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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赵辛楣如是评价方鸿渐。 然而，评价的对象岂止方鸿渐。赵辛楣的一句话，似乎是对中国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素描”：表面上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若禁住他的嘴或拿走他面前的纸笔，他立刻就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或许这种说法有些绝对，但随着钱锺书揭开知识分子那块叫作“文凭”的遮羞布，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真实的面孔，看见虚伪、卑鄙、愚顽的丑态和精神层面的见多识浅。只是这遮羞布太过华丽，其光彩掩盖了他们人性上的弱点和污点。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可粗略分为三类：一为官僚政治型。如赵辛楣，仕而不优则学，是典型的“政客做教授，教授为官僚”。二为懦弱迂腐型。如方鸿渐，在人生的关卡上拖泥带水，举着“克莱登大学”的假冒博士文凭谈道义讲良心，但又好高骛远、愤世嫉俗，披着西洋的皮却揣着封建的里。三为工计诱骗型。如李梅亭，戴着眼镜拎着皮箱像个大学问家，实则是偷偷摸摸缩在墙角啃红薯之流。
如果说一部《围城》写尽了对知识分子的讽刺，那么翻开历史典籍，“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类的感喟俯拾即是。知识分子如鸡肋般为人所不齿，究其根源，我认为是制造知识分子的机器——科举制。 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曾在历史上“闪耀”了千百年。但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的初衷并不是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官吏，这就使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知识分子附上了功利铜臭的隐性基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诱惑，使九州大地一切有机会读书识字的男人，把人生的成败荣辱都押在一张试卷上，哪怕悬梁刺股、皓首穷经，也要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把青春年华沉浸在浩繁的卷帙之中。 年复一年的埋头苦读，换来了一张又一张金榜，但光鲜的乌纱帽却盖不住如断崖瀑布般飞流直下的国民性。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对功名仕途趋之若鹜，创设科举的原始动机慢慢变形，死读书、读死书的愚勤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信条。被异化的科举逐渐软化了知识分子的筋骨，应有的家国两望、苍生何从的卓荦大志，都在庙堂前摧眉折腰，在“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狭隘中变质，甚至腐烂。对此，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說：“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天下兴亡，书生怎能无责？那十万进士中不知有多少范进，以金榜题名为信仰，以官场名利为皈依，扰于小事而失去大志。即使有几个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在为家国大事浅吟低唱，却仍无法改变知识分子群体鸡肋般的价值。 时过境迁，今天的知识分子又该何去何从？当“高分低能”的现象屡见不鲜之时，当老教授们高呼“救救清华北大学子们”之时，知识分子又被贴上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标签——不仅是“食之无味”，甚至是“食之有害”。在时代的洪流中，知识分子的处境显得尴尬而无奈。 那么，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能不被历史给“鸡肋化”？不能像将军士兵那样血战沙场，不能像梁山好汉那样拔剑行侠，不能像政客官吏那样游刃官场，知识分子就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吗？ 是的，但又不全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每每读到张载的横渠四句，我总对儒者那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敬佩不已。历史的洪流滚滚东逝，但荡涤着文化理想的清流却绵延不绝：孔子坐着“咿咿呀呀”的木车周游列国，在大地上镌刻下比《论语》更为厚重的诗行；朱熹甘于留在岳麓书院的一隅讲学辩论，把自己的生命铭刻在一片山水之间；当华北已容不下一张书桌时，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等走向有深山大河为屏障的僻远城乡，保存学术的薪火；还有众多不知名的“流浪者”走向蛮荒之地，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在贫瘠的土地上抚以文化的温热……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许没有纸笔，没有书桌，但他们对文化有着虔诚的信仰。与千年的精神脉络相守，让蔽惑无明之人重新回归率性诚明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他们不同寻常的地方。他们虽经历百般困苦，却表现出强劲的文化韧性，愿意用生命去传递精神的火种，守卫心灵的净土，灌注人格的力量，传承文化的血脉。文化的力量，在他们手中变得韧如蒲苇，坚如磐石。只不过，他们孕育的文化种子，很多时候只能在历史风尘被揭开后，才能开出最明艳的花朵。
是的，你还是可以说，知识分子如鸡肋，食之无味；但我要说，只有甘于用生命做一个鸡肋的知识分子，才能食之味长。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可粗略分为三类：一为官僚政治型。如赵辛楣，仕而不优则学，是典型的“政客做教授，教授为官僚”。二为懦弱迂腐型。如方鸿渐，在人生的关卡上拖泥带水，举着“克莱登大学”的假冒博士文凭谈道义讲良心，但又好高骛远、愤世嫉俗，披着西洋的皮却揣着封建的里。三为工计诱骗型。如李梅亭，戴着眼镜拎着皮箱像个大学问家，实则是偷偷摸摸缩在墙角啃红薯之流。
如果说一部《围城》写尽了对知识分子的讽刺，那么翻开历史典籍，“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类的感喟俯拾即是。知识分子如鸡肋般为人所不齿，究其根源，我认为是制造知识分子的机器——科举制。 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曾在历史上“闪耀”了千百年。但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的初衷并不是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官吏，这就使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知识分子附上了功利铜臭的隐性基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诱惑，使九州大地一切有机会读书识字的男人，把人生的成败荣辱都押在一张试卷上，哪怕悬梁刺股、皓首穷经，也要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把青春年华沉浸在浩繁的卷帙之中。 年复一年的埋头苦读，换来了一张又一张金榜，但光鲜的乌纱帽却盖不住如断崖瀑布般飞流直下的国民性。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对功名仕途趋之若鹜，创设科举的原始动机慢慢变形，死读书、读死书的愚勤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信条。被异化的科举逐渐软化了知识分子的筋骨，应有的家国两望、苍生何从的卓荦大志，都在庙堂前摧眉折腰，在“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狭隘中变质，甚至腐烂。对此，顾炎武曾痛心疾首地說：“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天下兴亡，书生怎能无责？那十万进士中不知有多少范进，以金榜题名为信仰，以官场名利为皈依，扰于小事而失去大志。即使有几个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在为家国大事浅吟低唱，却仍无法改变知识分子群体鸡肋般的价值。 时过境迁，今天的知识分子又该何去何从？当“高分低能”的现象屡见不鲜之时，当老教授们高呼“救救清华北大学子们”之时，知识分子又被贴上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标签——不仅是“食之无味”，甚至是“食之有害”。在时代的洪流中，知识分子的处境显得尴尬而无奈。 那么，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能不被历史给“鸡肋化”？不能像将军士兵那样血战沙场，不能像梁山好汉那样拔剑行侠，不能像政客官吏那样游刃官场，知识分子就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吗？ 是的，但又不全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每每读到张载的横渠四句，我总对儒者那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敬佩不已。历史的洪流滚滚东逝，但荡涤着文化理想的清流却绵延不绝：孔子坐着“咿咿呀呀”的木车周游列国，在大地上镌刻下比《论语》更为厚重的诗行；朱熹甘于留在岳麓书院的一隅讲学辩论，把自己的生命铭刻在一片山水之间；当华北已容不下一张书桌时，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等走向有深山大河为屏障的僻远城乡，保存学术的薪火；还有众多不知名的“流浪者”走向蛮荒之地，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在贫瘠的土地上抚以文化的温热……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许没有纸笔，没有书桌，但他们对文化有着虔诚的信仰。与千年的精神脉络相守，让蔽惑无明之人重新回归率性诚明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他们不同寻常的地方。他们虽经历百般困苦，却表现出强劲的文化韧性，愿意用生命去传递精神的火种，守卫心灵的净土，灌注人格的力量，传承文化的血脉。文化的力量，在他们手中变得韧如蒲苇，坚如磐石。只不过，他们孕育的文化种子，很多时候只能在历史风尘被揭开后，才能开出最明艳的花朵。
是的，你还是可以说，知识分子如鸡肋，食之无味；但我要说，只有甘于用生命做一个鸡肋的知识分子，才能食之味长。