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型企业，在外部需求下降和国内调控趋紧的情况下受到相当大的抑制。然而，与实体经济受影响相反的是，中国的国有股份制银行却在高息差、高收费的带动下实现高利润，被外界批评为“暴利”。
针对外界的种种疑问，《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杨澜近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
杨澜：马蔚华行长，2011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取得了历史性的增长。我想问你的是，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吗？
马蔚华：的确，中国这个银行业去年的利润增长幅度很高，但是这有必然性，也有偶然的因素。我认为，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先说说这种增长的必然性。首先，实现利润增长是因为实体经济的表现不错。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9.2%，虽然同比放缓了，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亮丽的。中国的银行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由于经济决定金融，经济决定银行，因此实体经济表现好，银行就会表现好，这是一个必然联系。
第二个原因是银行也利差大。中国现在利差确实是比较大，未来我们还要面临利率市场化的挑战，面临银行“脱媒”的挑战。但是利率市场化将会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差肯定不会一直这么高。
第三个原因是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银行纷纷上市，银行的经营管理有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说，去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是千分之九。西方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不良率应该是两位数以上，他们认为中国的银行业“技术上”已经破产。这么计算的话，假如中国银行的不良率提升几个点，那么去年一年的利润都会被抵消了。但是，正是因为中国银行在这些年经营得好，风险成本低，所以才给中国银行的盈利带来了贡献的空间。
而我们还要注意到去年银行利润高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个特殊性就是宏观调控期间稳健的货币政策。先后五次贷款加息，有时候可能贷款加息了而存款没有加息，这给银行从定价赢得了盈利的增长。但是，去年肯定是特殊情况，银行业不可能总是这样下去的。
杨澜：对，你强调的是一种银行的盈利方式，但这种盈利方式恰恰让老百姓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没有看到存款利率没有增加。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怨言的。
马蔚华：说到存款，其实很多存款，就是从银行的体系内流到银行体系外的金融市场上的，这就是所谓的“脱媒”，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银行的存款少了。而银行没有存款，它就不能放贷款了。可能银行的客户现在需要理财产品，但是银行没有贷款，而同时，银行的融资成本就上升了。因此，未来中国银行的利率市场化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银行的利差肯定要逐渐减少。在脱媒的过程中，银行在社会融资份额中的比例要减少，而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将越来越发达，这种理财方式既包括股权投资基金，也包括民间借贷，这样反过来会推动银行融资成本的上升。此外，中国还将面临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因为转型而要放缓，这一点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非常明确了。因此，从未来看，银行的高利差时代不会再一如既往了。
还有一点要实事求是地讲，就是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中国银行业的损失是很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银行业，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迅速地发展，不断地成熟，无论是质量和效益都是很好的。但同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我们还没有深入地涉足国际金融市场。比如，在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的银行就没有那么多的在从事衍生品交易，这就好比我们根本没有到海底游泳，我们就不可能淹死一样。虽然可能渡过危机，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管理非常成熟，或者说是抗风险能力很强。
杨澜：我们知道小微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增长当中有60%的贡献比例，但是在银行贷款的获益者中，它们只占了20%左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马蔚华：小微企业确实面临一个融资难的问题。这不仅是在中国，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说融资难是全球性的难症呢？就是因为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一般来说都不像大企业那样，信息透明、管理规范。我们为大型企业审贷，它有评级公司的评级，又能出具资产负债表，还要对外很多披露的东西。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它的规模可能小到几个人，它没有钱去做这些事，因此小微企业的风险相对比大企业要大。而银行就要把这些风险弄明白，这样一来自己的成本又上升了。如果风险防范不好，银行就可能把成本搭进去。因此在为小微企业贷款问题上，绝大多数银行都面临着调整自己借贷结构的问题。不是说所有的银行都能把小微企业借贷的问题做好的，关键要看银行的成本问题怎么解决，风险怎么防控。
实际上，我们银行在2004年就开始重視小微企业了。当时，中国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是向大企业批发业务，我们过去也曾经是“傍大款”的，后来转变了观念，因为我们发现，大企业有时需要资金量很大，但是银行没有资金，而大企业不需要资金的时候，银行又承受不了。在资金宽松的时候，大企业一般比较强势，要求银行利率下浮，这一点发生在资本趋紧的时候，银行就会很被动。因此，我们从那个时期开始就逐步转型，开始支持零售，支持小微企业。三年前，我们就在银监会的批准下，在苏州建立了小企业信贷中心。我们的做法是在一定风险容忍度下，把小企业的共性总结出来，确定几个风险的量化指标，对每个企业打分。根据分数，我们就可以批量化、工厂化、专业化地向小微企业放贷，这样既可以防范风险，又降低了银行的成本问题。这个小额信贷中心，也得到了监管当局的肯定，我们也准备今年把它复制到全国范围。我们银行对风险的管理和风险的评估能力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因此现在对于小微企业的业务也没有大的风险，成本也降得下来。
杨澜：今年“两会”期间，关于民间借贷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呼声也十分强烈。作为一个商业银行的主管，你怎么看待民间借贷的这种发展趋势。
马蔚华：我一向认为民间借贷现在发展很快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金融市场上，光是银行的渠道确实过于单一。有时候，小微企业需求的信息并不那么容易把握得及时准确，银行业不总能满足小微企业“很急、很少、很快”的要求。但是，民间借贷就能和小微企业融合在一起，因为它们可能同在一个村、一个镇、一个街道，知根知底，就比银行更方便一些。我认为，对于民间借贷，首先应该去规范它，使其合法，让其更阳光。
针对外界的种种疑问，《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杨澜近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
杨澜：马蔚华行长，2011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取得了历史性的增长。我想问你的是，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吗？
马蔚华：的确，中国这个银行业去年的利润增长幅度很高，但是这有必然性，也有偶然的因素。我认为，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先说说这种增长的必然性。首先，实现利润增长是因为实体经济的表现不错。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9.2%，虽然同比放缓了，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很亮丽的。中国的银行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由于经济决定金融，经济决定银行，因此实体经济表现好，银行就会表现好，这是一个必然联系。
第二个原因是银行也利差大。中国现在利差确实是比较大，未来我们还要面临利率市场化的挑战，面临银行“脱媒”的挑战。但是利率市场化将会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差肯定不会一直这么高。
第三个原因是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银行纷纷上市，银行的经营管理有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说，去年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是千分之九。西方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不良率应该是两位数以上，他们认为中国的银行业“技术上”已经破产。这么计算的话，假如中国银行的不良率提升几个点，那么去年一年的利润都会被抵消了。但是，正是因为中国银行在这些年经营得好，风险成本低，所以才给中国银行的盈利带来了贡献的空间。
而我们还要注意到去年银行利润高的特殊性。我觉得这个特殊性就是宏观调控期间稳健的货币政策。先后五次贷款加息，有时候可能贷款加息了而存款没有加息，这给银行从定价赢得了盈利的增长。但是，去年肯定是特殊情况，银行业不可能总是这样下去的。
杨澜：对，你强调的是一种银行的盈利方式，但这种盈利方式恰恰让老百姓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没有看到存款利率没有增加。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怨言的。
马蔚华：说到存款，其实很多存款，就是从银行的体系内流到银行体系外的金融市场上的，这就是所谓的“脱媒”，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银行的存款少了。而银行没有存款，它就不能放贷款了。可能银行的客户现在需要理财产品，但是银行没有贷款，而同时，银行的融资成本就上升了。因此，未来中国银行的利率市场化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银行的利差肯定要逐渐减少。在脱媒的过程中，银行在社会融资份额中的比例要减少，而银行之外的金融市场将越来越发达，这种理财方式既包括股权投资基金，也包括民间借贷，这样反过来会推动银行融资成本的上升。此外，中国还将面临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因为转型而要放缓，这一点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非常明确了。因此，从未来看，银行的高利差时代不会再一如既往了。
还有一点要实事求是地讲，就是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中国银行业的损失是很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这一方面说明中国银行业，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迅速地发展，不断地成熟，无论是质量和效益都是很好的。但同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我们还没有深入地涉足国际金融市场。比如，在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的银行就没有那么多的在从事衍生品交易，这就好比我们根本没有到海底游泳，我们就不可能淹死一样。虽然可能渡过危机，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管理非常成熟，或者说是抗风险能力很强。
杨澜：我们知道小微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增长当中有60%的贡献比例，但是在银行贷款的获益者中，它们只占了20%左右。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马蔚华：小微企业确实面临一个融资难的问题。这不仅是在中国，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的问题。为什么说融资难是全球性的难症呢？就是因为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一般来说都不像大企业那样，信息透明、管理规范。我们为大型企业审贷，它有评级公司的评级，又能出具资产负债表，还要对外很多披露的东西。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它的规模可能小到几个人，它没有钱去做这些事，因此小微企业的风险相对比大企业要大。而银行就要把这些风险弄明白，这样一来自己的成本又上升了。如果风险防范不好，银行就可能把成本搭进去。因此在为小微企业贷款问题上，绝大多数银行都面临着调整自己借贷结构的问题。不是说所有的银行都能把小微企业借贷的问题做好的，关键要看银行的成本问题怎么解决，风险怎么防控。
实际上，我们银行在2004年就开始重視小微企业了。当时，中国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是向大企业批发业务，我们过去也曾经是“傍大款”的，后来转变了观念，因为我们发现，大企业有时需要资金量很大，但是银行没有资金，而大企业不需要资金的时候，银行又承受不了。在资金宽松的时候，大企业一般比较强势，要求银行利率下浮，这一点发生在资本趋紧的时候，银行就会很被动。因此，我们从那个时期开始就逐步转型，开始支持零售，支持小微企业。三年前，我们就在银监会的批准下，在苏州建立了小企业信贷中心。我们的做法是在一定风险容忍度下，把小企业的共性总结出来，确定几个风险的量化指标，对每个企业打分。根据分数，我们就可以批量化、工厂化、专业化地向小微企业放贷，这样既可以防范风险，又降低了银行的成本问题。这个小额信贷中心，也得到了监管当局的肯定，我们也准备今年把它复制到全国范围。我们银行对风险的管理和风险的评估能力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因此现在对于小微企业的业务也没有大的风险，成本也降得下来。
杨澜：今年“两会”期间，关于民间借贷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呼声也十分强烈。作为一个商业银行的主管，你怎么看待民间借贷的这种发展趋势。
马蔚华：我一向认为民间借贷现在发展很快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金融市场上，光是银行的渠道确实过于单一。有时候，小微企业需求的信息并不那么容易把握得及时准确，银行业不总能满足小微企业“很急、很少、很快”的要求。但是，民间借贷就能和小微企业融合在一起，因为它们可能同在一个村、一个镇、一个街道，知根知底，就比银行更方便一些。我认为，对于民间借贷，首先应该去规范它，使其合法，让其更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