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40岁的陶渊明正式辞去最后一任官职———陶泽令，回归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园。正式隐居之初， 他带着解脱而愉快的心情写下《归田园居五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研究者发现，陶渊明这里的“三十年”有夸饰的成分，实则从他29岁第一次出仕担任江州祭酒算起，为官时间不过十来年。只是， 人们从这首诗中不难发现， 陶渊明在少年时代便与世俗不同，渴望山林的退隐生活。既然如此， 他又为何出来做官呢？
陶渊明出生的时代， 东晋门阀士族正兴， 门第是每位士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正如陶渊明在《命子》诗中所追述的家族谱系， 学界一般认为他的曾祖正是那位在东晋政权建立中立过重要军功、被封为长沙郡公的陶侃。
即使这样一位东晋名臣， 在当时仍然面临门第的考验。由于陶侃的父亲曾为吴国将领， 作为一名亡国将领， 陶侃在幼年时完全过着孤贫的生活，后来他积极进取，仍不为当时士林所重。陶侃去世后，其家族声望有减无增。史籍记载中，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出任武昌太守， 他的父亲却未留下任何记录。学者钱志熙在《陶渊明传》中推测，陶渊明的父亲很可能未曾出仕， 本身就是隐士。也就是说，按照当时门第划分， 陶渊明只能算一名寒素士人，如此，似乎也不难理解他为何“性本爱丘山”。
同样写于义熙元年的《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谈到少年家贫，耕种不够自给，亲朋好友都劝他出去做官吏，以求温饱。后来很多诗文中，陶渊明都在说明，他的做官主要是生活所迫。
尽管如此， 也并不表明陶渊明没有建功立业的想法。祖辈的功业垂范在前， 少年贫寒的他好读博学，积极进取，正像后来《杂诗》其五所写：“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 骞翮思远翥。”
然而， 在担任江州祭酒不久之后， 他便难以忍受那种俗吏的生活，辞职回家。一段时间，他和继配夫人过上了真正的耕读生活。直到34岁时，才再出仕成为桓玄的幕僚，义熙元年之后，陶渊明则步入了真正的田园隐居生活，不再受尘网羁绊。
其实在那个时代， 隐士并不鲜见， 却很少有坚决与世俗决裂的真隐。更重要的是，与其他隐士不同， 陶渊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躬耕田园，自食其力。在当时士人中间，这绝对属于特例。
从事耕稼， 为陶渊明提供了写出田园诗的客观条件。而田园诗外， 陶渊明也写了少量山水游赏之作， 这自然是那个时代风习的体现。《和郭主簿两首》其二：“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所写便是庐山秋天的景象。《游斜川》则可以看作标准的山水诗。
田园、山水同为自然的一部分。或许可以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正是当时游历山水之风与归耕田园结合的产物，唯此，田园不再是中国古诗传统中那个表现农事悲辛的对象， 第一次具有了审美的意义。
那么， 陶渊明在他的田园中又发现了什么呢？
刚刚回归田园的陶渊明，有一种复返自然的喜悦， 他笔下集中体现在《归园田居》中的乡村景致， 看上去也有了一种理想的色彩。“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其一）这幅恬静安详的村居图，在晋宋之交的乱世， 当然带上了几分理想的色彩， 却也成为后世文人理想的耕读生活。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三）与上面一幅图景不同， 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耕作生活……
然而， 田园生活真的那么美好吗？ 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六月，诗人在柴桑附近的上京之居遭遇火灾， 不得已只好暂时栖身于门前水中的一条船上。不久后，他又迁徙西庐。义熙十一年（415），陶渊明完成最后一次迁居， 搬到浔阳负郭的南村。
由于家口日繁，年迈多病，屡遭年灾， 诗人甚至常常有断炊之虞。《乞食》一诗中，他写道：“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遺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被饥饿驱使，年迈的诗人带着惶惑与惭愧， 不得不向乡人求食。只是，一旦有酒喝，他很快又忘记了困苦。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 似乎始终震荡于浊世悲辛与“桃花源”那样的理想之境中，这一点，与他为官作吏十多年的无奈现实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慨叹之间的距离， 何其相似。可以发问的是， 支撑他甘于躬耕田园二十余载的内在力量，究竟是什么？
世人皆知陶渊明喜爱菊花和酒。“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其七）这首诗， 似乎最好地表现了菊与酒在陶渊明心中的位置。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谈到陶渊明时说：“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 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忧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这样的自然态度，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地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作诗，叫做‘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 我觉得不太像。”
研究者发现，陶渊明这里的“三十年”有夸饰的成分，实则从他29岁第一次出仕担任江州祭酒算起，为官时间不过十来年。只是， 人们从这首诗中不难发现， 陶渊明在少年时代便与世俗不同，渴望山林的退隐生活。既然如此， 他又为何出来做官呢？
陶渊明出生的时代， 东晋门阀士族正兴， 门第是每位士人首先面临的问题。正如陶渊明在《命子》诗中所追述的家族谱系， 学界一般认为他的曾祖正是那位在东晋政权建立中立过重要军功、被封为长沙郡公的陶侃。
即使这样一位东晋名臣， 在当时仍然面临门第的考验。由于陶侃的父亲曾为吴国将领， 作为一名亡国将领， 陶侃在幼年时完全过着孤贫的生活，后来他积极进取，仍不为当时士林所重。陶侃去世后，其家族声望有减无增。史籍记载中，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出任武昌太守， 他的父亲却未留下任何记录。学者钱志熙在《陶渊明传》中推测，陶渊明的父亲很可能未曾出仕， 本身就是隐士。也就是说，按照当时门第划分， 陶渊明只能算一名寒素士人，如此，似乎也不难理解他为何“性本爱丘山”。
同样写于义熙元年的《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谈到少年家贫，耕种不够自给，亲朋好友都劝他出去做官吏，以求温饱。后来很多诗文中，陶渊明都在说明，他的做官主要是生活所迫。
尽管如此， 也并不表明陶渊明没有建功立业的想法。祖辈的功业垂范在前， 少年贫寒的他好读博学，积极进取，正像后来《杂诗》其五所写：“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 骞翮思远翥。”
然而， 在担任江州祭酒不久之后， 他便难以忍受那种俗吏的生活，辞职回家。一段时间，他和继配夫人过上了真正的耕读生活。直到34岁时，才再出仕成为桓玄的幕僚，义熙元年之后，陶渊明则步入了真正的田园隐居生活，不再受尘网羁绊。
其实在那个时代， 隐士并不鲜见， 却很少有坚决与世俗决裂的真隐。更重要的是，与其他隐士不同， 陶渊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躬耕田园，自食其力。在当时士人中间，这绝对属于特例。
从事耕稼， 为陶渊明提供了写出田园诗的客观条件。而田园诗外， 陶渊明也写了少量山水游赏之作， 这自然是那个时代风习的体现。《和郭主簿两首》其二：“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所写便是庐山秋天的景象。《游斜川》则可以看作标准的山水诗。
田园、山水同为自然的一部分。或许可以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正是当时游历山水之风与归耕田园结合的产物，唯此，田园不再是中国古诗传统中那个表现农事悲辛的对象， 第一次具有了审美的意义。
那么， 陶渊明在他的田园中又发现了什么呢？
刚刚回归田园的陶渊明，有一种复返自然的喜悦， 他笔下集中体现在《归园田居》中的乡村景致， 看上去也有了一种理想的色彩。“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其一）这幅恬静安详的村居图，在晋宋之交的乱世， 当然带上了几分理想的色彩， 却也成为后世文人理想的耕读生活。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三）与上面一幅图景不同， 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耕作生活……
然而， 田园生活真的那么美好吗？ 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六月，诗人在柴桑附近的上京之居遭遇火灾， 不得已只好暂时栖身于门前水中的一条船上。不久后，他又迁徙西庐。义熙十一年（415），陶渊明完成最后一次迁居， 搬到浔阳负郭的南村。
由于家口日繁，年迈多病，屡遭年灾， 诗人甚至常常有断炊之虞。《乞食》一诗中，他写道：“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遺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被饥饿驱使，年迈的诗人带着惶惑与惭愧， 不得不向乡人求食。只是，一旦有酒喝，他很快又忘记了困苦。
陶渊明笔下的田园， 似乎始终震荡于浊世悲辛与“桃花源”那样的理想之境中，这一点，与他为官作吏十多年的无奈现实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慨叹之间的距离， 何其相似。可以发问的是， 支撑他甘于躬耕田园二十余载的内在力量，究竟是什么？
世人皆知陶渊明喜爱菊花和酒。“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二十首》其七）这首诗， 似乎最好地表现了菊与酒在陶渊明心中的位置。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谈到陶渊明时说：“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 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忧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这样的自然态度，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地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作诗，叫做‘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 我觉得不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