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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指责的经济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对其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比如美国和欧盟;二是出于政治目的,跟风附和,比如日本;三是基于国际博弈,想转移视线,巴西、印度等是主要代表。
自2002年日本人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至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人民币汇率问题面临的主要压力是来自美国以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世界上在复苏进程中遭遇困难的不同经济体开始“集体式”地对人民币汇率提出质疑。
美国:强势施压
作为一直以来的主要施压方,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人为“操纵”严重低估,损害了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利益,是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和失业高企的重大原因,人民币低估是中国政府对其出口部门的“补贴”。
美国认为人民币必须继续升值25%～40%。美国政策界指出,人民币兑美元仍然存在“根本性”的低估,美国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贸易逆差无法明显改善,为此人民币需要大幅升值。
美国对人民币施压持续升级,众议院通过惩罚性议案是对人民币施压的极致表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人民币施压呈现“一边倒”格局,并迅速升级。实业部门、国会议员和美国政府基本处在一个“战壕”,轮番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9日高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被认定为低估,美国政府有权力对来自该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发起该议案的议员认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被低估25%～40%。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斗争已从口诛笔伐升级为法律武器。
欧洲:高调附和
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后,直至金融危机之前,欧盟对人民币低估的质疑相对温和。一般只有原则性的表态,而没有实际行动。
金融危机后,欧盟经济复苏更为困顿,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变得更为直接、高调。由于中国对欧盟中长期存在贸易顺差,这成为人民币兑欧元低估的根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肆虐后的2009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仍高达1280亿欧元,欧盟认为人民币兑欧元汇率是低估的,人民币需要提高弹性,“不仅对美元升值,还要对欧元升值”。2010年10月,欧盟“三驾马车”领导人在会晤中国总理温家宝后高调指责,“人民币的弱势威胁到了欧洲经济复苏”。
欧盟施压人民币汇率一般是采取跟随美国的策略。一般来说,欧盟对人民币问题和对华贸易问题的处理相对温和,较少单独提出质疑,往往是跟随美国对人民币和贸易问题高调附和、施压。金融危机后,态度较为强硬。
欧盟内部有少数派认为人民币不应过快升值。欧盟内部对人民币汇率和中欧贸易发展的观点更为广泛多样,尽管形成对人民币相对一致的低估论,但仍有部分官员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欧洲议会议员德瑞克、伊莲娜等就认为,欧盟不应该跟随美国对人民币施压。
日本:底气不足
日本是人民币低估论的始作俑者。2002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OECD会议期间就提出议题,要求施压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日本财务省次官黑田东彦等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由于人民币低估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要么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要么让人民币大幅升值。
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基本是跟随美国和欧洲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品头论足。2010年年初,日本财务省支持七国集团向中国传递“集体性”信息,即要求人民币升值。即便是认同中国需要更多时间和空间的“日元先生”榊原英资(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也认为,人民币中长期是要升值的,未来5～10年可能升值1倍。
不同的是,日本对人民币升值的评论都是广义上的,没有针对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问题。2009年中国替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顺差高达1.7万亿日元,从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视角出发,人民币对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压力。日本更多是跟随美国和欧洲的言论。
近期,日本对人民币低估的指责变得底气不足。近来,日元兑美元创下15年来之新高,已经严重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政府决定干预外汇市场,阻止日元大幅升值。这一举动被美欧认为是单边的保护主义,但美国对日本的行为基本保持沉默,只有部分议员认为“中国不是唯一采取掠夺性汇率政策的国家”,道出对日本的不满。日元长期走高迫使日本政府言不由衷、底气不足。10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针对G20议题设置仅提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弹性,而避免谈及币值重估。
新兴经济体:转变风向
2005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再平衡成为全球热议的重大问题。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性观点是,作为失衡的两方,美国需要提高储蓄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则需要提高消费率,同时辅以汇率调整、贸易促进等手段,促使全球经济再平衡。当时,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认同此观点。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受到极大的波及,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等大幅下挫。新兴经济体集体质疑以美元信用本位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认为美国利用中心国家地位进行战略贬值、无限制地发行货币,是流动性泛滥、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的重大根源,对美国和美元进行集体性讨伐。
然而,贸易和复苏分化导致新兴经济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立场改变。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全球占比随即提升,新兴经济体对美元的集体谴责开始部分转向人民币。2010年4月,巴西和印度一致认为人民币需要升值。印度央行表示,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其中“汇率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巴西财长则指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如果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格局发生一定变化,中国的贸易份额相对提升是其他新兴经济体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噱头,那么,尽最大可能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缓解本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则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主旨。2009年底以来,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出现不同程度的升值,特别是近期升值趋势不断加速,2010年7月至10月底,南非、土耳其、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兑美元分别升值约9.7%、9.7%、8.7%、5.8%、2.5%和2%。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已经干预汇市,南非在10月29日宣布将适时直接干预汇市,防止本币继续大幅升值。
中国:不同的应对方法
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指责的经济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对其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比如美国和欧盟;二是出于政治目的,跟风附和,比如日本;三是基于国际博弈,想转移视线,巴西、印度等是主要代表。从质疑的成因看,只有美国和欧盟具有长期施压的可能性,其论据相对“充分”。
美欧一直坚持:人民币升值将促进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这是基于国际收支失衡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国际收支失衡是多方面造成的,比如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主要有:储蓄投资缺口(高储蓄)、出口导向(外贸外资超国民待遇、汇率的可能低估等)、国际分工(加工贸易主导)以及贸易保护(发达国家限制对华出口)等。僅靠汇率调整无法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日本的经验表明,日元大幅升值仍然无法消除日美贸易顺差;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1%,中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具有结构性,是资源禀赋和国际分工的结果,汇率对于改善失衡可能仅是辅助性的。中国应该邀请更多的美国、欧洲官员来华访问,了解中国经济结构及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致力于医疗、教育、保障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消费水平,降低储蓄率,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日本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日本对人民币升值主要是采取跟随策略,从日本祭出人民币低估论至今,“输出通货紧缩”等论调都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日本强势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实际上是日本自取其辱。中国应该坚决反对日本的此类不负责任的言论。
新兴经济体突然转向开始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主要出于自身货币升值的压力。作为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重要参与方,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必要性远远大于竞争性。印度、巴西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并干预外汇市场,初现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端倪,中国应该及时予以指正。新兴经济体应该避免单边行动和相互施压,应该加强货币合作的协调与行动,抵制美联储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和美元的无序贬值,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性,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
自2002年日本人提出人民币汇率低估论,至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人民币汇率问题面临的主要压力是来自美国以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世界上在复苏进程中遭遇困难的不同经济体开始“集体式”地对人民币汇率提出质疑。
美国:强势施压
作为一直以来的主要施压方,美国主流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人为“操纵”严重低估,损害了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利益,是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和失业高企的重大原因,人民币低估是中国政府对其出口部门的“补贴”。
美国认为人民币必须继续升值25%～40%。美国政策界指出,人民币兑美元仍然存在“根本性”的低估,美国在全球的竞争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贸易逆差无法明显改善,为此人民币需要大幅升值。
美国对人民币施压持续升级,众议院通过惩罚性议案是对人民币施压的极致表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人民币施压呈现“一边倒”格局,并迅速升级。实业部门、国会议员和美国政府基本处在一个“战壕”,轮番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9日高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被认定为低估,美国政府有权力对来自该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发起该议案的议员认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被低估25%～40%。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斗争已从口诛笔伐升级为法律武器。
欧洲:高调附和
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后,直至金融危机之前,欧盟对人民币低估的质疑相对温和。一般只有原则性的表态,而没有实际行动。
金融危机后,欧盟经济复苏更为困顿,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变得更为直接、高调。由于中国对欧盟中长期存在贸易顺差,这成为人民币兑欧元低估的根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肆虐后的2009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仍高达1280亿欧元,欧盟认为人民币兑欧元汇率是低估的,人民币需要提高弹性,“不仅对美元升值,还要对欧元升值”。2010年10月,欧盟“三驾马车”领导人在会晤中国总理温家宝后高调指责,“人民币的弱势威胁到了欧洲经济复苏”。
欧盟施压人民币汇率一般是采取跟随美国的策略。一般来说,欧盟对人民币问题和对华贸易问题的处理相对温和,较少单独提出质疑,往往是跟随美国对人民币和贸易问题高调附和、施压。金融危机后,态度较为强硬。
欧盟内部有少数派认为人民币不应过快升值。欧盟内部对人民币汇率和中欧贸易发展的观点更为广泛多样,尽管形成对人民币相对一致的低估论,但仍有部分官员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欧洲议会议员德瑞克、伊莲娜等就认为,欧盟不应该跟随美国对人民币施压。
日本:底气不足
日本是人民币低估论的始作俑者。2002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OECD会议期间就提出议题,要求施压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日本财务省次官黑田东彦等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由于人民币低估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要么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要么让人民币大幅升值。
金融危机之前,日本基本是跟随美国和欧洲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品头论足。2010年年初,日本财务省支持七国集团向中国传递“集体性”信息,即要求人民币升值。即便是认同中国需要更多时间和空间的“日元先生”榊原英资(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也认为,人民币中长期是要升值的,未来5～10年可能升值1倍。
不同的是,日本对人民币升值的评论都是广义上的,没有针对人民币兑日元的汇率问题。2009年中国替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顺差高达1.7万亿日元,从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视角出发,人民币对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压力。日本更多是跟随美国和欧洲的言论。
近期,日本对人民币低估的指责变得底气不足。近来,日元兑美元创下15年来之新高,已经严重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政府决定干预外汇市场,阻止日元大幅升值。这一举动被美欧认为是单边的保护主义,但美国对日本的行为基本保持沉默,只有部分议员认为“中国不是唯一采取掠夺性汇率政策的国家”,道出对日本的不满。日元长期走高迫使日本政府言不由衷、底气不足。10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针对G20议题设置仅提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弹性,而避免谈及币值重估。
新兴经济体:转变风向
2005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再平衡成为全球热议的重大问题。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性观点是,作为失衡的两方,美国需要提高储蓄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则需要提高消费率,同时辅以汇率调整、贸易促进等手段,促使全球经济再平衡。当时,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认同此观点。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受到极大的波及,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等大幅下挫。新兴经济体集体质疑以美元信用本位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认为美国利用中心国家地位进行战略贬值、无限制地发行货币,是流动性泛滥、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的重大根源,对美国和美元进行集体性讨伐。
然而,贸易和复苏分化导致新兴经济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立场改变。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全球占比随即提升,新兴经济体对美元的集体谴责开始部分转向人民币。2010年4月,巴西和印度一致认为人民币需要升值。印度央行表示,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其中“汇率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巴西财长则指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如果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格局发生一定变化,中国的贸易份额相对提升是其他新兴经济体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噱头,那么,尽最大可能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缓解本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则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主旨。2009年底以来,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出现不同程度的升值,特别是近期升值趋势不断加速,2010年7月至10月底,南非、土耳其、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兑美元分别升值约9.7%、9.7%、8.7%、5.8%、2.5%和2%。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已经干预汇市,南非在10月29日宣布将适时直接干预汇市,防止本币继续大幅升值。
中国:不同的应对方法
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指责的经济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国对其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比如美国和欧盟;二是出于政治目的,跟风附和,比如日本;三是基于国际博弈,想转移视线,巴西、印度等是主要代表。从质疑的成因看,只有美国和欧盟具有长期施压的可能性,其论据相对“充分”。
美欧一直坚持:人民币升值将促进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这是基于国际收支失衡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国际收支失衡是多方面造成的,比如中国贸易顺差的原因主要有:储蓄投资缺口(高储蓄)、出口导向(外贸外资超国民待遇、汇率的可能低估等)、国际分工(加工贸易主导)以及贸易保护(发达国家限制对华出口)等。僅靠汇率调整无法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日本的经验表明,日元大幅升值仍然无法消除日美贸易顺差;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1%,中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具有结构性,是资源禀赋和国际分工的结果,汇率对于改善失衡可能仅是辅助性的。中国应该邀请更多的美国、欧洲官员来华访问,了解中国经济结构及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致力于医疗、教育、保障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消费水平,降低储蓄率,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
日本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日本对人民币升值主要是采取跟随策略,从日本祭出人民币低估论至今,“输出通货紧缩”等论调都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日本强势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实际上是日本自取其辱。中国应该坚决反对日本的此类不负责任的言论。
新兴经济体突然转向开始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主要出于自身货币升值的压力。作为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重要参与方,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必要性远远大于竞争性。印度、巴西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并干预外汇市场,初现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端倪,中国应该及时予以指正。新兴经济体应该避免单边行动和相互施压,应该加强货币合作的协调与行动,抵制美联储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和美元的无序贬值,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性,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