子曾言：“周间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③以见孔子对周朝礼乐文明的追求与向往，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却是一个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时期。《左传》记载了这一时期各种杀父弑君、罔顾天理人伦的事件——《文公元年》记载：“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指弑父）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丁未，王缢。”《襄公十九年》记载：“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昭公十一年》记载：“五月，齐归薨……九月，葬齐归，公不戚。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3]300
众多史料表明，春秋时期，孝之一道已无《诗经·大武》中所形容的 “成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则维”盛况了。到了孔子时期，圣人以匡扶周礼为己任，编修了《诗》、《书》、《礼》、《乐》以教世人，其对孝道的论述则多见于与弟子问答，其中又以《论语》、《孝经》为盛。
《论语·为政》篇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面对三子问孝，孔子的回答各有不同，但是究其根本，“敬”字为其要。世人都认为侍奉父母便算得上是尽孝了，在孔子看来，这只是做到了“孝道”的基础， 只有发自内心的敬爱父母，事事以父母感受为先，不以妄为让父母为自己而忧虑，才算是做到了孝的内涵。那么，孝之为道，除了养生送死的具体行为作为外在的方法论外，更有其内在的情感逻辑作为阐发支撑，这也就是孝道的根本。而在孔子看来，孝道的根本就是“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④
仁者，爱人，以恻隐之心济人。[4]318人既然有恻隐之心，他首先必定是一个感情丰富而敏感的人，并能够对自己的情感有着正确的认识，而且正确的抒发出来。 人必定要对自己作为人之本身有感情，才会有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这种对自己的“爱”并不是自私，而是对“人性”的信仰，即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源，而是为了追求自身人性的完满。人生而缺乏，是为恶而不自知，求仁得仁，是为善。
人若“自爱”，最基本的阐发便是对生身父母的怀有敬爱之情，父母既生我身为其血脉延续，作为树之枝桠怎能不爱树之根本？爱父母之心便有爱根本之心，其余阐发，皆出于此心，这“爱心”之名就是“孝”。孝为仁之本义，仁为孝之引申，在此之后所谓“忠”、“恕”、“恭”、“敬”都是由孝而发，其余形式，虽为末节，却也是以行见心的依据。
孔子为圣人，由己心之一发而有行天下之法。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⑤君子于家行孝而能为国用忠，以能用于一时而其声名传世，此为孝之外显。孔子向往大同社会的“大道之行”，以孝道行世，可谓大道。
五、曾子立孝
前文论证了曾子拜师孔子之时已经是孔子晚年，此时孔子已年近古稀，后天的修习与先天的本性已经逐渐融为一体，曾子所接触的乃是孔子已近成熟圆融的思想理论，这对于学说体系的传承来讲，是后进弟子的天然优势。
曾子以孝名彰显于世 ，与其直接相关的著作流传于世的有《孝经》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其中，关于《孝经》作者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现存足利本《古文孝经》凡二十二篇，孔子直述有十八篇，与曾子对答四篇，再联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言：“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可以推断，《孝经》之作，无论成书于谁手，其记载内容全为孔子授业，是对孔子的孝道观的记述，而曾子本人的观点则多见于《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子十篇》。
《孝经》全文不足两千字，包含了孝的基本理论、孝与政治和孝道的实行。有些学者认为，孔子论孝，偏重于孝养顺亲，只是将孝作为诸种高尚品德之一而又能维持渐已崩坏的社会秩序而推广，到了曾子才将孝的范围推广到了极致，[1]183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就有关孝的基本理论而言，《孝经·三才章》载：“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即在孔子看来，孝道之行犹如天地运转的大规律，是人间永恒不变的法则。这与曾子在《曾子大孝》篇所言：“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概同。但是观其下文，《三才》篇论孝的目的是为彰显其化民之用：“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而《曾子大孝》篇所言“天下之大经”已经将“孝”推及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了普天之下的终极法则。
曾子的孝道观直承于孔子，他在完全继承了孔子“孝为仁之本”的孝道观学说并秉承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同时补足了孔子孝论结构上松散的问题，并对“孝”作为道德本源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将孝作为能施行于天下的终极真理而推广至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也是孔子与曾子不同之处，孔子周游于列国，遍识各国国情，而又多为各国高层问策，其孝道学说多为国计民生所用，更注重外在的德业，而曾子的孝道学说则更加注重个人内在的人格的完美性，为“反求诸己”之道。曾子早年经历不详，但观其父曾晰的性情言论，曾子幼时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比较稳定富足的，却也非钟鸣鼎食之家;而在曾子学有所得之后，又有“曾子再仕”之传，可见其对仕途并无太大的兴趣;《礼记·檀弓上》载曾子临终前因失礼用“大夫之馈”而懊悔，说明曾子终生未为高官，其生平无非求学、游学、讲学而已。
如此，曾子终其一生都在专心致学，才能以后进弟子的身份将孔子的学说有一个比较全面地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对孔子的孝道观予以全面深入发展，形成自己的孝道观理论。在此之后的两千余年，世人凡称孝，莫不提曾子，孝道之传世立典，也以曾子为源。
注释：
①②《论语·先进》。
③《论语·八佾》。
④《论语·学而》。
⑤《孝经·广扬名章第十四》。
参考文献：
[1]罗新慧.曾子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3.
[2]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10.
[3]（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梁）皇侃.论语义疏[M].中华书局，2013.
作者简介：王亚玲，女，贵州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哲学。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曾子;曾晰;孔子;孝道
中图分类号：B222.3;B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曾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上承其师孔子之学，对孔子学说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继承;孔子逝世后，又与孔子之孙子思以学同道，对思孟学派影响深远。有《孟子·离娄下》记载：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曾子以孝道著称，其说其行多见于各类儒家典籍。而当儒家成为传世教民的正统之道后，后人对曾子的记述多有矫饰，其意乃彰显孝道，但也对后人研究曾子造成了一定误区。本文从现存的各种文献史料入手，以求对曾子与其孝道观的形成作一个比较客观的概述。
一、曾子其人
曾子师承孔子，其记载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由这段记载中可知曾子出生于公元前505年，也就是鲁定公五年，时年孔子四十六岁。又《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前481年）四月巳丑卒。”即在孔子逝世之时，曾子年仅二十七岁。
曾子虽被后世尊为儒家五圣，但是《论语》的记载中，曾子作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却未被列入孔门四科十哲之中，论及孝之德行，孔子更是直言：“孝哉闵子骞！人不闻于其父母昆（兄）弟之言。” ①而记载中孔子对于曾子的评价则仅见“参也鲁”②之句，不禁让人疑问，为何是曾参这一被孔子评价为鲁钝之人全然继承了孔子的孝道理论，并予以发扬，成为了后世的孝之楷模呢？
首先，关于曾子拜师孔子的时间问题，《颜氏家训·勉学》篇记载：“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后世则以其为依托推断曾子师从孔子时间为十七岁，此说详见于钱穆先生的《孔子弟子考》《先秦诸子系年》，称“七十”为“十七”之讹传，曾子应是十七岁时拜入正离楚适卫的孔子门下的。对于此类说法，有学者认为，就《勉学》篇上下的行文相贯和文意所指来说，“七十”之称非是讹传，以此来断定曾子入学孔子门下时间并不妥当。[1]64
那么，曾子究竟是何时拜入孔子门下求学的呢？
曾子具体何时拜入孔子门下，并无文献记载，但是曾参之父曾晰也是孔门弟子，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我们可以由曾晰与孔子的生平来推断曾子拜入孔子门下的时间。
二、参父曾晰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晰：“曾点字晰。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点曰：‘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而叹曰：‘吾与点也！’”此段亦载与《论语·先进》篇，同坐有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是孔门早期弟子。
关于曾参父子的世系，《元和姓纂》的记载为：“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春秋时鄫为莒所灭，鄫太子巫仕于鲁，去邑为曾氏，巫生阜，阜生参，字子舆，父子为仲尼弟子。” 《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元和七年，即812年，在此之前的儒家典籍对于曾参世系并无具体详细记载。而据《左传》记载，鄫国国灭前后多次向鲁国寻求庇护，鄫亡后，应有不少鄫国贵族入鲁为仕，并没有史料证明曾参先祖直承于太子巫。而就《论语》、《孟子》、《礼记》等文献中所记载的曾参父子生活环境而言，他们在当时应是不离农耕的普通士人，并无具体世系传承，而后人将其与鄫太子巫世系衔接，乃是为彰显其家世之牵强附会。
关于曾晰的记载，除以上所记《史记》《论语》之外，其他记载多依托于曾子，如《说苑·建本》篇所载曾晰杖击曾参，孔子教曾参小箠则侍，大箠则走而为孝之事，此载亦见于《孔子家语·六本》篇。在这些有关曾参父子的记载中，曾晰往往是以一个暴烈的父亲的形象而为人所识，全无当初与孔子论志之时的洒脱气质。而另一有关曾晰的记载则见于《孟子·尽心下》，孟子言曾晰为孔子所谓与琴张、牧皮其名的狂放之人——“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在孟子看来曾晰这等志存高远的狂放之人，是高于不屑于做坏事的狷介之士的，至于那些八面玲珑、四方讨好而又对狂狷之士妄加评论的好好先生，才是败坏道德的人。[2]318由此可见孟子对于曾晰的评价之高，而后世《说苑》、《韩诗外传》等所记载性行暴烈怪戾的曾晰，多为衬托其子曾参之纯孝，与曾子去妻之说概同，应为后人衬托曾子孝举，宣扬孝道所伪作。
曾晰生卒年月不详。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季恒子立，而后有阳虎之乱，“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一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时年正好是曾参出生之年，曾晰业已成人，鲁国内乱孔子不仕退而广收门徒。此后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去鲁适卫，此时已经有子路随侍在侧，后适陈，亦与颜渊有对。又《孟子·尽心下》载：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这里孔子所思的“鲁之狂士”便有曾晰。再联系上文所引孔子评价曾晰为“狂”也确有论其眼高手低之嫌，我们可以推测，曾晰应是鲁定公五年孔子广收门徒后拜入孔子门下，而他在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鲁时也并未跟随其师而去，此时曾参才九岁，自然也不可能跟随孔子流离于列国。
三、曾参拜师
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十四年才得以返鲁，此时已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在这十四年中，孔子辗转于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楚诸地之间，居无定所而屡遭困厄。罗新慧教授在《曾子生平考》中认为，孔子周游各国之时，诸国战事频发，再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曾参离开鲁国去追随孔子求学的概率不大，并由此推断，曾参拜入孔子门下的时间应该是孔子回鲁之后，即孔子六十八岁、曾子二十二岁之后。而孔子终年七十三，那么就是说曾参在孔子门下学习的时间不过五年。[1]64 参照《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流亡列国之时确实是颠沛流离，先被匡人误认拘禁，又被宋人树下刺杀，与弟子离散之时更是形如“丧家之狗”，也佐证了罗教授的论断。其次，在前文已然论证曾晰并未随孔子离开鲁国，再加上《曾子·大孝》篇记载曾参对自己所尽孝道层次判定为“养”，虽然可能为自谦之词，也是说明了曾参对于养事父母之责也是尽心尽力，且《孝经》又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抛下父母而于乱世之中冒险求学，确实不像曾参所行之事。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曾参拜孔子为师时间应是孔子回鲁国之后，受孔子终年所限，他亲受教于孔子的时间也不过五年，为孔子晚期弟子。然而，曾参之父曾晰也是孔门弟子，论及志向孔子还有“吾与点也”之言，曾参受曾晰言传身教而自幼熏陶于孔门学风之下，也可谓长受其教。
孔子逝世之后，《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厮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为孔子守丧的弟子多守冢而居，聚居三年，缅怀先师之余学问交流也必然不少。孔子之子孔鲤早逝，曾参于其孙子思又亦师亦父亦兄，可以说，曾参所有学说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孔子直接间接的教导，曾参也全然接纳了这些教导并予以发展传承，而有“宗圣”之名。
那么，曾参对于孔子的学说，尤其是他为后人所称道的孝道学说又是如何继承发展的呢？
四、孔子治孝
孔子曾言：“周间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③以见孔子对周朝礼乐文明的追求与向往，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却是一个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时期。《左传》记载了这一时期各种杀父弑君、罔顾天理人伦的事件——《文公元年》记载：“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指弑父）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丁未，王缢。”《襄公十九年》记载：“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昭公十一年》记载：“五月，齐归薨……九月，葬齐归，公不戚。晋士之送葬者归，以语史赵。”[3]300
众多史料表明，春秋时期，孝之一道已无《诗经·大武》中所形容的 “成王之孚，下士之式，永言孝思，孝思则维”盛况了。到了孔子时期，圣人以匡扶周礼为己任，编修了《诗》、《书》、《礼》、《乐》以教世人，其对孝道的论述则多见于与弟子问答，其中又以《论语》、《孝经》为盛。
《论语·为政》篇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面对三子问孝，孔子的回答各有不同，但是究其根本，“敬”字为其要。世人都认为侍奉父母便算得上是尽孝了，在孔子看来，这只是做到了“孝道”的基础， 只有发自内心的敬爱父母，事事以父母感受为先，不以妄为让父母为自己而忧虑，才算是做到了孝的内涵。那么，孝之为道，除了养生送死的具体行为作为外在的方法论外，更有其内在的情感逻辑作为阐发支撑，这也就是孝道的根本。而在孔子看来，孝道的根本就是“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与！”④
仁者，爱人，以恻隐之心济人。[4]318人既然有恻隐之心，他首先必定是一个感情丰富而敏感的人，并能够对自己的情感有着正确的认识，而且正确的抒发出来。 人必定要对自己作为人之本身有感情，才会有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这种对自己的“爱”并不是自私，而是对“人性”的信仰，即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占领更多的资源，而是为了追求自身人性的完满。人生而缺乏，是为恶而不自知，求仁得仁，是为善。
人若“自爱”，最基本的阐发便是对生身父母的怀有敬爱之情，父母既生我身为其血脉延续，作为树之枝桠怎能不爱树之根本？爱父母之心便有爱根本之心，其余阐发，皆出于此心，这“爱心”之名就是“孝”。孝为仁之本义，仁为孝之引申，在此之后所谓“忠”、“恕”、“恭”、“敬”都是由孝而发，其余形式，虽为末节，却也是以行见心的依据。
孔子为圣人，由己心之一发而有行天下之法。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⑤君子于家行孝而能为国用忠，以能用于一时而其声名传世，此为孝之外显。孔子向往大同社会的“大道之行”，以孝道行世，可谓大道。
五、曾子立孝
前文论证了曾子拜师孔子之时已经是孔子晚年，此时孔子已年近古稀，后天的修习与先天的本性已经逐渐融为一体，曾子所接触的乃是孔子已近成熟圆融的思想理论，这对于学说体系的传承来讲，是后进弟子的天然优势。
曾子以孝名彰显于世 ，与其直接相关的著作流传于世的有《孝经》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其中，关于《孝经》作者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现存足利本《古文孝经》凡二十二篇，孔子直述有十八篇，与曾子对答四篇，再联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言：“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可以推断，《孝经》之作，无论成书于谁手，其记载内容全为孔子授业，是对孔子的孝道观的记述，而曾子本人的观点则多见于《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子十篇》。
《孝经》全文不足两千字，包含了孝的基本理论、孝与政治和孝道的实行。有些学者认为，孔子论孝，偏重于孝养顺亲，只是将孝作为诸种高尚品德之一而又能维持渐已崩坏的社会秩序而推广，到了曾子才将孝的范围推广到了极致，[1]183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就有关孝的基本理论而言，《孝经·三才章》载：“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即在孔子看来，孝道之行犹如天地运转的大规律，是人间永恒不变的法则。这与曾子在《曾子大孝》篇所言：“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概同。但是观其下文，《三才》篇论孝的目的是为彰显其化民之用：“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而《曾子大孝》篇所言“天下之大经”已经将“孝”推及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了普天之下的终极法则。
曾子的孝道观直承于孔子，他在完全继承了孔子“孝为仁之本”的孝道观学说并秉承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同时补足了孔子孝论结构上松散的问题，并对“孝”作为道德本源的意义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将孝作为能施行于天下的终极真理而推广至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也是孔子与曾子不同之处，孔子周游于列国，遍识各国国情，而又多为各国高层问策，其孝道学说多为国计民生所用，更注重外在的德业，而曾子的孝道学说则更加注重个人内在的人格的完美性，为“反求诸己”之道。曾子早年经历不详，但观其父曾晰的性情言论，曾子幼时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比较稳定富足的，却也非钟鸣鼎食之家;而在曾子学有所得之后，又有“曾子再仕”之传，可见其对仕途并无太大的兴趣;《礼记·檀弓上》载曾子临终前因失礼用“大夫之馈”而懊悔，说明曾子终生未为高官，其生平无非求学、游学、讲学而已。
如此，曾子终其一生都在专心致学，才能以后进弟子的身份将孔子的学说有一个比较全面地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对孔子的孝道观予以全面深入发展，形成自己的孝道观理论。在此之后的两千余年，世人凡称孝，莫不提曾子，孝道之传世立典，也以曾子为源。
注释：
①②《论语·先进》。
③《论语·八佾》。
④《论语·学而》。
⑤《孝经·广扬名章第十四》。
参考文献：
[1]罗新慧.曾子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3.
[2]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10.
[3]（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梁）皇侃.论语义疏[M].中华书局，2013.
作者简介：王亚玲，女，贵州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哲学。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