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当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项目已成为国际合作的亮点之一,但这些投资项目也面临诸多政治风险的挑战.既有研究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分类及其生成逻辑分析有所不足.大国博弈、政党政治以及“央地”矛盾等三重政治博弈是影响东道国政府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三重政治博弈触发了东道国政府的利益和权力运行方式,政府和执政党会以“支持”“背叛”等态度表达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倾向,以期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获取执政合法性、追求或巩固执政地位以及扩大执政权力等目标.本文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计划和森林城市项目为案例,分析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项目已成为国际合作的亮点之一,但这些投资项目也面临诸多政治风险的挑战.既有研究对“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的分类及其生成逻辑分析有所不足.大国博弈、政党政治以及“央地”矛盾等三重政治博弈是影响东道国政府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三重政治博弈触发了东道国政府的利益和权力运行方式,政府和执政党会以“支持”“背叛”等态度表达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倾向,以期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获取执政合法性、追求或巩固执政地位以及扩大执政权力等目标.本文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计划和森林城市项目为案例,分析了多重政治博弈与“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 政治风险生成过程.本文的研究为研判“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的 政治风险提供了参考.
其他文献
废弃物法律概念是废物越境转移监管的基础与关键.通过“视差”方法审视废弃物具有多维性,以致废弃物法律概念在结合了废物管理现实利益衡平与博弈后变得更加复杂.现有规制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国际法律对废弃物概念采用了三种定义方式并涉及不同的概念要素,这关系到废物与非废物的判断,以及危险废物与非危险废物的区分.据此,基于中国生态利益立场,考虑到现有定义方式带来的规制困境,建议推动《巴塞尔公约》废物概念的变革,将其中“危险”要素的判定转为“风险”要素的管理,从而纳入对“非危险”废物的规制,化解技术和知识框架下对各国“处置和
战略自主是欧洲应对当今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变局的整体性战略构想.欧盟在其框架下发展出欧洲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数字主权等衍生概念,陆续推出大量战略、法律、规则和政策措施,重点在外交与安全、经济与贸易、数字与科技等三大行动领域出台一整套政策工具箱.借助这一构想,欧盟意图在工业产业、竞争、贸易、科技、外交、防务等领域解锁新的政策权限空间,整合相关资源,发展相关能力,进而影响全球规则的制订.与此同时,欧盟发展战略自主仍面临诸多现实阻力和内外干扰因素.欧洲战略自主的相关动向集中折射出欧盟对于经济依赖性、多边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系统观念始终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使用的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使科技在外交中的地位上升,科技外交受到各国重视.科技外交是科技与外交的结合,旨在促进科技发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欧盟在全球科技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二战以来欧盟科技外交的发展进程的考察,剖析欧盟科技外交的战略目标及手段,探讨欧盟科技外交的实践特色.研究发现,欧盟正在形成较为完整的科技外交战略,并已建立和实施诸多科技外交工具.中国是欧盟科技外交重要对象国之一,科技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但是随着中美科技竞争恶化、欧盟对华战略定位复杂化,双方在科技领域既合作又竞争的态势将更加明显.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学术界开始进一步反思学术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去殖民化与去西方中心化.作为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越南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实践为西方研究的学科去殖民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思路.本文将批判性地回顾西方越南研究的学术史,分析在东方学、区域研究框架下,国际权力格局、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越南研究的影响、视角偏差和伦理困境.本文认为,学科去殖民化的进程推动了西方越南研究模式的变革,从国家直接干预的区域研究转向为多元的跨学科交流平台,丰富了西方越南研究的议题、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质量.虽然意识形态对立和西方中心的社会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国家治理,各国执政当局以不同的政策应对疫情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然而,单一变量并不足以解释抗疫政策及其影响的国别差异.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死亡病例是决定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有多大动机利用紧急权力确保政治生存的核心要素,是决定抗疫政策严厉程度的必要条件.东南亚国家执政当局应对疫情的具体方式及其作用,则取决于精英分裂程度与政治体制合法性脆弱程度.然而,这两个变量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抗疫政策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制约.其中,政治体制竞争性较强的东南亚国家难以有效应对
法治背景下提升领导创新力无论从理论、实践维度还是从国际、国内维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法治背景下领导者创新力存在着不足:要创新的思维受限;敢创新的勇气不够;能创新的能力不足;可创新资金不充足;创新制度不完善.法治背景下全面提高领导创新力:改变思维惯性,学会“推陈出新”,唱出法治宣传新声音;力戒形式主义,学会“别出心裁”,寻求法律学习新方法;注重结合实际,学会“量体裁衣”,创新法治监督新模式;敢于发现问题,学会“独辟蹊径”,开展法治建设新举措;学会吐故纳新,警惕“喜新厌旧”,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浪潮下,欧盟较早提出碳中和目标并将绿色发展作为一项兼具政策制定、技术迭代、产业转型、社会变革、意识形态建设的“系统性工程”和打造“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欧盟绿色发展的分析发现,多年来欧盟强化法律和政策保障,树立绿色发展目标、设置市场规则、规制企业行为,提出一系列转型目标和发展规划,同时在国际气候政策中扮演着先锋作用;注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建立多样的研发机制,投入大量公共财政以实现绿色技术的更新迭代;塑造自给自足的绿色产业链体系,打通产业链各环节,逐步形成适用未来的绿色产业链体系;
近年来,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在东南亚社会与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东南亚人类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该领域的三大研究板块即东南亚华人研究、跨界民族研究和东南亚各国主体社会研究之间缺乏理论对话,导致学科碎片化而对东南亚的整体认知不足,学科知识积累和理论创新遇到瓶颈.本文在评述该领域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推进东南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从经验现象、方法和理论三个方面对东南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整合,并通过比较和理论对话形成对东南亚的整体认知,建立具有中国意识、区域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