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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明代大家徐渭以学界“徐渭”与民间“徐文长”的符号以完全不同的形象分两条渠道流传，学界“徐渭”天才超逸，于诗文书画戏剧各个方面均成就卓著;民间“徐文长”则是集智慧侠义风趣幽默乃至促狭下流于一身的“箭垛式人物”。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徐渭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及狂傲不羁的个性有极大关系，与同属浙中王门的王畿、季本的心学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关键词：徐渭 徐文长 割裂现象 浙中王门 关系
关于明代大家徐渭（字文长），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学界“徐渭”与民间人物“徐文长”以完全割裂的形象，在学界和民间分两条渠道流传。究其原因，与文长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及狂傲不羁的个性有极大关系，而文长的一切与同属浙中王门的王畿、季本的心学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一、割裂现象
在绍兴历史文化名人中，徐渭不是最有名的，但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个，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其奇绝的文学艺术成就，更因为作为文学艺术大家的“徐渭”与作为民间传说中的“徐文长”二者之间是割裂的，同样被人关注，两者却风马牛不相及。
在学界，人们对“徐渭”已达成共识，即徐渭的一切可归结为 “奇绝” 两个字。第一，身世奇绝。聪明绝伦却一生坎坷最后落得“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稿寝。”]第二，才能奇绝，徐渭工诗、工文、工书、工画、工曲，还擅长曲论，各个领域的建树无人能望其项背，许多大家都对其推崇备至，汤显祖“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郑板桥更愿为“青藤门下一走狗”;第三，思想奇绝，文长的兴趣爱好极其广泛，他学书学剑学古文学诗词歌赋，学道学仙学儒学军事学阴阳百家，尤其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他的思想奔放恣肆，引发并推动了明代进步思潮产生和发展。
在民间，知道“徐渭”的人不是很多，人们却普遍知道“徐文长”，因为听说过很多徐文长的故事。故事中的徐文长有许多版本，有好的，有坏的。好的说徐文长是个专打抱不平的人，聪明机智、抑强扶弱，是汉族的“阿凡提”;负面的故事则把徐文长描绘得刁钻奸滑、下流无耻，常常欺侮人。
对于“徐渭”与“徐文长”的认知的差异，笔者在绍兴市民中进行了两次调查，一次是问卷调查，一次是访谈调查。
问卷调查：分发调查统计问卷总计250份，收回234份。问卷调查对象分别是：绍兴市武术协会二十四站会员、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绍兴市高级中学高二学生、绍兴市袍江中学初二学生。调查结果显示，对“徐渭”与“徐文长”的感知，年长者比年轻人多近35%，本地人比外地人多67%，对“徐文长”的了解比对“徐渭”的了解多22%。
访谈调查：绍兴市博物馆广场随机采访与绍兴市前观巷青藤书屋周边居民访谈，访谈结果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对“徐渭”与“徐文长”的感知度有差异，知道后者的受访对象更多;二是对流传的徐文长故事中徐渭形象多有促狭低级趣味这一现象，一部分访谈对象客观陈述不加褒贬，一部分访谈对象则认为是徐文长因爱打抱不平而招来官府诋毁所至。其中相当一部分年龄较长者认为徐文长是汉族的“阿凡提”，之所以有那么多促狭下流的传说是因为他的仗义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招致的刻意歪曲。
二、徐文长故事的流变
最早为徐渭作传的陶望龄袁宏道的笔下，对徐渭的记录是比较严谨的。晚明到清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中完全依照了陶袁之说，其他如章重的《梦遇》、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二十三徐文长》、顾景星的《白茅草堂集卷四十三徐文长遗事》、傅维鳞的《明书徐渭传》、王鸿绪的《明史稿文苑三徐渭传》、张廷玉等的《明史徐渭传》等等，各有短长，已出现编者添加各种传闻的现象。如章重作《梦遇》中说：“方江陵当国时，欲以翰林待诏官先生。先生佯狂，往往卧臭堑中。作四声猿有所刺。先生厌毒煊赫如此。”据梁一成考证，章重之说为相当明显的错误。冯梦龙《情史卷十三徐文长》中也有了新的内容：“渭常出游杭州某寺，僧徒不礼焉，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一二辈，斩之辕门。”更繁衍出文长错杀妻子是因为错认妻子与一俊僧偷情的缘故。
学者作传尚且如此，民间流传的故事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民国时期，自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徐文长的故事起，大批徐文长的故事出现在各家报纸上，林兰等人把它们结集出版。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初，出版的徐文长故事有三四百篇之多，有林兰编《徐文长故事》《徐文长外集》、王枕石编《徐文长故事》、石在恩《徐文长趣事》、王芮《徐文长笑话》等。可惜的是这些故事集散失殆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绍兴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陆续公开发表，八、九十年代，徐文长故事结集出版。1974年，美国出版了霍华德·S·列维的译作《中国恶作剧的能手：有关徐文长（1521——1593）的故事》。
早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中徐文长的形象负面多于正面。如林兰所编徐文长故事，赵景深将它分为无事兴波、显弄巧计、喜作报复、代抱不平四个类型。林兰两次将编成的徐文长故事集送给鲁迅，鲁迅随手将它转送他人，从侧面反映出文长在故事中的形象大多不讨人喜欢，当时所编故事的流失也变成情理之中了。解放后文艺工作者对徐文长故事的搜集整理，经过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过程，作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的徐文长，其艺术成就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民间故事中的形象也因为编者的感情因素变得更符合民众尤其是绍兴民众的情感需求。
有学者根据这些故事对徐文长的形象展开讨论。鹿忆鹿认为：“徐文长故事中的小混混角色，没事与人耍耍小聪明，教训当权者，更多的内容是欺压比自己卑微的、势单力孤的小百姓，甚至占占可怜女人的便宜，以此沾沾自喜，这是小人物的劣根性。”把徐文长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刘守华对此提出讨论，认为在非遗的评审中需本着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的态度，涤荡“国民劣根性”之遗留。 胡适把黄帝、周公、包龙图等人称为“箭垛式的人物”。这种类型的人物如同小说中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徐文长即是这种“箭垛式人物”。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中，有大量尖酸刻薄促狭下流的故事，其中最不站不住脚的一则当属《弄父出屎》，故事中徐文长把泻药放入包子中骗父亲吃下，等父亲药性发作急着上茅房的时候，使计让别人挡住父亲，导致父亲拉屎入裆，他在一边拍手称快。对文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长父亲徐鏓在文长出生百日即已去世，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目了然。探讨文长的为人如果以民间传说为依据，学术研究恐怕很难做到“严谨”与“科学”。
然而，文长何以成了民间传说中集智慧侠义、风趣幽默及促狭下流于一身的那个“箭垛”了呢？
三、与浙中王门的关系
文长之所以成为“箭垛”，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长的行事为人。文长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引起了人们对文长个人生活的兴趣，离奇的遭际、狂傲的个性、对权贵的蔑视令普通人无法理解，人们于是津津乐道于文长的趣闻轶事，好事者甚至编排出许多故事安在文长头上，关于文长的民间故事大多系后人敷衍而成，但未必完全空穴来风，许多故事与徐渭的为人处事有丝缕关系。
探求其深层的原因，这就不能不谈到浙中阳明弟子季本与王畿了。
《徐渭集 畸谱》中载：“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渭始师事季先生。”“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季本正式收文长为徒，文长关于季本的书信诗文很多，如《奉师季先生书》、《奉赠师季先生序》、《师长沙公行状》等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学生对老师充满了仰慕与感恩，老师对学生有很深的怜惜与赏识。
王畿（字龙溪）是文长的表兄，王阳明高足弟子，《明儒学案》认为“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其学说在当时影响极大，文长以师视之，有《答龙溪师书》、《送王先生云迈全椒》、《次王先生偈四首》等诗书往来，《洗心亭》与《继溪篇》更表达了对王畿的崇敬之情。《明儒学案》中说：“……（先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谓先生笃于自信，不为形迹之防，包荒为大，无净秽之择，故世之议先生者不一而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长为人的影子。
根据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分法，王畿属“良知现成派”，主张“良知现成”、“直下承当”、“一了百当”，其后学又被人讥以“狂禅”;季本主张“龙惕”，强调修身功夫，与钱德洪等属心学正统，即“良知修正派”。文长从王畿与季本身上吸取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一方面是“君子终日乾乾”的自我约束，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另一方面是“满街皆圣人”的自我超拔，视所有陈规为无物，两相交战的结果造成了徐渭自己所称的“畸”：个性上，表现为时而狂傲不羁时而幽默风趣;艺术上以心学的“心即理”、“吾心即宇宙”作为哲学依据，情顺自然，随心率性，完全不受传统的束缚，开天辟地，看似天马行空，实则脚踏实地，虽“畸于人”，却“侔于天”。
文长是季本的学生，又视王畿为师，这两位同为阳明弟子的心学大家相左的学术主张使得文长在思想上经历了炼狱般的考验，正是他们造就了文长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正是他们造就了文长特立独行的个性，为后世各类故事提供了一个可以附着的“箭垛”。民间创作者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不吝对文长的故事添枝加叶，小百姓街谈巷议为了引人入胜，每每冠以徐文长的名号。久而久之，造成了“徐渭”与“徐文长”在不同的领域各领风骚的现象。
[注：本文系2016年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成果，编号135048]
（作者单位：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徐渭 徐文长 割裂现象 浙中王门 关系
关于明代大家徐渭（字文长），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学界“徐渭”与民间人物“徐文长”以完全割裂的形象，在学界和民间分两条渠道流传。究其原因，与文长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及狂傲不羁的个性有极大关系，而文长的一切与同属浙中王门的王畿、季本的心学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一、割裂现象
在绍兴历史文化名人中，徐渭不是最有名的，但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个，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其奇绝的文学艺术成就，更因为作为文学艺术大家的“徐渭”与作为民间传说中的“徐文长”二者之间是割裂的，同样被人关注，两者却风马牛不相及。
在学界，人们对“徐渭”已达成共识，即徐渭的一切可归结为 “奇绝” 两个字。第一，身世奇绝。聪明绝伦却一生坎坷最后落得“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稿寝。”]第二，才能奇绝，徐渭工诗、工文、工书、工画、工曲，还擅长曲论，各个领域的建树无人能望其项背，许多大家都对其推崇备至，汤显祖“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郑板桥更愿为“青藤门下一走狗”;第三，思想奇绝，文长的兴趣爱好极其广泛，他学书学剑学古文学诗词歌赋，学道学仙学儒学军事学阴阳百家，尤其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他的思想奔放恣肆，引发并推动了明代进步思潮产生和发展。
在民间，知道“徐渭”的人不是很多，人们却普遍知道“徐文长”，因为听说过很多徐文长的故事。故事中的徐文长有许多版本，有好的，有坏的。好的说徐文长是个专打抱不平的人，聪明机智、抑强扶弱，是汉族的“阿凡提”;负面的故事则把徐文长描绘得刁钻奸滑、下流无耻，常常欺侮人。
对于“徐渭”与“徐文长”的认知的差异，笔者在绍兴市民中进行了两次调查，一次是问卷调查，一次是访谈调查。
问卷调查：分发调查统计问卷总计250份，收回234份。问卷调查对象分别是：绍兴市武术协会二十四站会员、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绍兴市高级中学高二学生、绍兴市袍江中学初二学生。调查结果显示，对“徐渭”与“徐文长”的感知，年长者比年轻人多近35%，本地人比外地人多67%，对“徐文长”的了解比对“徐渭”的了解多22%。
访谈调查：绍兴市博物馆广场随机采访与绍兴市前观巷青藤书屋周边居民访谈，访谈结果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对“徐渭”与“徐文长”的感知度有差异，知道后者的受访对象更多;二是对流传的徐文长故事中徐渭形象多有促狭低级趣味这一现象，一部分访谈对象客观陈述不加褒贬，一部分访谈对象则认为是徐文长因爱打抱不平而招来官府诋毁所至。其中相当一部分年龄较长者认为徐文长是汉族的“阿凡提”，之所以有那么多促狭下流的传说是因为他的仗义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招致的刻意歪曲。
二、徐文长故事的流变
最早为徐渭作传的陶望龄袁宏道的笔下，对徐渭的记录是比较严谨的。晚明到清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徐记室渭》中完全依照了陶袁之说，其他如章重的《梦遇》、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二十三徐文长》、顾景星的《白茅草堂集卷四十三徐文长遗事》、傅维鳞的《明书徐渭传》、王鸿绪的《明史稿文苑三徐渭传》、张廷玉等的《明史徐渭传》等等，各有短长，已出现编者添加各种传闻的现象。如章重作《梦遇》中说：“方江陵当国时，欲以翰林待诏官先生。先生佯狂，往往卧臭堑中。作四声猿有所刺。先生厌毒煊赫如此。”据梁一成考证，章重之说为相当明显的错误。冯梦龙《情史卷十三徐文长》中也有了新的内容：“渭常出游杭州某寺，僧徒不礼焉，衔之，夜宿妓家，窃其睡鞋一只，袖之入幕。诡言于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复详，执其寺僧一二辈，斩之辕门。”更繁衍出文长错杀妻子是因为错认妻子与一俊僧偷情的缘故。
学者作传尚且如此，民间流传的故事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民国时期，自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徐文长的故事起，大批徐文长的故事出现在各家报纸上，林兰等人把它们结集出版。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初，出版的徐文长故事有三四百篇之多，有林兰编《徐文长故事》《徐文长外集》、王枕石编《徐文长故事》、石在恩《徐文长趣事》、王芮《徐文长笑话》等。可惜的是这些故事集散失殆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绍兴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陆续公开发表，八、九十年代，徐文长故事结集出版。1974年，美国出版了霍华德·S·列维的译作《中国恶作剧的能手：有关徐文长（1521——1593）的故事》。
早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中徐文长的形象负面多于正面。如林兰所编徐文长故事，赵景深将它分为无事兴波、显弄巧计、喜作报复、代抱不平四个类型。林兰两次将编成的徐文长故事集送给鲁迅，鲁迅随手将它转送他人，从侧面反映出文长在故事中的形象大多不讨人喜欢，当时所编故事的流失也变成情理之中了。解放后文艺工作者对徐文长故事的搜集整理，经过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过程，作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一的徐文长，其艺术成就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民间故事中的形象也因为编者的感情因素变得更符合民众尤其是绍兴民众的情感需求。
有学者根据这些故事对徐文长的形象展开讨论。鹿忆鹿认为：“徐文长故事中的小混混角色，没事与人耍耍小聪明，教训当权者，更多的内容是欺压比自己卑微的、势单力孤的小百姓，甚至占占可怜女人的便宜，以此沾沾自喜，这是小人物的劣根性。”把徐文长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提并论。刘守华对此提出讨论，认为在非遗的评审中需本着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的态度，涤荡“国民劣根性”之遗留。 胡适把黄帝、周公、包龙图等人称为“箭垛式的人物”。这种类型的人物如同小说中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徐文长即是这种“箭垛式人物”。民间流传的徐文长故事中，有大量尖酸刻薄促狭下流的故事，其中最不站不住脚的一则当属《弄父出屎》，故事中徐文长把泻药放入包子中骗父亲吃下，等父亲药性发作急着上茅房的时候，使计让别人挡住父亲，导致父亲拉屎入裆，他在一边拍手称快。对文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文长父亲徐鏓在文长出生百日即已去世，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目了然。探讨文长的为人如果以民间传说为依据，学术研究恐怕很难做到“严谨”与“科学”。
然而，文长何以成了民间传说中集智慧侠义、风趣幽默及促狭下流于一身的那个“箭垛”了呢？
三、与浙中王门的关系
文长之所以成为“箭垛”，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长的行事为人。文长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引起了人们对文长个人生活的兴趣，离奇的遭际、狂傲的个性、对权贵的蔑视令普通人无法理解，人们于是津津乐道于文长的趣闻轶事，好事者甚至编排出许多故事安在文长头上，关于文长的民间故事大多系后人敷衍而成，但未必完全空穴来风，许多故事与徐渭的为人处事有丝缕关系。
探求其深层的原因，这就不能不谈到浙中阳明弟子季本与王畿了。
《徐渭集 畸谱》中载：“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渭始师事季先生。”“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季本正式收文长为徒，文长关于季本的书信诗文很多，如《奉师季先生书》、《奉赠师季先生序》、《师长沙公行状》等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学生对老师充满了仰慕与感恩，老师对学生有很深的怜惜与赏识。
王畿（字龙溪）是文长的表兄，王阳明高足弟子，《明儒学案》认为“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其学说在当时影响极大，文长以师视之，有《答龙溪师书》、《送王先生云迈全椒》、《次王先生偈四首》等诗书往来，《洗心亭》与《继溪篇》更表达了对王畿的崇敬之情。《明儒学案》中说：“……（先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荆川谓先生笃于自信，不为形迹之防，包荒为大，无净秽之择，故世之议先生者不一而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长为人的影子。
根据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分法，王畿属“良知现成派”，主张“良知现成”、“直下承当”、“一了百当”，其后学又被人讥以“狂禅”;季本主张“龙惕”，强调修身功夫，与钱德洪等属心学正统，即“良知修正派”。文长从王畿与季本身上吸取了他们各自的观点，一方面是“君子终日乾乾”的自我约束，要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君子，另一方面是“满街皆圣人”的自我超拔，视所有陈规为无物，两相交战的结果造成了徐渭自己所称的“畸”：个性上，表现为时而狂傲不羁时而幽默风趣;艺术上以心学的“心即理”、“吾心即宇宙”作为哲学依据，情顺自然，随心率性，完全不受传统的束缚，开天辟地，看似天马行空，实则脚踏实地，虽“畸于人”，却“侔于天”。
文长是季本的学生，又视王畿为师，这两位同为阳明弟子的心学大家相左的学术主张使得文长在思想上经历了炼狱般的考验，正是他们造就了文长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正是他们造就了文长特立独行的个性，为后世各类故事提供了一个可以附着的“箭垛”。民间创作者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不吝对文长的故事添枝加叶，小百姓街谈巷议为了引人入胜，每每冠以徐文长的名号。久而久之，造成了“徐渭”与“徐文长”在不同的领域各领风骚的现象。
[注：本文系2016年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成果，编号135048]
（作者单位：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